基于协调度模型评价中国最低工资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

刘镒铖 王甜

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最低工资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通过协调检验观察2000年与2015年的最低工资水平并进行了对比，罗列分析后根据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与最低工资的水平协调度發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加以验证。利用对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结论，证明了最低工资水平偏高或者偏低都会对区域以及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保持最低工资水平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是各个国家较为重要的劳动政策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在促进最低工资水平合理化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最低工资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处于协调这一因素，这也是影响最低工资水平合理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协调度  最低工资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

一、理论综述与文献回顾

关于最低工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近期代表文章有张运峰等 （2015）认为在中国的大环境下由于地区差异大，虽然目前都实行低工资制度，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并不相同，需要考虑这种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张倩倩（2013）的观点中证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维护基本劳动者的权益，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进展。郭凤鸣等（2013）在文章中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性别差异。

二、最低工资政策与区域最低工资水平

中国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在1993年开始出台，但是当时只是暂行政策，各个地区真正实行时间有在1994年也有在之后，而真正让最低工资制度全国标准化是在2004年，这年出台了《最低工资规定》，因此可以看出在2004年后最低工资的资料数据较为齐全。

由图1可以看出，最低月工资标准的增长趋势比平均工资水平要低很多，从两者比值的趋势来看是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原因下降后又有所回升的情况，但是可以发现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2007年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重在30%以上，到2010年开始一直下降到稳定并在28%左右浮动，这样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水平与居民收入的水平差距在不断缩小。而且看平均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情况不难发现，每年都有一定的增长，但由于2000-2009年最低工资增长与平均工资相比较为缓慢，因此差距较为明显，虽然2009年后差距依旧较大，但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直到稳定在28%的差距。

由图2可以看出，2000年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居全国首位，而到2015年上海市依旧最高，西藏自治区增幅居全国倒数第二位。再观察2000年与2015年的最低工资比较情况可以发现，山西省、广东省最低工资水平有了7倍以上增幅;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江苏省、湖南省、贵州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有了6倍以上增幅;河北省、陕西省、安徽省、四川省、山东省、河南省、吉林省、天津市、甘肃省、云南省、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有5倍以上增幅;浙江省、青海省、上海市、北京市、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宁省有4倍以上增幅;海南省、黑龙江省有3倍以上增幅，西藏自治区增幅这15年里最低只有2倍以上增幅。综合来看，这15年里，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都有了一定的增加，山西省虽然2015年最低工资不是排名靠前的省份，但是由于在2000年最低工资很低，排全国底数第二位，因此在增幅上显得格外的高。

由图3可以看出，比较2000年与2015年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比重的收入差距可以发现，海南省的差距缩小最多有30%以上;之后是西藏自治区、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缩小了20%以上;重庆市、辽宁省、安徽省缩小了10%以上;四川省、福建省、陕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吉林省、甘肃省、山东省、上海市、青海省、天津市缩小了5%以上;云南省、河北省、湖北省缩小了1%以上;同时还有增加收入差距的广东省增加了10%以上，而广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在全国31个地区排在前几位。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省的经济虽然发达，但贫富差距非常大，同时社会保障做得也不到位，没有跟上地区经济的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是由政府部门根据社会的各种情况制定的，而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不同。本文整理了2016年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人均GDP作为比较（见图4）。

由图4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标准与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趋势基本上一致，只有福建省、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地区发展趋势不同，福建省、青海省最低工资标准偏低，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最低工资标准偏高。从地区划分的视角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最低工资的标准都处于全国较高的水平，像青海省、甘肃省、湖南省等中西部地区则处于较低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还是遵循着最低工资标准的制订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的规律。

截至到2016年12月份，近期修改中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都存在一定的调整。可以看出2016年天津GDP为31个地区中最高，甘肃省最低，而从最低工资来看则是上海市最高，天津市第二，青海省最低。而天津市虽然没有达到最高最低工资，但是依旧处于比较高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水平与地区人均GDP比较，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有着较为良好相关度，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处于较低的水平。

随着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各地区最低工资规定都有所变化，2015年，中国有14个省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内蒙古自治区与山东省变化较大分别为1500元、1600元;内蒙古自治区提升300元，山东省提升了100元。2013年3月1日，山东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最高档达到1500元，较去年提高120元，在全国处于第5位，山东全省三档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比例约10%。2011年，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蒋斌在未来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提高辽宁地区职工的工资水平，逐步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未来五年间辽宁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左右。”综合而言，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次数与时间都与各地区经济情况有关，因此都存在差异。

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因素有很多，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其中之一。从全国来看，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一年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2015年全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上年增長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2016年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农村人均纯收入12363元，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2.72倍，比上年缩小0.01。随着人口增长，大学生毕业人数也随之增加，2016的大学生毕业人数是765万人，比上一年增长了16万人，再加上大概765万人的中职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那样会有超过1500万人的就业群体，因此就业压力很大。

随着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转移，城镇化率也随之提高。2016年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减少137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随之城镇人口增多，住房压力也随之而来，2016年，全国商品房成交均价7546元/平方米，比2015年增长10.6%，房价涨幅创近7年新高。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2016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稳步增长。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7569 元，比上年增长 8.9%，增速比上年回落 1.2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6.7%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2833 元，比上年增长 8.2%，增速比上年回落 0.6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6.0% 。由于产业转型、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等一系列因素，信息传输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位居首位，超过了金融业等热门行业。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以上的一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三、实证分析

（一）协调度模型

（二）数据选取

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使得区域间的最低工资存在差异，而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不同，所有区域间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否能跟上区域的发展水平？为了研究最低工资水平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本文将基于最新可获得的数据，对2000年和2015年的最低工资变化与区域经济水平变化作为研究数据，使用协调度模型进行评价分析。协调度模型是为了研究最低工资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关系，分别以两点进行研究：第一是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第二是工资水平。由于工资水平是消费，因此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需要提出的变量有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其中因为教育水平严重影响工资的水平，而且对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劳动者有很大的助力，因此加入了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也就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数量。因为中国国情问题，消费者对商品房的购买具有一定的购买量，而商品房的销售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也被选入变量之中。在工资水平方面，本文选取了最低工资标准、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城镇的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并将因子分析法演变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模型，并且通过分类将协调度所处于的区间分别分为六类：分别是一类协调，二类基本协调，三类弱协调，四类欠协调，五类不协调，六类失调。通过这样的分类来观察地区工资系数与区域经济系数的协调度，从而判断区域间的最低工资与经济的是否协调发展。

经济与最低工资水平的研究内容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畴。在协调度的研究中，陈志和薛敬华（2007）与徐春祥和韩召龙（2015）的两篇文章进行了详细的协调度的论证，在具备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用于强调经济与最低工资的相互作用特征。因此本文指标体系包括两部分：一是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二是工资水平。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工资水平是利用消费带动经济的模式，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需要提出的变量有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它们代表着其地区的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直接决定了其发展的规模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而工资水平指标中加入了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也就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数量。因为中国国情问题，消费者对商品房的购买具有一定的购买量，商品房的销售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规模在现在的中国国情下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也被选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之中。

在工资水平方面，本文选取了最低工资标准、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人均GDP以及就业人数代表着所有劳动力的数量、城镇的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详见表2。

（三）分析结果

在研究目标上，首先检验了2000年的地区工资系数与区域经济系数的协调度，见表3：

根据2000年地区工资系数与区域经济系数的协调度的结果来看，仅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这些沿海发达省份及直辖市具备一类的良好协调度，其中辽宁具备三类协调，而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南、四川具备五类协调度，其余省份均为出现了不协调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2015年的地区工资系数与区域经济系数的协调度。详见表4：

根据2015年地区工资系数与区域经济系数的协调度的结果来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及直辖市具备一类的良好协调度，其中湖北具备三类协调程度，而河北、河南、湖南、四川具备五类协调度，其余省份均出现了不协调表现。

其中对比2000年的地区工资系数与区域经济系数的协调度的结果来看，2015年，辽宁省从三类协调度变为了一类，湖北省也从五类上调为三类，湖南从六类上升为五类。可见，15年中，中国重视地区工资水平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取得了渐进式的成果。可以看出这15年间，其协调程度大致变化不大，而等级划分只出现了一三五六级的等级，此外地区协调度等级上升也遵循着六升五、五升三、三升一的规律，可见其地区工资水平没有跟上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

四、结论

本文针对区域间的最低工资与经济的是否协调发展进行研究，通过对2000年与2015年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最低工资、区域经济相关的影响变量得出协调度计量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比2000年与2015年的各地区最低工资与经济发展变化来看，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与辽宁省的最低工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都有较高的提高，最低工资也有很大的提升。

第二，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最低工资与区域发展协调上，中西部地区要低于东部地区，然而从2000年到2015年来看，虽然区域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最低工资的水平还需要提高;使得最低工资与区域经济发展得到协调。

最低工资水平偏高或者偏低都会对区域以及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保持最低工资水平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是各个国家较为重要的劳动政策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在促进最低工资水平合理化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最低工资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处于协调这一因素，这也是影响最低工资水平合理化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中国在这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最低工资的制度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保持最低工资处于合理的增长水平，才能使最低工资水平与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凯，顾昕（2016）.中国最低工资水平比较研究.《现代经济探讨》.第8期.第10-14页.

[2]陈雅琳，梁新潮（2016）.中国区域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匹配性的实证研究——基于30个省区的空间面板数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2期，第41-47.

[3]叶林祥，李实，杨灿（2016）.中国最低工资相对水平估计.《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第99-128页.

[4]賀文华（2015）.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湖南14市的面板数据.山东工商学院学报.第29卷.第6期.第96-102页.

[5]张运峰，白先春，叶林祥，凌迎兵（2015）.区域视角下的最低工资增长效应：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第32卷.第2期.第14-16页.

[6]付文林（2014）.最低工资、调整成本与收入分配效应的结构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第85-95页.

[7]马双，张劼，朱喜（2012）.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经济研究》.第5期.第132-146页.

[8]张倩倩，李恩平（2013）.最低工资标准的现状分析与区域比较.《研究探讨》.第7期.第10-14页.

[9]郭凤鸣，张世伟（2013）.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分析途径.第35期.第42-56页.

[10]宁光杰（2011）.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调整依据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6-34页.

[11]徐春祥，韩召龙（2015）.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辽宁省为例.《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1期.第64-69页.

[12]陈志，薛敬华（2007）.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9卷.第3期.第207-311页.

[13]王洋，修春亮（2011）.1990-2008 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地理科学进展》.第30卷.第8期.第1037-1046页.

[14]Cunningham，Wendy V. Minimum wages and social policy：less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7.

[15]Daniel Aaronson and Eric French（2003）.Product Market Evidence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第3期.第1-35页.

[16]Daniel Aaronson，Sumit Agarwal，and Eric French（2009）.The Spending and Debt Response to Minimum Wage Hikes.第23期.第1-38页.

（作者单位：山东交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