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视角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点与破解思路

刘玚 邓黎桥 裴媛

2019年以来，银行业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发生诸多新变化。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继续减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对我国出口增长、产业升级等带来负面影响。从国内形势看，企业生产投资趋于谨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有所放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如何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在经济发展议题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银行业角度，我们注意到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仍存在一些难点，本文尝试通过剖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受制约之成因，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点及原因

宏觀政策的目标、政策措施之间协调度有待提高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宣布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目前看，金稳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行业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性还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近年来，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遵循预调微调的原则，从2017年的“紧货币、严监管”，到2018年的“稳货币、严监管”，再到后来的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和监管的柔性化处理，使得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了合理充裕。然而，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未完全传导至实体经济，社会融资成本依然较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金融体系中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等细分板块是一个有机整体，实现了货币政策由央行到实体经济的传导，2017年以来的严监管限制了部分存有乱象的金融板块，缩短了金融链条，但其他金融板块尚未能承接受限部分的传导作用。因此，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体系合理引导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二是与金融相关的行业管制趋于严格。当前国家政策、监管态势强调去产能、稳杠杆、整顿金融秩序，“三三四十”等专项治理行动开展及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出台，规范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开展同业、理财等体内业务，严控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两高一剩”等信贷风险，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脱虚向实”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金融机构却产生对监管政策的过度反映，严监管预期抑制了商业银行的投放意愿，滋生出“不做不错”的思想。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加大信贷投放中，既要避免给企业“加杠杆”、盲目“垒大户”等新风险新问题，又要防范处置“僵尸企业”可能导致的新不良新资产质量问题，同时还需要做好合规管控压降有关资产规模，防范我国制造业转型分化过程中低端落后产业逐步显露并爆发的风险。

新旧动能仍在转换，中美贸易争端加剧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动能的转换仍在进行过程中，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叠加中美贸易争端等外部因素，信心不足导致实体经济未能获得足够金融支持。

一是原来作为经济拉动主要动能的重化工业、房地产等行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经营困难，部分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领域信贷风险加速暴露，降低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意愿。二是新动能仍在培育中，实体经济中的民间投资也不活跃，市场开发、企业进入等方面阻力影响了民间投资积极性。政府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行业，或因发展早期投资风险较高，或因政策措施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也影响着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积极性。

此外，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了进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不仅信息与通信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受到冲击，那些为跨国公司生产配套产品的和出口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小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从长远看，中国可以借助国内广阔的市场和“一带一路”等开放合作战略，化解中美关税之战的影响。但短期来看，中美贸易争端还是给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乃至经济金融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亟需稳定各方信心在贸易战压力持续存在的压力下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微观机构主体存在一些困难

一是资管新规等严监管要求增加了商业银行资本压力。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已超过7000亿元。部分原因是，资管新规要求表外资产回表带来的资本补充需求，以及应对化解不良资产的资本需求，多方叠加产生的效果。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资本金约束压力更大，补充资本金的渠道相对有限，在满足监管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前提下，可供支持业务发展的风险资产十分有限，信贷投放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二是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缺少有效的考核机制。银行业自身有着天然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倾向于扩大信贷规模，在经济下行时则收缩信贷，不利于实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逆周期调节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贷不抽贷，建立起服务实体企业的长效机制。虽然当前国家出台了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实体企业的配套措施，但这些措施是否合理、成效究竟如何，需要加以跟踪、考评和监督。如果没有有效的考核机制，那么政策的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

三是社会信用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特别是服务中小微实体企业，由于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健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时有发生，使银行业在各种失信行为中蒙受了损失，在金融维权中增加了维权成本，使银行对于支持小微企业较为担忧。同时，由于银证企信息不对称，部分商业银行对政府拟重点支持的行业或企业的管理水平、投资运营、经营效益等情况掌握不充分，表现为信贷支持不及时或者不愿、不敢支持。

商业银行多向发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思路

金融业服务好实体经济既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所向。对商业银行而言，唯有努力修炼“内功”，加强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方为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之道。

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商业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要选准方向，有差别地提供信贷支持。严控过剩产能、过度负债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项目、非居住需求的房地产业、过度创新的金融乱象等相关领域的业务，将有限的资源向国家支持、民生所系的地方专项倾斜。

一是紧跟国家战略，推进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投放。着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持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消费服务等;支持现代制造业，比如航空器航天制造、高铁制造等;支持产业整合、并购重组、企业合并、军民融合;适度支持基础设施、煤水电暖、公共设施建设;对“两高一剩”类企业实施限贷政策，对优质绿色项目实施优先支持政策，有保有压、有扶有控。

二是扶持优质民营企业，切实做好普惠金融工作。贴近实体经济需求，完善贷款产品设计、优化贷款流程，使其满足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贷款需求短、频、快的特点，切实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适当提升贷款容忍度，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在前期审查基础上，适当放宽不良率容忍，给银行创造更多的处置、核销小微贷款不良贷款的条件，加大纠错容错制度建设;加大探索新路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推动，关注场景服务，面向优质客户和有成长性的长尾客户，开启普惠金融发展新路径。

创新专业化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一是灵活运用金融产品，从金融产品供给者转向综合金融服务商。从企业难题入手，在灵活运用现有金融产品的基础上，更多使用具备“长尾效应”的金融新产品与新服务，根据客户的金融需求动态调适，更新商业银行客户体验模式，转向全能服务商。商业银行可以推动建立自己的企业级产品目录，不仅涵盖信贷、贸易融资、支付结算等基础产品，还包括债券承销发行、供应链融资、衍生品交易、账户托管、财资顾问等升级服务。同时，积极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主动对接资本市场，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推行新产品和新服务。

二是围绕客户体验，紧抓产品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下沉。加大自身服务模式调整，在产品创新、政策优惠、综合服务上下大气力，对于供应链融资、消费金融、交易银行等业务领域，借助服务平台保证资金以更直接、更便捷的路径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加大企业调研力度，从痛点、难点入手，对企业的差别化需求逐个分析，进而提供个性化产品和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

健全风险内部控制，优化激励机制

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偏好，注重风险偏好的传导和执行，落实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务。

一是依法合规开展授信审批工作，优化调整授信结构。严把重点领域客户准入关口。严格落实部分新增授信专项预审制度，对重点关注行业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合理确定新增授信和续授信方案。在授信审批过程中坚持考虑四个因素，即风险性、合规性、效益性和资本占用性;加强授信集中度管理。加强客户统一授信的监测与管理，科学测算集团客户及单一客户授信限额，确保不超过监管规定和商业银行实际承受能力，防止过度授信。

二是加大授后监督力度，提升授后管理工作整体水平。持续强化授后管理工作，加强对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领域和房地产行业客户的授信后管理要求，定期组织开展授后管理检查工作;对高风险客户、高风险环节、高风险时期采取切实可行的贷后管理措施，严防大额授信风险;加强重点领域预警管理，加强资金监控、项目跟踪和还款付息监测。对重点客户加强非现场监测，对过剩产能行业进行持续预警监测，严控重点领域信用风险。

三是加快不良资产处置，大力推进问题授信化解。高度重视对关注类及不良类贷款的清收化解和处置工作，专项制定“一户一策”处置方案，并持续加大对分行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指导;对于大额重点风险客户，实施总分行联动，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积极推进风险化解进程;积极研究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多措并举，合规有效地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四是优化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有效引导协调发力。以实体经济支持程度作为绩效考核重要维度，加大在综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细化经济资本占用规则，在有限的风险资产配置中，鼓励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领域倾斜，细分产品支持规则，大力发展低经济资本占用的信贷业务，减少无效经济资本占用，提高经济资本使用效率;健全组织架构及人员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为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奠定基础。

相关政策建议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一是畅通政策传导渠道。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通过资金量的增加和资金运用，直接对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使市场上资金供需保持总体平衡，将市场利率维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二是适时实施具有维稳性质的逆向调节。关注中小商业银行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风险，完善具有逆周期性的风险补偿机制，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三是继续采取定向降准措施。建议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贷款增量较多或贷款占比提升较快的商业银行，继续执行降低准备金率的政策。四是调整市场化债转股的风险权重。银保监会规定，商业银行因市场化债转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250%，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400%。建议将此风险权重调整为100%～150%，积极解决债转股签约多、落地少的难题。

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建设。一是避免行业政策和行业监管政策“一刀切”，促进金融服务可获得。统筹考虑各领域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融资需求和风险状况，对银行执行相关行业政策设置差异化标准，在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避免信贷压缩过快和市场流动性紧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创新能够提供更多的融资途径，建议人民银行完善制度实现互联网开立Ⅰ级账户，便利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此外，为提升银行综合化经营实力、扩展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建议加快对商业银行相关牌照的审批准入。二是完善司法环境和信用环境，加大对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力度。整合實体经济数据资源，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对恶意逃废债务等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处力度，制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办法，以维护信贷秩序和金融机构资产安全。

合理发挥地方政府产业支持政策。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措施、引导产业发展时，既要为实体经济雪中送炭，又要让金融业有利可图，形成实体与金融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抓紧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让实体经济有较好的盈利前景，也培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动力。同时要营造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良好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可着重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规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制度。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完善，防范地方金融风险。通过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切实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权益类交易场所、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属地方金融监管范围机构的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非现场实时监管制度以及信息化的资料报送、收集、整理、分析和监测制度，实现对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的动态实时监测。二是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统计、考核。对地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既要看融资数量，又要看资金流向和产生的成效，要看资金是否流向了有发展潜力、急需资金的高新技术产业、民营科技企业、小微企业等。三是建立公共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当地营商环境。建议地方税务、工商、海关等职能部门向银行提供政策指导并开放公共信息资源。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方便对接管理仅对第三方中介开放相关数据，若银行能直接接入相关部门接口，可以节约数据购买成本，进而将节约成本让利于广大小微企业贷款客户。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渤海银行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办公室，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