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后日本几次“烟囱男”事件

孙雪梅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而在此前后，日本国内已是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当时发生的“烟囱男”事件，就是象征性的社会事件之一。

“烟囱男”出现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本已两次出兵中国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干涉中国内政。继之，1928年6月又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不肯任其摆布的“东北王”张作霖，图谋占领中国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不太平，各种矛盾日趋紧张。1929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影响很快就波及到全世界。早就谋划海外扩张与经营的日本，自然也难逃厄运，陷入危机深渊。中小企业大量停产、倒闭，大企业也不得不采取缩短工作时间、精简人员、降低工资等措施，力图摆脱困境。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的就业率不断恶化。不光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就连知识分子也难逃厄运。而且，在读书人中，学历越高，就业率越低。资料显示，与中等实业学校的未就业率13.4%相比，大学毕业生的未就业率高达40%。如此现实，不啻是对高等教育的沉重打击。为此，1929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评论家大宅壮一（1900?1970年）的文章《就业难和知识阶层的快速没落》。大宅壮一日后以“毒舌评论家”闻名日本，此次的题目也是相当的刺激，其辛辣的“毒舌”特点已初现端倪。同年晚些时候，导演小津安二郎（1900?1963年）拍摄了一部名为《虽然大学毕了业》的电影，描写的也是大学生的就业难。因为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其电影名还成了当年的流行语。

及至1930年，被称为“昭和恐慌”的经济危机笼罩日本。处在如此状态下，该年日本所公布的失業人口却仅为30余万。这其中固然有统计方法的问题，但也不排除政府有意压低数量的可能。后来的研究推测，当时日本的失业人口已达200多万。是年2月1日，东京市（1889年设于东京府下，1943年7月1日东京都制实施后取消）失业保险开始实施。3月底，日本内务省发表的统计表明，1929年发生的劳动争议事件为600件，参加人数将近8万。9月26日，位于东京市南葛饰郡龟户町的东洋毛斯纶（毛斯纶为一种服装面料）龟户工厂因此前宣布将裁员2500人，工会方面决定罢工。同样是在9月，大量的失业者沿东海道（指1914年开通的东京至神户间的铁路干线——东海道本线）步行返乡，每天都有几十人之多。绝望之下，这一年，约有14000人自杀。日本的“烟囱男”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烟囱男”造成的轰动

1930年11月1日，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富士纺织川崎工厂发生了劳动争议，工人们以罢工的方式抗议对他们进行的降薪、解雇。劳资双方相持不下，事情一时没什么进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转机在半个月之后的16日出现。这一天，一个名叫田边洁（1903?1933年）的青年带着小红旗和够吃五天的食物，爬上了高约45米的工厂烟囱，要求公司满足工人们的请求。此事一出，舆论哗然。在新闻的连日报道下，引起了较大的社会轰动。公司与警方采取各种措施，多方劝诱，试图令其下来，皆未奏效。

眼见着三天过去了，19日，警方得知两天后的下午，昭和天皇裕仁乘坐的专列将通过附近的东海道本线。裕仁天皇时年29岁，此行是赴中国地方（指日本的冈山、广岛、山口、鸟取、岛根五县）视察陆军特别大演习后折返东京。这个消息令警方慌了神。因为“烟囱男”高高在上，手里还有小红旗，万一专列经过时他挥动起来，这要让天皇看见了，岂不是大不敬。不敬是要入罪的，日本的“不敬罪”始自明治时期，存续半个多世纪，延至1947年才被废止。在当时，但凡对天皇、皇族抑或是神宫、皇陵的不敬行为皆被视为“不敬罪”。若以“不敬罪”被检举或起诉，轻则处以两个月以上，重则处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主要的是，若对自己辖区中可能发生的不敬行为放任不管，一旦被追究起来，恐怕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警方才会积极行动，敦促公司方面赶紧和劳动者达成协议，以便息事宁人。

事情发展到了第六天，即21日，天皇的专列将在这天下午通过，无论如何也得在那之前将事情解决。时间紧迫，于是从中午开始，川崎警察署长亲自出面，介入劳资双方的调停。重压之下，下午1点半左右，事情终于谈妥。公司满足了罢工者的请求，其中包括公司支付罢工者补贴、让遭开除的员工复职并支付其工资、支付居住在公司住宅及宿舍的被解雇员工搬家费等。谈妥的消息传到烟囱顶上，早已疲惫不堪的“烟囱男”下到了地面，时为下午3点20分左右。六分多钟后，天皇的专列按预定时间通过工厂附近。从“烟囱男”爬上烟囱开始算起，时间已过去了130小时。也就是说，众目睽睽之下，他在上面坚持了六天，其勇气与毅力确实非同一般。

“烟囱男”发挥的作用及结局

事情发展至此，应算是圆满地得以解决。但需要指出的是，时年27岁的“烟囱男”并非该厂员工，而是从事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无产政党——劳农党的活动人士。在此次的川崎工厂劳动争议中，劳农党对工人们的行动持支持的态度。而“烟囱男”的做法虽然极端，却是从行动上给予了强有力的声援。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登高一攀，川崎工厂的劳动争议才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工人们的利益较好地得到了满足。

作为此事的后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两年后的1933年2月14日，“烟囱男”被发现溺亡于横滨市中区山下公园的河渠中。看起来他好像是死于非命，但一周后的2月20日，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小说《蟹工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在东京筑地警察署被刑讯拷打致死。因此，人们不能不对“烟囱男”的死因产生怀疑。况且，据说“烟囱男”还参加过与日本共产党有关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简称“全协”）的活动。自然，有传言说他也是被警察拷问致死的，但到底真相是什么，恐怕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毕竟，当时的日本，经济很不景气，罢工不断，失业者持续增加，且军部的影响日益扩大。为转嫁危机，化解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日本早已对觊觎已久的中国下手了。在这样一个政府所谓的“非常时”之下，又有谁会去真正地在乎一个小人物的结局呢！

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举行的陆军高级将官会议。

继田边洁之后，二世、三世“烟囱男”在日本各地很快出现。1931年4月21日，位于东京浅草的日本染绒公司因解雇员工，遭到200多名男女从业人员的反对。他们以绝食的方式发起罢工，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持续五天后，相继有20人病倒。其时，东京警视厅亦有介入，但未见成效。到了5月1日，前来声援的一人效仿田边洁，成为新的“烟囱男”。他爬上烟囱，以绝食的方式在烟囱上苦苦抗争。5月13日，担心其死在烟囱上将引起麻烦的警视厅再度出面调停，医生甚至为濒死的“烟囱男”注射了强心剂;由于下雨，还紧急为其在上面搭建了小帐篷。翌日，公司方面无奈地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但此时，“烟囱男”已气若游丝，被装到笼子里从烟囱上抬了下来。好在他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最终生命无忧。不过，其创造的在烟囱上绝食抗争315小时55分钟的记录，却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昭示了当时日本国内矛盾的深重。

继而，也是在1931年的12月9日，富士造纸神崎工厂因解雇工人、相邻的东洋纺织神崎工厂因给承包工人减薪，也发生了劳动争议。12月12日，“烟囱男”事件再度上演，只不过地点从关东换成了关西。由于富士造纸的烟囱抓手已被切掉，于是22岁的青年天野义忠就爬上了东洋纺织45米高的烟囱，并从上面吊下标语以示声援。经调节，75小时后，“烟囱男”下到了地面;东洋纺织虽做出了让步，但富士造纸的问题未能解决。

如是可以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日本出现的一个个“烟囱男”，正是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

（作者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