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美文”概念考释

汪文顶

周作人在1921年6月8日《晨报》发表的短论《美文》，公认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最早的散文理论建设名篇。他开篇就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对于其中的关键词“论文”和“美文”，他没作更明晰的定义，后人的解释也有些歧义，这涉及现代散文概念的词源、命名和释义等问题，应继续加以考辨探究。

一

关于“论文”，人们已从本文内容中推断为周作人对“Essay”的译名，却未找出实证史料。Essay是文艺复兴时代法国蒙田、英国培根创立而后风行于欧美的主要散文体裁，它何时传入中国，至今尚无确考。就我所见，王国维早在1907年9月已介绍培根的Essays，称之为“小品论文”，“是书总计五十八篇，极有文章家之真价值，义即随笔是也。然與近世所谓之Essay（论文）迥异其趣。与我国所谓随笔，亦迥不相同。盖我国所谓随笔，乃随笔书之，无所谓秩序者也。是篇则字字精炼，语语圆熟，条理整然不紊，在在可称之为散文之诗。至其辞藻之美，比喻之巧，无一字之冗，极简净之致，犹其次也”。（王国维：《倍根小传》，《教育世界》1907年9月第18期）王国维用“论文”对译Essay，以“小品论文”指称培根的论文集，又品评其缜密简练的特色，还辨析Essay与我国随笔的不同，思路开阔，开了论文、小品、随笔等译名的先声。周作人留学日本时，在1908年5、6月号《河南》杂志连载长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下简称《论文章》），参考美国韩德、日本太田善男等学者刚出版的《文学概论》，阐述现代的文学观念（Literature，当时他译为“文章”），也谈及培根、艾迪生、斯梯尔、斯威夫特、约翰逊等人的文章，并把培根的Essays译为《论文小集》，界定为“文章之文”，即“文学之文”，与其“哲学之文”《新工具》区别开来，这与王国维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到了1917年文学革命兴起之际，周作人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所编讲义《欧洲文学史》系统介绍了从古希腊罗马到欧洲各国各类文学的发展简况，所述散文范围甚广，包含历史、演说、格言、寓言、杂文、论文、传记、日记、书信、游记、小说等众多品种，是与韵文（Verse）、诗歌（Poem）相对的广义散文概念（Prose）。其中，提及法国蒙田“作论文一卷”，“流丽轻妙，别具风致”;英国Essay之作始于培根，斯梯尔、艾迪生始用于报章，“社会万事，俱加评骘，造辞隽妙，令人解颐”，“其所以不朽者，唯在报章论文（Periodical Essays）而已”。《近代欧洲文学史》补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报章颇发达，论文亦大盛，如Addison时代，唯发表个性，益为真挚”，称道兰姆的Essays of Elia“诙谐美妙，称未前有”，德昆西“以《自叙传》得名。所作小品，有散文诗（Prose Pome）之美”，赫士列特“以评骘著”。从上述事例可证实，周作人早就把Essay译为“论文”，也了解其发展历史和文体特色，并最早将之引入大学课堂，这在当时新文学同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当时还有刘半农、胡适、林语堂、傅斯年等人提及Essay术语，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将它译为“杂文”，但都未加具体介绍。

基于广博的文学视野，周作人从外国各种散文中看重Essay文体便于评骘人生、发表个性、自由书写的特长，正适合新文学新文体建设的需要，从而撰文加以正式提倡。他在《美文》中沿用原译名“论文”来指称Essay，固然不够贴切，易与一般的“论文”概念相混。但就法语Essai、英语Essay的词源来说，据郭宏安转述1984年欧洲随笔奖得主斯塔罗宾斯基的考释，就有“称量、考察、验证、要求、试验、尝试”等多层含义（郭宏安：《“随笔”：碰撞之中的文类》，《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从写作实际上看，它更是无所不谈、繁富多样的;因而有论文、杂文、随笔、试笔、小品文、小品散文、絮语散文乃至“艾写”、“爱说”等译名，连通行译名随笔、小品文也有人质疑过，这也说明中外文学术语有些确难完全对译。尽管如此，周作人在《美文》中所说的“论文”，确指外国文学中的Essay，是Prose中一种自由书写见闻感想的文学体裁，无论有多少亚种，是“批评的”，还是“记述的”，都在大前提“外国文学”里，都属于文学范畴，这是其立论的前提依据。后来他也改称Essay为随笔、杂文、小品文等，既避免与一般论文混淆的流弊，也与我国文体传统和当下创作衔接起来。

二

关于“美文”，涉及周作人对“论文”的分类、定性、归属和美文界定等问题。他在《美文》的两分法，与欧美学界所分Formal Essay和Familiar Essay两类大体一致，亦可溯源于他留日期间所接受的韩德、太田善男等人文论的影响。韩德《文学概论》中说：“杂体散文之中最普通最典型的一体就是essay，无论它的形式是什么——是描写的或是批评的。这当中，前者是代表着较轻松，较自由，较通俗的一体。后者最好见之于文学批评中……”（韩德：《文学概论》，傅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30页）韩德和周作人所分两类，所指大同小异，看法也很接近。他在《论文章》中译述过韩德的诗文异同说：“夫诗之与文，其同也，等是人生思想，率由意象、感情、风味之作，而各涵娱乐之分子;若其不同，乃在外相。诗有声律而文则否，故诗之富于意象、风味，又有以径娱读者之心情，当视散文为过。第以言致极，斯又终同。盖其量虽殊，而所以显正义、达人情、图高上其国人思想者，靡有异也。”诗文本同末异，文学含量自有差别，这一思路和理据延伸到两类论文之中，就有“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与“记述的，是艺术性的”不同定性。此外，他在该文还转述韩德书中所引英国赫胥黎“文章一语合于美文Belles Letters”的定义，这里提到的美文概念，原意是指文学与美文同义，美文即美文学、纯文学，已与该词本义“美文辞”不同了，而与后来《新青年》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常乃德、方孝岳等人围绕“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问题展开讨论而提出的“文学美文”“美文”“美术文”等概念一样，都泛指文学门类或文学属性，还不是《美文》中所指的特定文体概念。

把“美文”转化为记述类论文即叙事抒情散文的文体概念，在中国始于周作人。这与他留日时读过日语美文（びぶん）和太田善男文论也有关系。当时日本正流行的美文，据《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中福田清人所撰びぶん条目说：“美文指明治二十年在古典复兴的形势下，落合直文、大和田建树、武岛羽衣等人所创作的雅文体的随笔与纪行文。……美文里常见作者的主观、感情、理想、空想，多夸张、形容与感叹，它们的作者为诗人、歌人等，性格与文章的气质相仿佛，同样具备散文诗式的要素。”（《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东京新潮社1968年版;福田清人所撰びぶん条目，由蔡春华译为中文）这种美文已特指一种文体，周作人提倡的美文与之不同，但也把美文转化到文体概念上。周作人《论文章》中还采用和译述过太田善男的文学分类法：“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耳。”核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原著，其第六章“读式诗”标注“美文”，专论“叙事文”“抒情文”“小说”三种文类，第七章“杂文学”则论“叙记”和“评论”两类散文，虽说在叙事文、叙记之间有些缠夹，但明确把叙事抒情散文划归纯文学中的“美文”，而把评论归属“杂文学”。（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东京博文馆1906年版，参见其第六、七章）这对周作人的散文分类、归属和“美文”命名，应该是有直接影响的。周作人的一分为二，更为简明扼要，但不免有简单定性之嫌。

三

周作人对记述类散文作出“艺术性”的界定，赋予“美文”的美称，就把“美文”文体化和狭义化了，这在文体学和散文创新上具有首创之功和深远影响。他这样命名和定性，除了前述文学因缘外，也自有其道理。《美文》中说记述类又可分出“叙事与抒情”及其“两者夹杂”的具体品种，“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较之批评类文章，叙事抒情散文因更具备他早已认同的“意象、感情、风味”“神思、感兴、美致”等文学要素，所以界定为“艺术性”，命名为“美文”。这种美文以“叙事与抒情”及其“两者夹杂”为主体，以“艺术性”为特质，介于诗与散文之间，“就体裁上说”具有自己的“外形与内容”，自有小说和诗不好表达的领域和特长，“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意即美文也具有诗质的文学共性;“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即强调美文的文学属性和个人独创性。细究文义，这时他确有把批评类排除在美文之外的含意，但还是视之为Essay 一类，即还属于文学散文，并不等同于非文学的学术论文，这一分寸不可忽视。当然，他的美文观念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所列举的英语美文好手艾迪生、兰姆、欧文、霍桑、高尔斯华绥、吉欣、契斯透顿等，就不仅善于叙事抒情，也擅长议论和批评，大多是熔叙事、抒情、议论、批评于一炉的美文。同样，他认为“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众所周知，古文里的此类名篇，既有叙事与抒情的，也有只是议论与批评的，但更多的是兼容并包、共冶一炉的。周作人这时关于只有“叙事与抒情”才是“美文”的界说，在逻辑上并不能自洽周延。

对于批评类论文，周作人定性为“学术性”，在文中是既把它排除在“美文”之外而又包含在“文学”之内，似乎有些矛盾。如果細考他早年的说法，那也说得过去。他在《论文章》中界定“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盖文章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为一方说法。”他据此分辨学术与文学，如把培根《新工具》、约翰逊《英文字典》归属学术，而把培根《显理七世史》《论文小集》和约翰逊《游子之草》视为文学。这说明学术与文学既判若分明又有交集地带，文学也有纯、杂的区分和交织。如前引述的那样，他对诗文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看法，还推及散文也有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区别与联系。他还说：“虽文章义有弘隘，说各殊分，而夭阏精神，斯与文即不两立。”关键还是看精神内质。据此来看批评类论文，他虽界定为“学术性”，但并不等同于专门性的“学术”，还是在显正义、达人情、表扬真美、普及人心的文学范围里，属于他所说的杂文学范畴，学术性胜于艺术性，而依然带有文学精神的共性。这类批评性论文，与我国古代论说文很类似，都具有思想性与文学性交融的特质，理应包含在文学散文范畴内加以具体辨析，不能一概排除。

四

周作人论“美文”时留下的问题，到1923年写的《文艺批评杂话》，得到较妥善的解决。他认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我们在批评文里很诚实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与在诗文上一样。”“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别的创作也是如此，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随后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还说：“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周作人进而强调文艺批评是“文艺”，是“创作”，是“美文”，是“抒情的论文”，纠正了他在《美文》里把“批评”排除在“美文”之外的偏颇。他提倡把批评文章写成美文，既确立新的批评观念，又倡导一种新的批评文体，从而也丰富和完善了他的美文理论。

到了1935年，周作人为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撰写《导言》，系统梳理了自己的散文观念。他在引述《美文》之后说：“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并引述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所说的“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他在引证美文发达和成功的同时，也承认美文作为文体名称并未流行，可能因其与广义美文相混，易被人曲解，所以改称通行的“小品文”，进而界说：“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尽管他在散文一集《编选感想》中申明：“我并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但他还是一再用小品文指称这类文体。

周作人赋予“美文”“小品文”的内涵，实比常人的理解更为丰富、多样和复杂，不仅包含叙事抒情散文，还包含以议论批评为主的杂文随笔，以及各类夹杂交融的杂体文章，实质上是指称一种自由多样、个性鲜明的随笔体散文。周作人自己的散文创作就无所不谈，众体兼备，集叙事、说理、批评、抒情诸因素，熔博识、理智、性情、风趣、文词于一炉，独创杂多统一的“知堂风”散文，而体现和实证其美文理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