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农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思考

李显颜

摘 要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更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本文以D县突出的外流盗窃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索新形势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 乡村治理 “三治”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

1回顾：D县外流盗窃犯罪情况梳理

1.1 D县外流盗窃情况简介

D县外流盗窃犯罪始于2009年，2011年到2015年，是D县外流盗窃犯罪的集中爆发期，也是影响最大、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时期。据公安部通报的数据，自2011年起，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向D县公安机关要求核查外流盗窃人员基本情况的数据是：2011年1260条，2012年2050条，2013年1850条，2014年1725条，2015年1760条;各地公安机关抓获D县籍外流盗窃人员录入平台的人数是：2011年840人，2012年1366人，2013年1233人，2014年1150人，2015年1173人。截止2018年10月，全县外流盗窃犯罪前科人员累计逾5000人。在被抓获的1788名外流盗窃人员中，涉及全县25个乡镇场、街道办事处。其中100人以上的乡镇4个，最多的一个镇有586人，占总体外流盗窃人员的32.77%。

1.2 D县外流盗窃主要特征

D县外流盗窃犯罪形成的时间较长，在犯罪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性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一是团伙性。外流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是以团伙作案为主要方式，结伙方式有的是几个“两怀”妇女组合在一起，有的是“两怀”妇女再带几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有的还有一名或多名男子负责开车、外围接应等。团伙成员一般是同村、同乡人和亲戚朋友。

二是职业性。据了解，从事外流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有盗窃前科，他们从常规的盗窃违法犯罪行为中不断总结规避人们注意力、逃避法律责任的“经验”，逐渐演变成了以“两怀”妇女和未成年人为作案主体的犯罪团伙。他们外出作案的目的清楚，准备充分，分工明确，甚至作案前还有“培训”和“演练”，是典型的职业犯罪。

三是流窜性。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自驾一辆汽车，车子开到哪里就在哪里作案;有的以暂住地为中心，犯罪嫌疑人乘坐公交车或地铁到大商场作案;有的由同伴开一辆两轮摩托车接送，到沿街门店“逛街”，盗窃作案得手之后，立即转移另一地方。

四是犯罪主体特殊性。该类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怀孕或怀抱婴儿的哺乳期妇女，或者是16周岁以下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一旦案发，因主体特殊，按照法律规定不适用刑事拘留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导致“抓得起关不起”。

2反思：D县外流盗窃犯罪社会成因

2.1区域落差——外流人员价值观念异化

据D县2016年统计资料，全县外出务工人员约3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42%，占农村青壮年人口的91%。在外出务工人员中，一部分人价值观念出现偏差异化，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为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念歪了“发财经”。但在随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不再靠传统手艺吃饭，为谋求暴富，走上了歧途，利用熟悉全国各地行情的优势，先是贩卖使用假币、贩卖毒品，当贩假贩毒代价高昂时，继而而寻找法律的空子，从事擦邊球式的违法犯罪活动。

2.2自治失语——外流人员管控力度弱化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一是农村基层自治能力趋于弱化。随着城镇化和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的从上级政府到村委会、再到村民的垂直乡村治理体制关系被打破，生活资源高度集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局面不复存在，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基层组织有责无权，导致农村大量的社会事务处于管理的真空地带。二是村民自治制度作用发挥不够。村民会议地位没得到充分落实。在实践中，由于村民民主意识缺乏、有民主参与能力的村民大量外出务工等原因，村民会议制度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导致民主决策嬗变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基层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信誉度降低，自治能力进一步弱化。三是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失控。随着国家“放管服”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基层组织对农村村民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弱化，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人身依赖程度越来越低，特别是村民外出，已取消了所有门槛，一切外出行为均不需要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也没有向基层组织报告报备的要求，村级组织对村民的行为活动根本无法掌控，即使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村级组织也不一定知情。

2.3村风不古——传统道德失落作用不再

当前农村价值观念出现荒漠化倾向，导致村风不古，农村道德问题突出。一是精神空虚。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文化生活却难以满足，特别是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民俗文化衰落，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娱活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逐步消失，黄、赌、毒则像瘟疫一样蔓延，侵蚀着灵魂。二是道德失范。社会正义感淡化，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价值取向不当，念歪了“白猫黑猫，抓往老鼠就是好猫”的经，传统伦理道德失落，导致坑蒙拐骗、掺杂使假、强买强卖、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劫、吸毒贩毒、贩假用假等大行其道。三是村风滑坡。勤劳、善良、互助、节俭等良好村风不见，比房子大、比车子贵、比祖坟好等的攀比习气蔓延扩大，争名夺利、以邻为壑，为鸡毛蒜皮之事聚众斗殴等不一而足。

2.4法治缺位——外流盗窃犯罪遏制不力

正如我国改革开放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三大差别”一样，法治建设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和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一是农村法治专门工作力量薄弱。从D县农村最大的S镇来看，该镇法治工作队伍由派出所9名民警、司法所1名司法员组成，但辖有44个行政村，7万多户籍人口，平均每名法治工作人员负责7000余人，法治工作人员占比严重偏低。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法治意识淡薄。根据D县人民法院2014年至2017年的20起村级组织涉法涉诉案件来看，村级组织作为原告的只有1件，19件均为被告，大部分村级组织负责人没有法治意识，仍停留在过去的行政思维里。其中X镇大盘村、S镇铁乐湾村因拒不出庭被法院缺席判决承担本无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是农村群众法治观念淡薄。笔者对D县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0个村100名村民进行抽样调查，收回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发生矛盾纠纷后，选择忍让、采取暴力手段私力救济的比例高达75%，而选择行政、司法等公力救济（即通过法律）的仅有18%。

3探索：D县外流盗窃犯罪对“三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基于对D县实行“三治”融合重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

3.1“三治”融合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法治、德治”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强调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以及“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为“三治”融合作出了顶层设计。

3.2大力提升基层组织自治能力这一核心

自治能力是自治的核心。一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基础。要依法构建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四议两公开”制度、监督制度、问责制度等，选好基层组织带头人，规范村务管理运行，强化村务监督，严格问责机制，确保自治组织依法依规运行。二要理顺村支两委管理体制。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责任与权限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造成了村两委职能不清、责任不明的“两张皮”现象，必须确立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规范村委会的执行职能，构建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村支两委体系，提高自治能力。三要大力提升基层干部素质。“村子富不富，要看党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必须加强村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服务意识，提升“双带”能力，增强履职能力，以实力实效取信于民。

3.3強化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保障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以法治作保障。一要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要抓住乡镇干部这个“牛鼻子”，大力加强乡镇街道干部法治能力培养，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养成依法行政习惯，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法治氛围。二要强化基层组织法治化建设。要通过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式明确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及职责，规范农村基层组织权力运行，解决村两委的权力运行不透明不规范，村民的知情权得到不保障，干群关系紧张的突出矛盾，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三要构建矛盾纠纷依法化解机制。要转变以行政强制力化解矛盾观念，构建法治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立调解、司法、仲裁等法治资源参与化解乡村矛盾机制，深化法律援助进镇村活动，参与纠纷化解，维护群众权益。

3.4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夯实德治基础

德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德治融入，能为乡村自治和法治赢得情感支持，提升治理效果。一要弘扬优秀传统美德，挖掘整理本村本土优秀村风、家风和德高望重者资源，以众所周知的事实教育村民，让村民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中实现心灵净化。二要注重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乡村道德建设的灵魂，融入村规民约，约束、规范村民的行为，引领村风建设，逐步形成既具有地域传统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村风内容。三要建立新时代乡贤文化，将传统乡贤元素融于新时期建设，充分发挥乡村“五老”、名人贤人等的引领作用，利用乡贤文化中爱国爱乡、敬业精业、崇德向善的道德力量，涵养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形成向善向上的良好乡风。

4结语

自治、 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一体两翼，并行不悖，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三治”融合，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机整体。只有以法治保障自治，以德治支撑自治;在自治中体现法治，信守德治;用德治促进法治;在法治中体现德治，最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参考文献

[1]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 郑晓华，沈旗峰.德治、法治与自治：基于社会建设的地方治理创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04）.

[4] 费孝通.乡土重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2-63+155 -156.

[5] 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研究，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