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建构

2019-11-20 09:51耿文婷
读书 2019年10期
关键词:文艺理论文论美学

耿文婷

美学应该如何发展?对于当代美学家们来说,是一个都要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学界,美学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热度,其标志在于流派纷呈。除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的绍述与批评,还有以杨春时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以刘悦笛为代表的生活美学,以王晓华为代表的身体美学……当然,还有其他若干美学理论旗帜的张目。这些美学流派,表征着中国美学的发展与繁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蔚为大观的。

涉及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梳理与整合,近年来也是颇有实绩可彰的。在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合著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之后,最近若干年有张法的《中国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叶朗、朱良志两位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八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版),曾繁仁主編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十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版),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八卷本,人民出版社版),以及祁志祥以一人之力独撰的《中国美学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这些美学史著作的问世,同样彰显了中国学界对于美学研究的最新水准,也都体现了作者的美学史观。

从学理层面如何提升中国美学?尤其是:如何立足于本土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文献资源,熔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或命题?我感到,以多元化的思维来看当下的美学研究,或许可以发现具有示范意义的途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于学者思维方式的解缚,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美学研究的多元化,使许多卓有建树的美学成果破土而出。近来读到张晶教授的六卷本学术文选《美学与诗学》,对于美学研究的路径与当下理论价值,有了新的体认。这六卷文选,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美学、文艺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和当代审美文化,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力量和创构锐度,贯穿于其各个领域的论著之中。

因为专业的缘故,我对此书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在美学和文艺学方面。张晶扎扎实实地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理论,而这些美学理论,又多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资源作为根基和内核,同时,又以西方的哲学、美学等相关思想作为参照,从而生发出具有当代美学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向的话语。第二卷中收入的《神思:艺术的精灵》,第三卷中的《审美感兴论》《审美惊奇论》《审美回忆论》《论审美享受》《论审美抽象》《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以及第四卷、第六卷中的许多文章,都有这样的理论性质。都是将阐释与建构有机结合,使之成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强劲逻辑力量的美学理论范畴或命题。

我所说的阐释,不是一般的训诂释义。训诂释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是专门的术业。这也是阐释的前提。阐释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真正的阐释是在原典的理解与解释中生发出新义,如《十三经注疏》就已经是在进行阐释。再如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就是通过《周易略例》《老子注》来阐明其“贵无”的玄学本体观。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通过对“四书”的阐释来表达他的理学思想体系。阐释又是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在阐释中建构,这是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治学方法。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在这方面是最为典型的。在对庄子各章的阐释中,郭象建构了他的“独化”论的玄学思想体系。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也都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释来建构其理学学说的,如他们的“万物一体”思想,都是在对孔子、孟子“仁”的观念的阐释中予以贯通的,且赋予了新的内涵。清代思想家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通过对《孟子》的字义疏证阐释,表达了自己的反理学的思想。

张晶的美学研究,正是以阐释与建构并行的方法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献多半处于自在状态,对于某一范畴,人们往往并不进行义界的厘清和逻辑的梳理,而是直接运用。尽管其基本的内涵是相近的,但每一位文论家使用时的语境及涵义,往往有很大差异。第二卷中收入的《神思:艺术的精灵》一书,颇为鲜明地体现出阐释与建构并行的方法论特征。张晶是在其他研究者对于“神思”的阐释基础上,加以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神思”是艺术创作思维的根本范畴,包含了想象、灵感构思等多种思维元素。该书的其他章节,则是揭示与阐发“神思”所蕴含的各种审美的内涵,如第二章“神思的感兴发生机制”、第三章“神思的虚静审美心态”、第五章“神思与审美意象”、第七章“神思与审美情感”、第八章“神思的艺术直觉与审美理性”、第九章“神思与作家的主体因素,等等。由这些内容不难看出,《神思:艺术的精灵》这部美学著作,对“神思”作为《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核心篇章,在阐释的基础上做了美学层面的全面建构。

这样的阐释与建构,体现在该书诸多审美范畴或命题的研究中。有些是明显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如“审美感兴论”“审美静观论”“审美物化论”“审美化境论”等;有些则是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加以建构的,如“审美惊奇论”“审美回忆论”“艺术媒介论”“论审美抽象”“论审美享受”“论审美构形能力”“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等,都是从学理层面,对于一些重要的审美现象进行熔炼与提升,这些都是以往的美学理论序列中未曾有过的。对于那些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范畴,作者是在对诸多相关文献的阐释中将其提升到普遍美学意义的层面,使本来处在较为局部的、感性状态的范畴,升华到具有美学学理性和现代性的层面。

阐释与建构,可以是一体两面的。遍观中国思想史、美学史,“通”与“变”之间多是通过阐释与建构实现的。没有建构的阐释,是缺少思想归趋的;而不是建立在阐释基础上的建构,则是缺少根基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代的一些美学文艺学研究名著,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葛路的《中国古代画论体系》等,都是阐释与建构互动的产物。

对于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发展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美学理论不可能不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系统,这是不言自明的;但中国美学又有数千年的文艺理论作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如何才能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资源?所谓“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何在?我以为,阐释与建构的辩证运用,应该是值得倡导的思维方式。张晶在这方面是有着自觉的理念和成熟的想法的,在他的文选中,探求这种路径的文章成为作者的理论追求坐标。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审美关系的特征》《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中国古代诗论的美学品性及美学学理建构意义》《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中介的寻求与打通: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之途径》等,都体现了这种理论自觉。

前些年在古代文论领域有所谓“失语症”之说,后来又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在我看来,也许这都是来自学界内部的一种焦虑。当代的学界有很多时新的话语,对传统的文论和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古代文论或美学似乎大多数情形下都在自说自话,而缺乏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力。读张晶的美学论著,他在谈论古代美学的话题时,总使人感到现实的关切;而在建构具有美学普遍价值的问题时,又使人感到传统的深厚和立足的坚实。其实,在当代,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美学的长足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丰富的美学蕴含,还有从其中可以生长的新的理论要素,才能更充分地得以发显。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发的猫头鹰”,恰恰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对于当代的审美文化,张晶十分关注并有大量的论著,试读一下第六卷中《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审美文化的历史机遇》《审美文化视域中的国学内涵》《日常生活作为艺术创作审美感兴的触媒》《文艺美学的当代建构及其意义》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当下文化和艺术问题的密切关注。

当然,我在阅读这套书感到在理论上非常“过瘾”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够满足的遗憾,那就是在这些得到深入的阐释与建构的范畴之间,整体的联系是未曾看到的,也许,《美学与诗学》的缺憾也就在于此。然而,张晶在他的“学术文选”中所运用的基本研究路数——阐释与建构,对于当代美学来说,确乎是一条笃实的、“靠谱”的研究之路!这其实早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但张晶的研究所显露出来的,是在古代文献和当代美学之间的“无缝对接”,使中国文艺理论呈现出更强烈的现代意味。

[《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六卷),张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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