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文/韩震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哲学”是个外来词，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的阶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已经逐渐了解了西方哲学体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这期间中西思想交流是平等和相互的。后来，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状态，交流变得极不平等。由于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积极贡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冷战和西方世界的敌视态度，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地位。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冷战”，新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对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而新中国政治上对苏联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思想文化上也就必然受其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出，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这就成为当时中国开展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圭臬。

这一思维方式与现实政治斗争简单化的做法相互作用，使当时中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都出现了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趋势。整体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时常被提到。但是，这种研究仍然不是对二者的本体性研究，而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出发。

1949年之后最初几年，尽管西方哲学研究不属于重点研究和热点研究领域，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并未完全中断。从1956到1966年的10年是哲学界踏踏实实进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原来的规划。

总之，从反思的角度看，1978年之前我们对西方哲学尽管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翻译研究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总体上犯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简单对立；二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社会进步力量简单对应，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落后反动势力简单对应，不能理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对立起来；四是把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对立与社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简单联系起来，因而对历史上的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采取了过度否定的态度。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

纵向来看，我们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西方哲学；横向来看，我们更加无法理性地审视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研究和翻译活动几乎完全停顿下来，我们的社会也处于难以进行理智对话和独立思考的历史时期。

以学习态度研究西方哲学的阶段（1978—2012）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无愕然地发现：不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哲学思想处于极为贫瘠的状态，而哲学研究方法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改革开放初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

对于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要批判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狭隘立场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对哲学基本问题、范畴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可借鉴的成果。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芜湖会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那么“太原会议”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类似起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很难有严格界限，其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也许是相互交叉的，但是从不同阶段的学术倾向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差异。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的哲学”研究的兴起。与西方哲学学术界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思想震惊或思想震荡的时期。广大学者既不知所措又如饥似渴地想要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也有某些思想僵化的人，对西方哲学思想潮水般涌入表现出种种抗拒。但是，从趋势上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不断地扩展和深入的。

正像改革开放是对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的反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很快就凸显了对其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主题的关注。随后，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学转向逐渐升温，渐次扩展到存在主义、意志主义、尼采哲学、生命哲学，还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整体上被人学、人的主体性哲学和价值哲学主导。实际上，中国的哲学脉动在当时是与西方哲学讨论和演进的节奏错位的。在那个时期，欧美世界已经开始反思哲学人本主义的问题和局限性了。可与此同时，人本主义、主体性、人的价值却在中国大地成为最为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教材和学科建设的完善。青年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很高，由此有关西方哲学的课程及教材建设就成为首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和研究逐步进入正轨，许多西方哲学包括现当代哲学的教材陆续出版。

对西方哲学学习研究的热度推动了学科点建设，不仅许多学校凭借传统培养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后来许多学校也逐渐建设了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

随着西方哲学潮水般涌入，西方思想给曾经单调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感，当然，西方的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与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是从“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却又陷入到“洋教条”之中。 因此，官方和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者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些批评和抑制的行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热情也无法扑灭，研究范围和深度也呈现为逐渐放开的过程，并广泛波及社会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讨论甚至渗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对西方哲学的关注，显然不仅是对我们自身哲学理论贫瘠的反应，而且也来自对我们本身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思考。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必须深入了解欧美哲学思考和理论发展的进程，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层次上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2000年前后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呈现专门化、细致化。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队伍的逐渐扩大，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自然形成分工态势。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从英、美、德、法逐渐向其他国家扩展。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分析哲学和德法大陆哲学。此外，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方面的干扰，学者们开始更多从学术角度去看待西方哲学。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西方哲学各研究方向以及西方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交互性。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大大扩展了中国人民的思想眼界和理论视野。在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互动中，中国的哲学思辨力和理解力都有了显著提升，而且也推动了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限于经由苏联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对突破日丹诺夫对哲学的教条主义定义，扩大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随后，中国哲学界也陆续把众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纳入研究视域。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

这一阶段西方哲学研究呈现整体性、多元性、同步性特点。在这个时期，学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有了人力资源的广泛性，而且研究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基本上可以对西方哲学的发展给予同步反映。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开始进行系统化整合；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过去的社会性热捧逐渐转变为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自身的学科性存在要求。

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系统性的设想下展开的。这不仅表现在老一辈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系统翻译，而且表现在学界试图对西方哲学史给予整体性把握的尝试上。

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的系统性展开，也反映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方面。在20世纪，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度很高，但都有随着社会关注和个人兴趣而铺开的特点，同时也受出版社和出版资金限制。进入21世纪之后，对西方大哲学家的系统性翻译出版逐渐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范围。

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越来越富有成效。20世纪90年代后期，赵敦华的《西方哲学史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被国内大学广为采用。张志伟的《西方哲学智慧》传播很广，赵林等人也编有颇有影响的教材。韩震主编的《西方哲学概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被评为教育部2007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师范大学还由韩震牵头编写了《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英文版)》《西方经典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其他学校也编写了许多类似教材，这些教材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整合而言，难免出现断裂的问题，教材质量也良莠不齐。因此，根据中央有关单位安排，赵敦华和韩震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此外，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同步性、自信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尽管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有我们自己视角和特色，但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广度到深度，都越来越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界的同步性。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的特殊研究领域，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显得神秘且被神化。反观西方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中国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相比。

伴随着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加深，中国学界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越来越多的哲学工作者逐渐从对西方哲学的解读转向学术性的分析和批判性研究；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研究转向结合中国哲学问题进行融通性的研究；三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结合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

以自信的态度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阶段（2012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中文译为外文的著作数量不断攀升。

中国的时代性变化引起了许多新的效应。一方面，中国哲学界越来越从仰视西方的心态转变为比较理性的平视性态度；另一方面，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学术界开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关注中国了，也有某些人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焦虑，展开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歪曲式理解。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某些势力对我们的围堵，就放弃对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们应该把西方某些势力的言论与西方哲学的学术理论分开。在西方哲学理论的发展中，仍然有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时代性智慧。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以兼收并蓄的态度，以中国当代哲学知识视野的宽度和理论观念的深度，促进世界文明和思想精华在思想碰撞和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相互补充的一面，越来越自信地对待自己与他者。

进入新时代，中国学者无论从视野和方法上都已经更加自信，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就展现出了某些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已经变成更加冷静的学术性审视，与西方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具有相互平视的特点。我们不再把西方哲学视为“洋教条”，而是我们哲学研究的必要参考性资源。我们希望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当然，中国学者仍然且应当对西方哲学保持强烈研究兴趣，继续进行必要的系统性翻译和研究工作。

第二，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同步追踪的特点，欧美哲学思潮的变化很快就会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回声，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西方同行认可。

第三，中国西方哲学研究队伍和机构已经非常壮大。一是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二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中心。

第四，许多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国外哲学的学术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西方哲学毕竟是另外一种文化时空中思维方式的产物，因而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从根基上或元层次上就有差异。我们应该跳出某些藩篱，按照更高、更普遍的因而也更加包容的哲学思维研究西方哲学，这样才能让西方哲学讲汉语，并且成为我们思考的学术资源。

另外，目前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也出现某种消退趋向。这表现在西方哲学研究的热度下降。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哲学的“狂热”，这也许是学术研究应该有的理智状态。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西方哲学的资源进行持续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机制产生于西方，而且还在于欧美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力量。不仅如此，中国还在自主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将实现的时刻，中国的学术创新必须融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外国特别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的西方哲学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