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研究

摘要：迟子建是一位极具创作特色的东北作家，她的温情叙事以及诗性书写在东北作家群这一庞杂的创作群体中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迟子建步入文坛，在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始终坚持关注着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迟子建 东北文学 地域性 女性视角萨满文化

一、东北文学的别样叙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的地域性在当今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事实。简单来说，地域对文学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面。作用机制可以概述为：由地理概念衍生出的地域概念，影响该地区的作家，进而影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东北文学来说，自1931年“9·18”事变所开启的东北沦陷区创作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回顾东北作家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作品产出，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之外，还带有明显的希望祖国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如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在他们的文本中也呈现出很多类似的美学特点：壮丽的北国风光，辽阔的白云黑土，原始的野性，旺盛的生命力……身处东北的作家们的创作，将具有显著东北地域特色的东北文学引入文坛，让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就能感受到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迟子建也承认她的小说中融入了东北生活的某些特质。“我写作肯定不会离开东北生活。不过，地域文化色彩对人的影响确实很大，这种特定的环境赋予作家的天然气息，你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必然在血性中会融进某些特质。”然而，在继承东北地域特色的基础上，迟子建对东北文学的创作也展现出了她个人的诗性之美。迟子建认为，人性中的柔软、可人的气息会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而这种可贵的温情有时就会有意无意地稀释外部环境的荒蛮和残酷。阅读迟子建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她笔下广袤辽阔的白山黑水，也能看到冰雪覆盖的大兴安岭。这些美丽的北国风光却还能和人性的纯真本质联系到一起，使得她的作品在东北文学历来的粗犷气质之外，流露出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营造出一种诗性温情的气氛。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叙事对象，大多是饱经战火的被奴役的东北百姓，作家关注的是在多重重压之下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叙事对象就将小说的情感基调定为悲怆、苍凉。迟子建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现代生活中，普通人在平淡生活中的人性闪光点、他们的内省和救赎。诚然，叙事对象的变化与时代的差异有着很显著的关系，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正在经历东北被战火笼罩的时刻，而迟子建步入文坛的时候中国早已结束战火纷飞的局面，作家这种差异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小说的不同底色。

小说《清水洗尘》讲述了一户普通人家年关时节洗澡的故事。13岁的小男孩天灶以往都是用家人洗过的水去洗澡，今年虽然经历了一番波折，终于用清水给自己洗了个澡。礼镇的生活方式是简陋的，腊月二十七是他们定为放水的日子。所谓“放水”，就是洗澡。而郑家则把放水时烧水和倒水的活儿分配给了天灶。天灶从8岁起就开始承担这个义务，一做就是五年。这里的人们每年只洗一回澡，就是在腊月二十七的这天。小说的开篇就直白描述了人物生活环境的简陋，天灶个人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往年天灶的屋子就是给家里人轮流洗澡的小房间，小男孩天灶还要负责烧水和倒水的活儿，他已经从心里开始讨厌用别人用过的水来洗澡，于是今年矛盾就出现了。奶奶认为天灶不用自己的水洗是嫌弃自己，在得知天灶连妹妹天云的水也不用后才得到缓解，开始讲起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来，“我像你这么大时，比你水灵着呢。”奶奶说，“就跟开春时最早从地里冒出的羊角葱一样嫩！”“我相信！”天灶说，“我年纪大时肯定还不如奶奶呢，我不得腰弯得头都快着地，满脸长着痂？”而天灶的母亲在这天晚上还因为天灶的父亲去为蛇寡妇家修理澡盆生起闷气来，“去了这么长时间，”母亲忧戚地说，“十个澡盆都补好了。”母亲就提着两件脏衣服去洗了。天灶听见衣服在洗衣板上被激烈地揉搓的声音，就像饿极了的猪吃食一样。天灶想，如果父亲不及时赶回家中，这两件衣服非要被洗碎不可。而天灶的父亲为了老婆更是修完了东西便急匆匆地跑回来了，脸上印满黑灰，像是京剧中老生的脸谱。迟子建就在年前洗澡这件小事中，平淡地讲述了几个小矛盾，而在这几个小矛盾中又表露出人物的温情特征，夫妻间吃醋又很快地重修于好，老小孩一样的奶奶和妹妹天云的童真质朴，迟子建将细微的动人场景一幕幕交叉铺陈上演，通过日常琐事展现亲人之间浓郁的人情美，让人感怀。

二、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谱系

海明威认为，作家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角色是模仿。如果作家把人物写活了，即使书中没有大角色，但是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留传下来；传为一个统一体，作为一部小说，有可能留传下来。回顾迟子建30余年创作生涯的作品，不难发现，儿童、女性、异族人以及心灵残缺者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

（一）孤单的儿童

以《北极村童话》为例，迟子建在《北极村童话》的开篇写道：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儿童有儿童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眼光，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从天真童趣的时刻过渡到成熟的大人，迟子建在《北极村童话》中选择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成年人的世界。如第一个故事中被母亲抛弃的孩子，迟子建是这样描写儿童世界的，“妈妈走了，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把我一人留在这了。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她哭了。留下我，刚走，就想了？真好玩。我不愿意看她，更不想跟她招手，让她走吧。狠心的妈妈，我恨你！”家中三个孩子，只有“我”被寄养在遥远的姥姥家，既失去了应得的母爱，也喪失了和年纪相仿的孩子一同玩耍的快乐时光，他们都不出来，“我”就一个人玩，到菜园里捉蚂蚱、蝈蝈，把大个的留下来，装到小舅给“我”编的笼子里，塞进倭瓜花给它吃。看腻了，就到房后去做泥人。在姥姥家的“我”只能和以为同样孤单的苏联老奶奶，和一只名叫傻子的狗做伴。虽然小说的名字叫《北极村童话》，但在童话世界中的主人公却并没有生活在理想世界里，没有获得足够的快乐和纯真。关于以儿童视角来叙事，迟子建的理解是：“我喜欢采取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

迟子建笔下的许多儿童所成长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很巧妙地与成人世界相连，孩子们经历的某种孤独实际上正是成年人同样经历的精神方面的虚无。阅读她的作品，从孩童身上体会到的孤独感，正是来自成年人的暴力入侵，无知的孩童正在被迫面对来自成年人的无视和远离，从而引发的亲情伦理之间关系的迷失。迟子建用自己温情的风格平淡地叙述儿童眼中的这些迷失，来放大人的生存境遇，在溫情的表面下正是冰冷的现实，以儿童迷茫无措的状态引申出关于成人的审视和反思。

（二）丰富的女性形象

迟子建的作品中同样还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她笔下的女童大多是花朵一般的年纪，内心却饱含孤独和悲痛。除了这样的小女孩之外，她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性格鲜明的中年女性。中国文学的传统长久以来大多被男性作家所掌握，也因为如此，女性人物大多作为男性作家的艺术想象的标准存在。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塑造、规范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的功能意义。例如“贤妻良母”“才女佳人”等标准，可以说女性角色基本是作为儒家文化传统中的辅助性角色存在。而迟子建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人物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可以跳出以往男性作家的思维定式，打破男性作家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的思维模式。在她的作品中，她关于女性的叙事文本通常是温和且充满怜悯与关爱的。她是真正站在女性个体立场上思考问题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女性人物当成男性的辅助角色。以《旧时代的磨坊》为例，小说中的四太太似乎洞悉着付家的秘密，她撞破老爷和丫鬟偷情的第二天，老爷上吊死了。四太太因此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老爷，在动乱崩析之时也毅然选择留守付家，体现了她所具有的道德感。当尘埃落定后，她带着痴傻的来福出走，回到乡下，回到离磨坊最远的乡下，也展现了她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空手而来又空手离开，回归乡下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理想的复归，女性开始正视自身出路的寻找。而《门镜外的楼道》中的那名老妇人，却没有这么幸运，老妇人要靠自己的力气养活瘫痪在床的表哥丈夫和自己的两个痴呆孩子，老伯看她可怜时常给予援手。然而这一举动却引来了周遭人的非议，这种传统观念的禁锢，让两位老人最后落得个可怜的下场。迟子建通过描写周遭人议论给老妇人带来的伤害，揭露了在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下，年老无力的老妇人是如何在精神上遭受来自社会的压制和损害的，女性在试图自我克服困境时，都会遭遇来自男权社会的欺压。

三、萨满文化叙事

远古时期，人们因为受到科学水平的限制，无法理解生活中的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于是他们将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本身联系起来，赋予它们精神层面的意识，对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迹”产生敬仰和需求，从而形成最初的宗教观念，即“万物有灵。”萨满教就是这样一种原始的多神教，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宇宙是由天神主宰的，而风、火、山、水都拥有各自的神灵，地上有又有着动物神、植物神等。萨满教普遍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作为北方民俗文化起源之一的萨满教，深刻地影响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萨满文化除了拥有“神力”的部落首领之外，还有萨满传说、萨满服饰、丧葬文化、精神崇拜等具有显著特色的文化特质。而自由成长在东北地域这片多民族文化场与萨满文化源远流长土地上的迟子建，她的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这类引人注目的异族人形象。这类人物与儿童、女性等一同构成了迟子建笔下千姿百态的众生世界。从迟子建首部长篇小说《树下》开始，她的叙事文本中便出现了具有萨满文化色彩的北方民俗文化，萨满文化深刻影响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萨满文化除了上述拥有的“神力”部落首领之外，还有萨满传说、萨满服饰、丧葬文化、精神崇拜等具有显著特色的文化特质。迟子建的小说中经常会有萨满跳舞启动仪式的段落，跳神的仪式一般是由请神开始，向神灵祭祀后，用鼓声邀请神灵降落此地，这便是所谓的降神。随后神灵附身萨满，借由萨满之口宣读神的旨意，最后恭敬地将神灵送走。在请神的过程中，萨满要始终怀着一颗虔诚敬畏的心，要身着专门的神服，戴好面具，唱起神歌。迟子建小说中的萨满跳神通常是为了春祭、求雨、治病。与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所表现的萨满“迷信”相比，迟子建笔下的“萨满文化”更为正统、艺术，每一个步骤都经历严格的传承，庄重而严肃。

迟子建通过《越过云层的晴朗》《别雅山谷的父子》以及《一坛猪油》等作品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通晓异族文化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她的著名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一部成功的民族书写的代表作品，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以其20万字的篇幅，讲述了鄂温克族接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小说借由“我”的视角——“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来讲述一个民族的发展变化史。让这部小说在民族变迁的基础上更增添了民族成长的意味。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出现了三位萨满，尼都萨满、妮浩萨满以及杰拉萨满。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前两位萨满。尼都萨满是主人公“我”的伯父，年轻时和“我”的父亲爱上了同一个女人，争取失败后，做了部落萨满，终身未娶。“我”的父亲意外去世后，尼都萨满又燃起了对“我”母亲的爱意，然而，由于受到周遭的困扰，两个人相继去世。尼都萨满会跳着舞，用他的神力送走每一位离开的人。而他也为自己选择了在跳神中离世的结局。尼都萨满会招魂治病，小说的开篇就是尼都萨满为了拯救列娜的跳神招魂，这也是主人公“我”对于萨满的最初记忆。萨满的神力是需要传承的，老萨满去世3年内，会在同氏族中产生新萨满，继承人的身上会发生奇异的超自然现象，当尼都“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却仍能精力充沛地走上一天的路。他光着脚踏过荆棘的时候，脚却没有一点儿划伤，连个刺都不会扎上，飞起一脚能将石头踢进河流的深处。”氏族中的大家便明白尼都萨满是神力选定的下一位继承人。

妮浩萨满是接替尼都萨满的第二位萨满，与尼都萨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不是选择用动物替代人类去死，而是用她的孩子，每当妮浩萨满拯救人类的时候，她的一位子女就会因此离世。妮浩萨满则是在为了救火而祈雨的仪式中去世的。面对凶猛而来的森林大火，妮浩萨满又披上了她的神衣，为那片土地求得雨水降临。“妮浩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了跳神求雨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跳神的装备齐全，还准备了两只啄木鸟作为祈雨的道具，妮浩萨满将这两只啄木鸟放入额尔古纳河畔的浅水中，开始跳神。“妮浩跳了一个小时后，空中开始出现阴云；又跳了一个小时后，浓云密布；再一个小时过去后，闪电出现了。妮浩停止了舞蹈，她摇晃着走到额尔古纳河畔……她刚做完这一切，雷声和闪电就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浩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歌，就倒在了雨水中。”妮浩的跳神求来了大雨，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跳神祈雨是萨满教文化中一种超自然的行为，它具有神秘性与非科学性，是部落萨满的基本技能之一，妮浩萨满最后为了扑灭森林大火牺牲自己的生命，除了展现萨满教文化的神秘力量之外，人物还增添了苍凉悲壮之感。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都曾经历过命运的不公，但他们的身上始终带有对人类的关怀和悲悯，他们选择用同情与自我牺牲来化解眼前的种种苦难，“神性”与“人性”在他们的身上和谐统一。

可以说，迟子建对萨满文化的运用，让读者对萨满文化有了耳目一新的了解，从迷信糟粕变为悠久的传统，不难看出迟子建对少数民族神秘文化的探索和挖掘，死亡、輪回、因果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在迟子建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使她的小说在温情之上更增添了一丝如梦似幻的艺术风格。萨满文化作为一种受到迟子建认可的异族文化，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了鲜活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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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荞伊，女，硕士研究生，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