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效视阈下早期教育扶贫现状研究
——基于A省的调查

■陈子枭 谭 娟/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一、《规划》对于早期教育扶贫的意义

儿童贫困作为世界性难题一直阻碍国家的发展步伐， 2014年我国发布《规划》指出，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工作上，做到全力保障贫困地区儿童生存和发展权益，通过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力量为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成长的提供全程关怀和全面保障。儿童贫困作为我国扶贫攻坚战的重点和难点，需要以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原则探求解决方法。教育学家蒙台梭利认为婴幼儿发展具有一定的敏感期，抓住这段发展和学习的敏感期后对于儿童今后的学习教育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反之，错过了这段时间纵使投入再多时间和资源其效果也是微乎其微。［1］婴幼儿时期作为人的一生中大脑成长发育最迅速的阶段，在这一“敏感期”内开始接触世界、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并逐渐形成独一无二的情感心理与思维模式，抓住这一“敏感期”对改善发展受限的贫困地区儿童生存环境就尤为重要。

二、A省《规划》早期教育现状

（一）政策项目数量众多，针对性强

医疗方面，地方医疗卫生机构为0—3岁儿童提供免费的基本检查保健医疗项目。乡镇医院卫生所对儿童的体检增加心肺听诊、智力发育筛查等检查，同时免费提供基本疫苗、窝沟封闭等服务。幼儿园方面从2011年起至2019连续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对基础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重点改进， 鼓励条件允许的幼儿园和支教点，为0-3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早期保教指导帮助，至2015年A省已有早教试点幼儿园64所。

（二）政府宣传到位，加强关注早期教育

随着经济的发展，早期教育走入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近年来A省对于早期教育的关注逐年递增，从2016年渭南地方代表提出的《0-3岁婴幼儿早教机构管理的建议》到2018年A省妇女联合会提出的《关于规范0-3岁早期教育行业的建议》等都关注着早期教育对于儿童发展带来的影响，从2018年A省幼儿园进行了面向社会的公益性早期教育服务指导的情况调查中显示，当前家长们需要专业性的指导，幼儿园缺乏场地与师资的支持，早教机构则需要行业规范和政策条件。

（三）学前教育补贴逐年增加，学前三年教育普及

自2011年以来，A省实施了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幼儿园数量上快速增长，管理监督体制逐步完善，保育教育工作质量稳固提高，“入园难”的大众问题已解决。学前教育普及上完成学前教育三年普及，同时在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上做到了政策支持与幼儿园宣传等多方式。以汉中市为例的“一免一补”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一免”：在公办园就读的免收保教费，在民办幼儿园就读的按照相同公办园保教费标准予以减免；全汉中市现有民办园298所，普惠性民办园166所，占民办园总数55.7%。至2018年，汉中市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已达到82.6%，解决了入学难的问题。

二、当前A省《规划》实施中的有待改进之处

（一）专业的孕妇指导有待进一步增强

育人作为一项宏大的工程，应是家庭社会国家的重中之重，但父母及抚育者却不需要任何培训，部分缺乏科学的早教理念［2］。在调查的172份问卷中只有10%的家庭接受过正规的孕妇指导；很多家庭的幼儿在0-3岁期间是由祖父母照顾，照顾方式上多为“隔代抚养”，同时很多新手父母不了解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近年来新闻媒体上报道的各种幼儿事件，都属于缺乏科学育儿观的表现。尽管近年来政府、妇联倡导学前教育机构积极组织家长培训、家长学校，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但目前家庭教育的现状却仍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形势不容乐观。

（二）贫困家庭享受早教资源的覆盖面偏小

即使幼儿园能够预防或改善一些危险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但还是不够改变先天教育的缺失。以榆林为例，多数的贫困家庭都来自不同级别的贫困县当中，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远离市区的早教机构，经济上难以支付高额的早教费用，当地也缺少专业的早教服务。对于偏远地区的儿童来说早期教育是改变困境的第一步，也是目前最难的一部。

（三）早教机构过于集中在城区

受经济发展程度制约，市场上大部分早教机构多位于城市核心区域，有一定规模的连锁早教中心配套设施齐全，早教人员专业素养高，认可率相对较高，但同时收费较高。还有一些规模小，师资不明，配套设施不全的独立早教机构因收费较低也有着相对稳定的市场。但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来说都是难以享受的服务，加之市面上监管不到位，早教专业人员多为非本专业，缺乏0-3岁婴幼儿的专业知识，也成为了家长的顾虑之一。

三、对策建议

（一）改变分散的资源投入方式，创设多方位的早期学习环境，构建多维早期教育扶贫服务体系

家庭上“扶贫先扶志”，为更多的孕妇提供上门指导，开办准父母预科学习指导中心，宣扬现代科学的育儿观，为有困难的家庭提供生活保障和长期的关注；学校上鼓励发展托幼一体式幼儿园，关注贫困家庭保育质量。发展长时间高质量的保育项目，更加注重教学，配有高素质的教师，对结果问责；［3］社会上鼓励社会和个人在城乡地区开办早教机构，多宣传幼儿保健等科学育儿观，提供高质量综合性早期教育；政府方面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向贫困家庭提供早期教育，加强早教市场的监管与引导，通过政策税收的等方式鼓励早教机构向农村发展，以社区为依托建立良好的生长学习环境，构建早期教育公众服务体系，以婴幼儿能力发展为核心提供服务，同时保障儿童及其家庭隐私，以物质保障和心理辅导多方面帮扶，为发展受损的儿童带来更多的机遇。

（二）进一步提高行业规范，将婴幼儿教师纳入教师资格制度，鼓励师范类高校开设早期教育专业

通过提高专业教师水平提高行业整体师资水平，完善早期教育教师准入资格，同时注重职业道德，将违反职业道德或是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严拒门外。高等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或调整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扩大早教师资来源，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投入早教领域的专业研究，补充我国早教行业人才。

（三）坚持对扶贫成效问责，建立督导检查评价制度

依据当地情况提供因类制宜的服务项目［4］，A省具有其他西部贫困地区不具备的区位特征、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与反贫困战略和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隐性和显性冲突，因此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向贫困地区家庭提供帮助，从家庭情况识别到建档立卡，从综合帮扶到成效回访，建立具有区位特点的早教扶贫项目。同时建立监督评价制度，将当地身体状况、认知发育、读写能力等婴幼儿能力发展纳入政府业绩考核当中，坚持对扶贫成效问责，集中优势服务项目，构建连接社会、家庭、政府的社区体系，让贫困地区的儿童和家人正真收益，打破贫困代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