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红记》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韦敬天传》的叙事结构比较研究

2019-11-25 09:18林香兰
东疆学刊 2019年4期
关键词:叙事结构

[摘要] 以《娇红记》和《韦敬天传》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典才子佳人小说和韩国古代爱情传记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很多相似的特点,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相遇—冲突—大团圆”的结构与爱情传记小说的“敞开—关闭—敞开”的构造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不同的作品在具体演绎时各自具有不同的形式,但结构上大体一致。

[关键词] 才子佳人小说;爱情传记小说;叙事结构;《娇红记》;《韦敬天传》

[中图分类号] I26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4-0024-05

[收稿日期] 2018-03-29

[作者简介] 林香兰,女,朝鲜族,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才子佳人小说。(重庆  600031)

在中国的明末清初,出现了很多以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才子佳人小说,并形成了人情小说的流派。这些才子佳人小说主要以青年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和追求,并经历有钱有势的家庭和小人的离间而导致悲欢离合后,最终结为伉俪为主要内容。另外,很多作品模仿《金瓶梅》,用其中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小说,比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娇红记》《金云翘传》《春流莺》《雪月梅》等。这些作品大多是16回到20回的章回小说,字数在10万字左右,相当于现代中篇小说的篇幅。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构特点是才子和佳人的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最后大团圆。这与韩国爱情传记小说的构成要素非常相似。

韩国的古代爱情传记小说,是以题材内容进行划分的小说类别。在这些爱情传记小说里,男女主人公相互信任,克服种种困难,并最终获得爱情。这类小说在韩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包括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到《春香传》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极为兴盛。这类爱情传记小说具有三个构成要素:第一,男女主人公的自然相遇;第二,必须有障碍要素登场;第三,最终获得爱情。[1](29)这与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构成要素相似。在这里,本文主要以中国古典小说《娇红记》和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韦敬天传》为对象来分析中国古典才子佳人小说与韩国古代爱情传记小说之间叙事结构的异同,进而推动中韩两国古典小说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娇红记》与《韦敬天传》

《娇红记》因其序文中有“元清江宋梅洞尝着《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而被认为是元朝宋梅洞的作品。《娇红记》描写的是姨表亲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故事。申纯和王娇娘虽住在一个宅院里,却相见不易,总是阴差阳错,父母以近亲为由反对二人交往,甚至怀疑他们为不正当的关系。加之其他因素,两人终究未能结合。娇娘反抗父亲逼她与帅使的儿子结婚绝食而死。得知这一消息的申纯悲痛欲绝,自杀未遂,后患相思病而死。双方父母后悔至极,决定将他们合葬一处,让两人死后能如愿。真可谓“生则异室,死则同室”的人间悲剧。

《韦敬天传》是朝鲜朝文人权韠(1569—1612)创作的一部汉文爱情传记小说,它以中国为空间背景,以发生壬辰倭乱的壬辰年为时代背景,描写了韦敬天和苏淑芳的凄美爱情故事。它与大多数韩国古代汉文爱情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不同,其悲剧结局与同时期创作的《云英传》《周生传》一同使我们了解了当时文人的世界观与情感世界。

《韦敬天传》与《娇红记》都是不同于长篇章回体小说的中篇体制的作品,且除了时代背景相似之外,它们在主题、人物以及结构等方面同样多有相似。但是限于篇幅,本人在这里主要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探讨和比较两篇小说的叙述结构。

二、《娇红记》与《韦敬天传》的叙述结构比较[1]

在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和韩国的爱情传记小说中男女恋爱情节均为“相遇—离别—大团圆”。从结构主义方法论来看,这种恋爱情节可表述为“敞开—阻塞—敞开”的叙述结构,也就是说,韩国的爱情传记小说和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在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一个伦理和身份制度森严的社会,而与如此封闭的“公性”社会制度相矛盾的“私爱”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在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社会通常以牺牲包括青年男女的自由婚姻等个人情感与生活来维持其正常运转。在封建社会里,在与“公性”社会制度的矛盾中,战胜封建伦理,获得幸福的私爱虽然存在,但是大多数时候,这种“私爱”只能成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不过,很多文人因不满意现实生活的悲剧,而在艺术世界中将其升华,并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结构世界。

(一)封闭结构里的开放世界

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或韩国爱情传记小说的开头基本都始于男女间的相遇相爱。在中国古代,婚姻与家族利益、财产继承和确保社会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这样封闭的社会结构里,被“囚禁”的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拼命挣扎。他们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由此便产生了不可阻挡的男女相恋,这种热恋与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浪漫故事相似。男女爱情始于身体本身,是充满青春气息的欲望的释放。在古代,那些才德出类拔萃的才子在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时期,往往游覽名山大川,而在旅程中,情大体表现为乐、诗、酒兴。陶醉于这三种兴致中时,恰逢天色渐晚,沉醉的才子被隐约的歌声所吸引,于是十有八九会与美丽的少女相遇,通常是一见钟情。这是一系列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娇红记》《定情人》《玉娇梨》《平山冷燕》和韩国17世纪爱情传记小说《周生传》《崔陟传》《韦敬天传》等作品的共同之处。

《娇红记》的开头是对主人公申纯的介绍。申纯8岁通读六经,10岁能诗能文。他从小天资聪颖,与人和睦,堪称模范,因此深受士大夫的赏识。宣和年间,他科举应试,未能及第。于是怀着失落之心来到姨母家,便与娇娘相遇。

双鬓绾绿,色夺图画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珠莹,生起见之,不觉自失,生视熟之,愈觉绝色,木摇心荡,不能禁制。[2](14)

这是无论谁看见,都会惊呆的娇娘的美丽形象。才子和佳人就此相遇,爱情开始萌发,心门渐渐敞开。

在才子佳人的小说中,男主人公大多是一表人才,女主人公也是美丽的才女。才子和美女,而且是善于诗文的男女相遇,自然会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然而,在严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这种私下结缘最终必然因与“公性”的社会制度和身份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遭遇危机。这种一见钟情和私定终身以及即将面临的矛盾和危机,成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前奏曲。

韩国爱情传记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相遇,也和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相似。韩国17世纪的爱情小说《周生传》《崔陟传》《韦敬天传》等作品里登场的男主人公基本上都出身于有地位的家庭,能诗善文。女主人公则是貌美如花、诗词文章出色的大家闺秀。他们并未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彼此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因而与当时的伦理制度发生冲突,面临危机。例如,《韦敬天传》对男主人公韦敬天的描写如下:

① 公和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其意义也各有不同,尚未有明确的定义。本文所说的公,是指与君主、官府等统治机构相关的概念;私,指人心、个人的占有欲、物质欲望等。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金陵人名韦生。名岳,字敬天,是唐代人韦应物的后裔。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15岁善诗文,小有名气。诗的韵致学自苏州[2],而明朗不落俗套则胜之。因此,韦生名闻天下,当代无人企及。[3](93)

可见,韦敬天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完全一样,而且他们相识的背景也是在春风和煦的暮春时节,在郊外喝酒、划船、吟诗时,被悠扬的笛声吸引,忍不住下船进了村庄,便遇见了正在吟诗的少女苏淑芳。

远处后院人声朗朗,韦生抬头一看,紫色的玫瑰下挂着一盏燃灯,下面坐着一个美人。芳龄十七八岁,文静而仙女般的姿态,不像是凡人。她手里拿着一朵花蕾,头靠楼阁吟诗。[3](95)

佳人的美丽自不必说,更撩人的是吟诗。声音刺激听觉,爱慕便一下子传遍韦生全身。少女柔美的声音里蕴含着孤独的情思,这使韦生不禁为爱而奋不顾身。这种恋情也可能成为亡身之祸,但是纯情并不惧怕这种灾祸。爱情使人盲目。韦生已经陷入疯狂之中,不可遏制,于是大胆地跳进围墙。这个举动比《娇红记》里的才子申纯更为大胆。

在苏淑芳看来,无端冲进来的韦生是浪荡狂暴之人。韦生对自己难以抑制的心情和举动做了解释后,苏淑芳就把韦生的狂放看作是温雅斯文。于是警戒心消失,本能的春情难以自制。从此,韦生和苏淑芳的爱情如春水决堤般不可阻挡,继而达到高潮。有意思的是,情事后苏淑芳的内心独白。这种独白早已隐含在苏淑芳表现春情的诗作里“人间快事未及闺房,此生如今方品尝”,[3](97)坦率地表白了性快感。这里不存在当时的性压抑或代替性道德的贞洁意识。在韩国古代小说里,女主人公往往比男主人公更为积极主动,这个特点在苏淑芳的身上也表现了出来。苏淑芳对情事的欲望很强烈。“今晚是何夜,邂逅了如此好人,实现了我的夙愿,发誓与你白头偕老。”[3](98)这种春情的激荡和执着如实地表现在她的语言中。天蒙蒙亮,雄鸡报晓,韦生起身要走出闺房时,苏淑芳手拽屏风挡住纱窗说“不是东方破晓,是月光升上来了”。[3](99)

通过这些情节,可以看出被压抑的男女青年对性欲的渴望。才子佳人小说或爱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和相爱大都是一见钟情,奋不顾身,当夜实现。不过,这种爱并非畅通无阻,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会遭遇考验。以才子佳人的小说来看,他们的爱情首先会遭到家庭的反对。比如佳人的家庭对男子的要求是正统家庭子弟,外表英俊,能诗善文,科举及第,或者科举有望,也就是说用立身扬名的尺度来衡量。在《娇红记》中,立身扬名是以男性为主的封建社会赋予男性的最高价值。相反,男性家庭对女子的要求则是容貌出众、品德俱佳的大家闺秀。从男性立场来看,在富贵、容貌、诗才中,更看重容貌和诗才,美貌又优于诗才。但是从女子的立场来看,可以替代立身扬名的富贵优于容貌和诗才。因此,这种“私爱”和家庭“公性”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或韩国古代爱情传记小说中,由一见钟情结缘的男女私爱,是被社会公性机制所制约的,因此开放世界里的情爱自然会遇到挫折。

(二)因纠葛而被关闭的离别的现实

在才子佳人小说或爱情传记小说中,障碍因素在作品里表现得多种多样,比如政治权力、身份制度、封建礼教、怨恨关系等。这些障碍因素在才子佳人小说和爱情传记小说中表现得各不相同,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首先,来自政治权力的客观矛盾。和平时期的政治斗争或非常时期的战争,都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形态。在才子佳人小说或爱情传记小说里,政治权力是棒打鸳鸯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表现政治权力这个客观原因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有《好逑传》《雪月梅》《儿女英雄传》《兰花梦》等,而韩国的爱情传记小说则有《周生传》《韦敬天传》《云英传》《崔陟传》等。这些小说通过描写政治权力阻碍爱情的故事,表现了反人伦的侧面。

其次,就是男女主人公在身份制度下经历的爱情纠葛。可以说,《娇红记》是这一类作品的典型。《娇红记》里的障碍因素,包括小人妨碍等多种形式,但是其中主要的冲突是因身份制度而导致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起初,妨碍申纯和王娇娘婚事的是王嬌娘的侍女飞红,她暗恋申纯,

多次妨碍申纯和娇娘的婚事。后来她被两人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王娇娘的真诚关爱和努力所感动,便主动为申、娇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第一次冲突解决后,第二次冲突登场了,那就是源于身份制度的矛盾。申纯科举落榜,郁郁寡欢,而他又出身普通,以至王娇娘的父亲对他不满意,便以禁止近亲婚姻的朝廷法令为由回避媒人。两个人的爱情与身份制度发生冲突,继而爱情之门被关闭。但是申纯经过努力,科举及第,荣登甲榜(进士的别称),任凉州祀户。于是申生与娇娘被关闭的婚事大门渐渐打开。然而,好事多磨,帅使的儿子看到美人图后,心生爱慕,便派媒人去王通判宅提亲。当时,娇娘的父亲王通判正等待调任新职,在帅使的威逼贿赂下,王通判竟然答应将娇娘许配给帅公子。得知此事的申纯和王娇娘又一次面临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他们情深似海,绝望的痛苦亦难以言表。

就这样,“私爱”被“公性”势力拆散,两个人最终以悲剧收场。二人在战胜一个又一个来自“公性”的障碍后,却再次在身份权力的支配下不得不永别。随之,他们初见端倪的爱情之门再次被关闭。这种婚姻障碍物,只有在两个主人公死后才能完全消除。他们的死具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和礼教束缚,争取人生自由的意义。《娇红记》与《好逑传》《雪月梅》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将爱情的被扼杀与战乱相联系,而是归咎于社会内部的身份制度和礼教等具体问题上。

《韦敬天传》不同于《娇红记》,它在社会背景上设置了战乱这个障碍要素。在《韦敬天传》中,“壬辰倭乱”成为了韦敬天和苏淑芳两个人不得不分离的主要原因。《娇红记》的冲突虽然具有复合性的原因,但主要是源于身份障碍,而《韦敬天传》则是战乱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韦敬天传》里,韦敬天天资聪颖,15岁就能诗能文,是个正直而出众的文人。大家闺秀苏淑芳是苏轼的后裔,其父在台阁做官。韦敬天与苏淑芳的结合在身份上是没有多大差异的,但是从“公性”的封建礼教角度来看,还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两个人的隐秘情事与封建礼教相抵触,因此成了离别的种子。韦生把离别情恨跟朋友诉说后,朋友从“公性”立场指责韦生的私通行为。这种出自“公性”立场的指责,不仅不能成为治愈自由爱情的良药,反而成为了毁灭私情的病毒。因此,离情别恨将韦生逼至死境,苏娘子的父亲为了治愈两个人的病向韦生父亲提出将私情合法化,早日为二人完婚。他说:“尊郎逐景偶过鄙第,小女多情,忽然微躯如花之泣露,似月之披云。未拽孤居之怨,都是老夫之罪……傥阻夫妇之情,地老天长,何量父母之心?早卜时日之良。”[3](90)最终韦生和苏娘子的爱情合乎了礼法,私情和公情得以和谐。由此韦生和苏娘子的心病得到了治愈。

然而,婚姻不可能使万事皆顺。“壬辰之乱”又导致了两个人的再次离别。两人打开的爱情之门又因战乱被关闭了。韦生跟随父亲上了战场,这成了他们的永别。这样以战乱作为媒介的才子佳人小说或者爱情传记小说比较多,比如《好逑传》《雪月梅》《崔陟传》《周生传》等都是以战乱为背景的小说,但是里面反映的内容却各不相同。

如果说《娇红记》里的主要矛盾是要“家族”身份,那么《韦敬天传》里的矛盾却来自战乱这个大社会环境。当然,无论什么要素,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不能实现婚姻自由。所以,想获得婚姻自由,就要跟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针锋相对。当这种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能是死亡的悲剧。跟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和爱情传记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不同,《娇红记》和《韦敬天传》带着浓浓的悲剧色彩,所以更具社会意义。

(三)再结合中敞开的世界

才子佳人小说根据男女主人公的结合与否大致分为两种结构:一种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成功结合为主的大团圆结局;另一种是男女主人公死后相遇相爱的悲剧结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过障碍要素后,其结局或者幸福或者悲惨,大体上都是始于相遇,然后经历阻碍的冲突,再次大团圆,最终走向敞开的世界。

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通常是幸福的结局。所谓大团圆结构,是指在作品的结尾所有的矛盾都得到解决,男女主人公获得了幸福。才子佳人小说中《定情人》《玉娇梨》《金云翘传》《好逑传》等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圆满扫除障碍,最终达到大团圆的结局。在这里,个人爱情的圆满与“公性”社会制度和家庭伦理制度之间的矛盾得到圆满解决。

韩国古代的爱情传记小说也同样表现为幸福的结局。《相思洞记》《崔陟传》等作品都表现为相遇、障碍要素、大团圆的结构。这些作品都按照作者的意图表现为幸福的结局,集中表现了作品的开放世界。然而生活并非全都是幸福,同样作品的结局也不可能尽是幸福,否则不能反映生活的真实。生不能爱,死后如愿的愛情结局,暴露了当时阻碍自由婚姻的社会制度和家庭伦理制度的危害和罪恶,赞美了时代的牺牲品——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

在现实中,才子与佳人相遇后,因障碍要素往往会经历矛盾冲突,最终以悲剧结局,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得到升华,在幻想中带来了大团圆的喜剧性,这类小说有《孤山再梦》《麟儿报》《鸳鸯传》《娇红记》等。这些作品虽然都是“情可以生,情可以死”的爱情悲剧,但仍然展现了爱情的力量。而《周生传》《云英传》《韦敬天传》等韩国爱情传记小说的结局跟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一样,都是悲剧结局,都表现了爱情的力量。这些作品表现了私欲和爱情渴求战胜“公性”的多种障碍因素、顽强反抗公性制度的男女爱情的巨大力量。

《娇红记》的结尾是王娇娘难以接受父母强迫她嫁给他人的事实而选择以死相抗,自杀未遂后,患相思病而死。娇娘在死之前曾写两首诗送给申纯。申纯看到诗后也想自杀,由于兄长的阻拦保住了性命。然而,他的心已死,这一点在他怀念王娇娘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常年患病,最终也随娇娘去了。娇娘的父亲痛心地说,两个人的夙愿都因我未成,让他们在黄泉下结缘吧。于是把两人合葬一处。作品让男女主人公死后相见,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幸福,用两个人的死,表现了另一个敞开的世界。

《韦敬天传》的结尾也同样如此,韦生和苏淑芳战胜封闭世界的障碍要素结成姻缘,使关闭的爱情之门徐徐敞开。但是战乱一发生,韦生就参战了,他受尽千辛万苦,思念故乡,思念淑芳,吃不下,睡不好,最终患病而死。看到灵车队伍的苏娘子悲痛欲绝,即刻用丝绢勒颈而死。苏娘子的父亲悲痛之余把两个人安葬在九疑山下。两座坟并排坐落在路的左侧。韦生和苏娘子的死后重逢,使作品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得以化解,如同《娇红记》的结局一样,朝向另一个世界的幸福之门被打开。总而言之,《韦敬天传》在私情与公情的关系上描写了两情无间,因此,公和私与前面所叙述的相反,并非是二律背反,而是,公里有私,私中有公,是不可分割的。

三、结论

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国古典才子佳人小说《娇红记》和韩国古代爱情传记小说《韦敬天传》的结构特点,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相似的叙述特点。才子佳人小说的“相遇—冲突—大团圆”的结构与爱情传记小说的“敞开—关闭—敞开”的构造是相通的。而且才子佳人小说与爱情传记小说中的相遇几乎都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且它们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结构上是一致的。在障碍因素方面,才子佳人小说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爱情传记小说也有各种矛盾冲突。由于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两部作品中两对主人公的爱情关系错综复杂,起初开放的世界逐渐被关闭。如果说《娇红记》的障碍要素来自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那么《韦敬天传》的矛盾冲突则是来自战乱。不同的冲突结构满足了读者对才子佳人小说和爱情传记小说的不同期待,并有效地表现了主题,而且从各个方面很好地表现了在社会制度、身份制度以及封建礼教的束缚下,青年男女是怎样为追求自由爱情而挣扎的。如果说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由“相遇—冲突—大团圆”构成的话,那么《娇红记》和《韦敬天传》则是悲剧结局。另外,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看出了另一种形式,那就是《娇红记》和《韦敬天传》虽然同是悲剧,但是两者真正的爱情世界并没有因死而关闭,而是通过另一个世界的开通再次相遇,开辟新的爱情世界。

参考文献:

[1][韩]???:《?????????》,首尔:太学社,1999年。

[2]宋梅洞:《娇红传》,???译,首尔:??出版社,2003年。

[3][韩]权韠:《韦敬天传》,???:《17?? ??????》,首尔:??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  张克军]

[1]指韦应物。

① 指韦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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