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国家间实施高技术贸易限制的理论解释

（一）国家间实施高技术贸易限制的理论来源

1.国际经济学理论对高技术贸易限制来源的阐释。许多学者通过理论模型系统解释了技术发达国防止创新技术对外扩散、实施技术出口限制的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克鲁格曼（2001）利用北南贸易模型解释为什么要防止技术扩散的理论，以及布瑞兹斯和克鲁格曼等（1993）提出的解释后发技术国家赶超优势的“蛙跳模型”。

2.国际关系理论对高技术贸易限制来源的阐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从国际政治视角解释美国对中国实施高技术贸易限制的理论根源。由于在一国的对外政策决策中，国家利益通常是决策方关注的最重要问题，因此，更多学者倾向从国家相对获益和绝对获益的理论视角，阐释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经济对抗、军事限制等的原因。

（二）关于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研究的理论评述

国内外学者重点从本轮贸易摩擦的成因、趋势、影响及应对策略上进行了初步研究：第一，重点探讨了本轮贸易摩擦的成因及美国的利益诉求；第二，有限预测了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可能发展态势；第三，初步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综合2017—2018年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国内外最新研究，可以发现三点。第一，现有研究并未对贸易摩擦中的美方直接利益诉求和本质利益诉求进行明确分类和梳理，从而使中国的策略选择难以有针对性。第二，虽然部分学者认识到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针对高技术领域，但并没有深入研究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特征；同时，更多已有研究集中在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问题，忽略了美国对中国实施进口限制和投资管制的原因和利益诉求问题研究。第三，忽略了对中国应对失去美国高技术市场的对策进行研究。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限制之“谜”

中美高技术贸易摩擦之“谜”包含两层含义：第一，21世纪初以来，作为技术后发国家的中国对作为世界主要创新方的美国，反而是高技术的净出口方，呈现贸易顺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比较优势的高技术贸易结构之“谜”？第二，为什么美国不继续采用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反而对中国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其对自身参与同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市场竞争没有信心吗？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美国全面限制自中国的高技术进口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正式提出对10类高技术（信息通讯技术、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高铁设备、医疗器械和农机装备等）加征关税。而这10类产品与《中国制造2025》中重点支持的10大高技术产业领域相比，除了后者中提出的电力装备产品之外，有9类产品高度重合。因此，2018年新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美国对自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实施的进口限制。

（二）信息技术是美国进口限制的核心高技术

美国将技术创新的重心和资源集中在其他高技术领域，如在柔性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产品、生命科学等高技术上集中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质资本，使美国在大部分高技术产品上对中国呈现贸易顺差。而其对中国的高技术贸易逆差仅集中在 4 类产品。其中，中国对美国的信息与通讯技术贸易顺差占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高达112%。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信息与通讯技术是美国对中国实施进口限制的高技术之一，由于其贸易差额数值较大，对其实施进口限制会大幅度减少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贸易逆差。

（三）美国并非仅对其有比较劣势的高技术实施进口限制

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限制并不仅局限于美国对中国呈贸易逆差和比较劣势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在包括航空航天设备、生物医药等在内的高技术双边贸易上，美国对中国拥有比较优势且对中国呈现贸易顺差。然而，这些领域的高技术也成为美国限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对象。这说明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的目标并不仅是减少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其针对中国要实现的政策目标相对更为复杂。

（四）美国高度限制来自中国的高技术投资

在将传统的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手段调整为重点进行对华高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美国还十分注重防止中国通过对美国的FDI降低美国实施对华高技术进口限制的政策效用。如美国一直通过滥用“国家安全审查”政策，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跨境并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全面高技术交易限制，已成为美国对中国高技术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焦点之一。

美国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直接利益诉求

（一）主动和应急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

经过两年多的顶层机制设计，《中国制造2025》在2017年开始进入实际实施阶段，而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也从2017年起表现出对《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和批评，美国“301条款”的调查明确提出，中国政府就是要通过《中国制造2025》，利用国外技术实现自主创新，在全球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利用高技术进口限制表达对中国的政策不满，限制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就成为美国对该规划正式实施后的应急政策反应。

（二）满足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诉求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使中美两国的经济国力差距快速缩小。与此同时，在中国主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对非洲、中东欧地区实施积极外交政策的影响下，质疑美国以往政府对华“接触”战略的声音日益增多，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主要政治精英阶层、权威智库及主要利益集团在对中国的战略层面上达成空前一致，基本认同对中国的战略导向应该从传统的“接触”战略为主向“竞争”战略适当转变。制衡中国因此成为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主要目标，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无疑是美国制衡中国相对有效、实际收益更大及最能表达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不满的手段之一。

（三）有效减少日益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

通过限制自中国的信息通讯高技术进口，可以有效提升中国信息通讯技术在美国的市场价格，减少其对美出口，实现美国特朗普政府减少对中国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的主要战略目标，重新恢复美国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在全球的垄断和技术创新影响力，并维护美国在高技术贸易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最终减缓中国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技术提升水平。

美国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本质利益诉求

（一）守成大国“目标性”限制新兴大国崛起的需要

2007年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下，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和主要影响力有所削弱，中国则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下，对外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方和贸易中心，并随之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保持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成为美国政策关注的重点。美国对中国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就是为了通过让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失去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遏制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升速度，维持美国在全球高技术贸易领域的中心地位，最终避免中国从现有的全球出口中心真正升级为所有经济领域的中心。

（二）提前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实际获益

如果在现有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存在的前提下，中国通过提升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升级，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和现有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中美两国间的互补性贸易模式转型升级为双方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性贸易模式，那么将极大地降低美国在技术创新环节的实际获益水平。因此，美国特朗普政府及其战略层认为需要提前“采取强而有力的主动防御”，通过对中国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减缓中国高技术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水平的赶超速度，降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的可能性，最终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现有高获益水平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未来领导地位。

（三）最终实现美国自身利益的长期增加

美国需要实现两大本土利益。第一，促成制造业回归，增加实际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17年竞选上任之初，就主观地认为中国通过不公平竞争形成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尤其在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上，大批加工装配和核心制造环节外移，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和大量劳动力失业，因此美国才以调查巨额贸易逆差为名，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利用“301”和“232”条款，对中国单边加征关税。第二，避免美国未来失去在服务业和美资在华跨国公司上的实际收益。美国在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的背景下依然积极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原因之一是其在对中国出现货物贸易逆差损失的同时，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了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收益，以及获得美资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然而，一旦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其不仅将减少对美国高技术知识产权转让费的支付，而且会减少对美资加工装配类高技术制造业的引入，减少美国在华外资企业的实际利润。因此，美国才会积极发起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以保护美国在上述两方面的本土实际利益。

中国如何有效反制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

（一）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进行针对性政策扶持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会对中国部分特定行业，尤其是对美国正在实施进口限制的10类高技术行业产生直接利益冲击，因此，中国应主动通过针对性的减税和其他财政支持政策，对10类高技术行业和相关制造业进行重点扶持。为了进一步促进受损的高技术行业发展和利益补偿，中国还可以采取两点具体策略：其一，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的国内市场，以弥补美国市场份额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其二，重点将具有对美比较优势的信息通讯行业，通过对东亚、中亚等相对落后地区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加工装配生产环节的对外转移，从而将中国对美信息通讯技术贸易顺差转变为其他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对美国的信息通讯技术贸易顺差。

（二）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降低对美国的高技术市场依赖

2018年美国发起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是绕开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争端解决机制的单边贸易制裁行为，与欧盟的理念存在冲突。同时，中欧双方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气候谈判、中欧自由贸易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上，已经有了一定前期合作基础，中国完全可以深化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尤其是扩大与德、法、意等欧盟核心国家的高技术贸易规模，以欧盟市场有效降低中国对美国高技术市场的出口依赖性。因此，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可以成为短期内降低中国对美市场依赖的相对最可靠的政策手段。

（三）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性贸易反制

中国需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进口产品的特点，针对性地进行三方面反制：其一，选择美国服务业进行重点进口反制，尤其是重点对美国的旅游业和运输业进行进口限制；其二，选择中国对美进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农业和飞机制造业等进行进口限制；其三，选择中国对美有较强竞争能力和进口规模偏大的行业进行重点贸易反制。让这些行业受损程度相比其他行业更严重，最终使美国政府谨慎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

（四）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

中国完全可以借助美、欧、日等各方在华受损企业的力量，一方面利用美资在华企业在美国的政治代理人——利益集团——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另一方面利用日、欧等国的企业影响其政府，再由其政府与美国政府谈判或向其游说。在当前中美贸易争端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中国尚可以暂时保留这一手段。但中国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可以提前做好准备，进行对美国利益集团受损情况的前期调研，以备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后能迅速实施这一中期策略，使其充分发挥制约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实施的效用。

（五）重视技术限制的传导效应，做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准备

中国除了要在贸易领域进行对美目标性反制外，还需制订好预防未来金融风险的长期政策，管理好国内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市场，防止出现金融泡沫及因某一领域（如高技术股票市场领域）的潜在局部风险爆发而引致的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从而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范围尽可能地限制在贸易领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

（六）防止美国与经济盟友联合，预防技术领域的多边“针对性”制裁

2018年，加拿大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帮助美国将中国华为公司的CFO兼创始人之女孟晚舟扣押。这次事件表面上与中国高技术贸易无关，但其实质很可能是美国希望通过加拿大打击华为公司，进而影响中国对外高技术战略。中国需要防范孟晚舟事件的升级，防止美国以其为借口破坏中美贸易摩擦谈判进程。其一，中国政府应在孟晚舟事件尚未定性前，主动加强与各国政府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引导企业加强与北美、欧盟和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市场联系，尽可能避免美国与其盟友因华为问题而联合；其二，作为相对弱势方，中国需适当收缩对外技术投资；其三，积极引导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参与全球行业技术标准的制订，避免其被排除在全球统一的高技术标准体系之外。

结论性评述

2017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是一次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是在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背景下，美国为了限制中国新的高技术产业战略实施、国内高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实质提升，及预防中美两国在未来高技术领域的可能竞争，而实施的一次贸易限制行为。其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涉及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是一种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行为，在实现打压中国经济崛起和维护美国的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霸主地位的目标驱动下，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很难如部分学者预期那样，最终以协商合作的形式结束。只要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可能影响美国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就很难真正结束，中国需要提前做好政策预判，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相比美国仍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全面反制和对抗美国，需要选择具体领域，开展“聪明式”的针对性经济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