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小说叙述的隐秘“逻辑”

刘潇萌

摘要：格非小说生长和渗透出来的，不仅是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的智慧”，还有博尔赫斯文本所不具有的、惟“中国经验”才能滋生出的话语情境和氤氲氛围，这些真正决定了格非的叙述体貌和风格的最终形成。两者在小说理念上最为接近之处，就是他们在叙述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在格非的《迷舟》和《褐色鸟群》中，格非对博尔赫斯的时间感和“记忆”在叙述中的结构功能，都有着自己超越性的理解和实践，其文本中被那种记忆所“统治”的时间，几乎成为小说叙述中的神秘幽灵，控制着小说叙事的方向，并在叙事中建立起文本的独特结构和叙述的逻辑。这种叙述的“新逻辑”不仅彻底打破了故事内部的“因果链”，而且对于审美“第二项”所可能呈现的“意蕴”也做出“修正”或消解。因此，我们在格非的小说里，发现了极具智慧性的小说戏剧结构。

关键词： 格非;《迷舟》;《褐色鸟群》;叙述;时间;神秘性

一

实际上，在现代小说叙事中，除了故事和人物，文本叙述中最重要的元素还有两个：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决定小说叙事结构及其艺术形态的关键。所谓“怎么写”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作家如何选择文本的结构方式，作家如何处理人与时间和空间维度关系的策略，它既体现著作家理解生活与文本之间关系的程度，也显示出作家整饬存在经验并通过语言将其转化为叙事文本的格局和水准。这些，不仅是由作家的写作个性、趣味、审美功力和文学观念决定的，它也是作家世界观、哲学观、文学观和审美伦理的外化。具体地说，小说中故事的讲法、人物的活动，都无法离开作家叙述故事所必须依傍的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构成了叙述最基本、最潜在、最深层的结构逻辑。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由于作家对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的不同设置及人物在时间和空间里可能存在的方式，便会产生出小说结构上巨大的差异性，而结构确定了表现于物质价值或形式价值的区别。其中，人物的命运和事物的品质，也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移位”或“闪回”，形成叙述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构成小说的叙事美学。而且，以时间和空间为叙述轴心呈现的心理和精神的“隐形结构”，还会制造出表层和深层两个价值层面：一个是故事本身表层产生的意义，另一个则是隐形的、潜在的话语意蕴和哲学价值。由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元素，在文本中不同的活跃程度，使得小说叙述显示出不同的张力，并且打开虚构与存在世界的多重性的通道。在这里，我们会想到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即冰山体积的海平面以上八分之一和海平面以下八分之七，与小说叙事形态和结构的比喻;也会联想到美国的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关于审美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说法。前者主要强调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支撑性及其隐喻意义;后者则指出了文本叙述的寓意层次和价值所在，提出了一切艺术表现获得价值和意义的前提。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文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①

由此可以看出，文本的第一项，即“实际呈现出的事物”，构成叙述表层的形象或故事。这一项，显然是在传统的、习惯性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实现的一个叙述过程。而对于第二项“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审美第一项和第二项的通联和实现，必然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叙述时间和空间而实现的某种“叙述结构”。这个叙述结构，显示出文本的独特个性，同时，它也构成了小说叙述的“隐秘逻辑”。因为，文本叙事所涉及到的，不仅是时间和空间范畴内叙述所呈现的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还包含故事、人物、世界的真实性。我想从叙事的功能、逻辑和虚构的视角，以格非两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为例，通过思考格非小说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价值，考量格非小说叙事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所作出的贡献。这对于分析、阐释和梳理中国当代小说艺术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对于研究曾作为“先锋作家”持续性写作三十余年的格非早期创作，尤其他对小说叙事中时间和空间的把握及其“形式感”，都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讲，探索格非短篇小说叙述中时间和空间、结构和意蕴的关系，阐释格非小说文本的“第一项”是如何延展至审美的“第二项”及格非“先锋时期”文本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也都是研究中国当代小说艺术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

论及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中国的传统小说理论普遍认可小说无定法、结构无定式的说法。如汪曾祺所说，“小说的样式，就是生活的样式”“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小说的结构特点是：随便”“小说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②就是说，小说叙述的结构，取决于作家对现实、存在世界基本形态的所谓“客观”的判断、把握和呈现。近一个世纪以来，写实主义手法秉行自己的创作理念，坚持“从生活出发”“贴近生活本身”的原则，通过作品探索“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表达复杂的思想和精神内涵，这种创作方法已经取得极为丰厚的收获，并有许多经典文本留存于世。但是，更有许多作家致力于新的现代小说理念和表现形式的探索、实践，写作出大量具有新的艺术感觉、新的文本境界的作品。像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雷蒙·卡佛等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和写作理念，他们在各自的文本中蕴藉着他们对世界不同的判断方式和美学情愫。叙述已然成为他们艺术理念的外化和具体呈现。前面曾提及文学审美“第二项”的艺术价值系统，实际上，对于一个小说文本，厘清审美“第二项”意蕴和价值的获得究竟从何而来，这是文学叙事的关键问题所在。在我看来，“第一项”和“第二项”之间所构筑或引申出的叙述的形态和意义，一定不像是汪曾祺所说的“小说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意思，而是一种超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文体的“有意味的形式”，是“扭转”了存在世界和生活常态的、具有“变异”性的艺术体貌。而这种形式有可能就源自某种新的写作理念，这个理念既是关乎小说叙事策略的，更关乎对于存在世界的新的阐释方法、途径。这里，包含了作家对存在、时间、空间维度的再认识，正是这种新的理念，才不断地引发出小说叙述的“革命”。

我们看到，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时空完全可以倒错，时间可以统治空间，空间也可以战胜时间，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整饬中完成。时间，或者回忆、记忆中的时间，就是博尔赫斯沉迷其中的一个形而上或是形而下的语境、叙述场域，在其间，时间几乎“统治”了博尔赫斯的叙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作出“物质和能量弯曲了时间和空间，而黑洞则是时空弯曲的终结”的推断，若是参照这种论断来考量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等文本，就会感知其中所呈现的那种美妙而奇特的叙述场景。文学叙述实现对时间“呈现”的手段，则是对记忆的“复制”或者幻想的重构。博尔赫斯认为：“记忆是存在的，而记忆又只能是个人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由记忆组成的。”这段话，基本概述了记忆和时间的关系和品质。这种对于时间的理解，成为博尔赫斯进入叙述的重要路径，它实现了对新的叙述形式的重构。可以说，这种小说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越出了以往文学的边界，扩展了叙述的维度，于是，新的文体形式成为决定叙述方向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比较博尔赫斯和格非小说，特别是格非早期的短篇小说的写作，他对博尔赫斯小说理念的汲取和借鉴，同样让我们增加和深入了对时间、叙述的逻辑等小说理念的重新认识、理解和接受。

格非早期的小說《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褐色鸟群》《青黄》《雨季的感觉》《陷阱》等，都是怀着强烈的摆脱、消解以往叙事惯性的冲动和激情，倾力书写的实验之作。此后，这些文本与苏童、余华的作品一起被认为是“先锋文学”的经典之作。与后两者不同的是，格非的这些短篇小说，因其叙述中刻意制造大量“空缺”和“重复”，显示出独具一格的叙事策略，而强烈的形式感，则显示出博尔赫斯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的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格非本人及其创作被普遍认定是“博尔赫斯在中国的传人”。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偏差欠缺，格非在小说中生长和渗透出来的，不仅是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的智慧”，还有博尔赫斯文本所不具有的、惟“中国经验”方能滋生出的话语情境和氤氲氛围，这些，才真正决定了格非的叙述体貌和风格的最终形成。两者在小说理念上最为接近之处，就是他们在叙述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而在格非的《迷舟》和《褐色鸟群》中，格非对博尔赫斯的时间感和“记忆”在叙述中的结构功能，都有着自己超越性的理解，其文本中被那种记忆所“统治”的时间，几乎成为小说叙述中的神秘幽灵，控制着小说叙事的方向，并在叙事中建立起文本的独特结构和叙述逻辑。这种叙述的“新逻辑”不仅彻底打破了故事内部的“因果链”，而且对于审美“第二项”所可能呈现的“意蕴”会做出武断的“修正”或消解。因此，我们在博尔赫斯和格非的小说里，发现了极具智慧性的小说戏剧结构。

具体说，这篇著名的、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短篇小说《迷舟》，是格非写于二十六岁的成名作，它和《褐色鸟群》等篇章一起奠定了格非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影响和地位。这篇小说选择的叙述背景是“北伐战争”，而叙述者却有意模糊敌我双方对峙和争锋的状态，将叙述的重心聚焦在孙传芳部的一个中级指挥官萧旅长的身上。孙传芳部队与北伐军之间大战在即，棋山守军萧旅长奉命去对岸的小河村侦察敌情，萧却意外地接到父亲的死讯须要回去奔丧。仔细看来，小说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在叙述的最关键的“节点”上，除“侦察”和“奔丧”之外，节外生枝地又出现“情爱”的“岔路”，作者有意让叙述出现了逻辑性的因果“空缺”，在这里，也是时间的“空缺”。萧“去榆关”“在榆关”都是没有时间长度的。作者极其刻意地让推进叙述的时间链条“中断”，使得文本生发出令人难以弥补的“漏洞”，令人感到无限的焦虑和困惑。在这里，作家显然无意也无力把握并决定萧旅长这个人物的去向。当然，叙述本身不可能、也不想控制他的行动，这种选择既是对历史的一种极其包容的姿态，也隐含着悲观的对存在世界不可知的肆意消解。其实，这里的“空缺”和“重复”都是源自叙述中时间的“作祟”，“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是作家控制、切割叙述“因果链”的关键。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讲，这样打破叙事重要情节和细部关联的逻辑链条，改变情节推进的方式和秩序，肯定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叙事革命”。这是一个原本可以极其写实、中规中矩地讲述的故事及人物活动的文本，但叙述的“终极目的”或“意义”在叙述的关键环节上突然消失，故事本身虽然没有“死亡”，可是由于其关涉意义的“空缺”，小说叙述所“本该”抵达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而文本的叙述过程本身即由审美“第一项”通向“第二项”的途径及其产生的叙述张力，就成为小说家所悉心构筑的谜团。实质上，小说只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凌空蹈虚的过程。

《迷舟》看似从容的叙述中隐匿着悬疑、紧张、冲动、期待、迷惘，文本所演绎的存在世界，充满凄迷、阴鸷、清冷、神秘的“色调”，生命、存在世界和时间的理性，在人物模糊的意识形态里，游弋、缥缈，绰约可见，不一而足。那么，格非通过这样的叙述，究竟想呈示什么样的主旨？小说叙述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文本中隐匿着怎样的寓意和叙事目的？最终，格非究竟想让自己的叙述将文本引向何处？我们能感觉到，格非并没有让叙述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发掘人物本身的个性及其性格、欲望的张力，对任何人物均无任何道德、伦理评价，而是让萧这个人物仿佛就是一个有关战事、情恋迷宫里的影子或符号，让其在叙述中存在、行动、消亡。格非令萧的命运充满变数和诡异的症候，作者似乎也无意改变什么，惟有信马由缰地让叙述“一意孤行”地向前伸张。格非小说叙述所专注的是逼真地呈现一种极为特殊的语境和氛围，奇崛的文本形态，若隐若现的险云远山，一切都在水雾苍茫中形成时间的“谜团”。文字里还不时透射出叙事的玄妙、乖张，令人错愕不安。以往的研究者和读者普遍强调和重视“空缺”的技术性存在，这可能会忽略小说文本背后的“第二项”寓意，即时间和空间对于叙述逻辑链条的整合与重构。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因为萧旅长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恰恰是因为这种时空错位，导致叙述出现在另外一个文本意图的岔口。因此，在叙述失去目的性之后，文本呈现出与传统小说叙事不同的形态，这样，格非小说“第二项”的寓意就是彰显叙述本身的魔力，或者是某种叙述语境及其意蕴的生成。

如果比较博尔赫斯的《死亡与罗盘》和格非的《迷舟》两篇小说，就会发现两者在气韵、精神和灵感上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叙述上的若即若离，小说理念的相近，使得这两个文本“貌合神离”。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终于看到格非与博尔赫斯在叙述的细部上绝妙的相似：

他倒退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死亡与罗盘》）

警卫员站在离萧只有三步远的地方，非常认真地打完了六发子弹。（《迷舟》）

当然，这种相似，既可能是格非向博尔赫斯的一次致敬，也可能是两者在叙述道路上的不期而遇。

回顾对于《迷舟》的解读，若干年前，陈晓明认为，“战争和情爱在这里构成一个根本对立的等级，对立的双方在叙事话语中互相渗透，却又隐含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张力。”③实际上，这种判断更多的是对于“空缺”的强调，并没有特别考量叙述中时间和空间在情节演进中逻辑力量发生的作用。在此，“空缺”固然是一种哲学，但新的时间观即“时间美学”在《迷舟》这篇小说的文体层面，令文本更为精致，更具有修辞意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萧与杏之间的情爱线索被叙述得格外细致，战争这条线索有意被遮蔽、掩抑或压制，这种刻意的对两者的“剥离”，就是为了让虚构裸露出应有的“元叙事”的“本色”，这显然是格非作为一位小说家叙述的智慧。

三

现在我们不禁想问，在1980年代中后期，格非为什么要写作《迷舟》和《褐色鸟群》这样两篇小说？格非本人的意义及其心理诉求是什么？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们感到很有兴味的话题。

格非在谈到《迷舟》的写作初衷时说：“我希望通过一个传统的有头有尾的故事来表达我对时间的思考。”在此，时间构成了格非小说叙述的要素。而且，格非常常让人物的记忆在时空的节点出现中断，叙述在某种玄虚的情境中释放着神秘的幽暗的气息。无疑，这两个文本折射出的，是个人的精神困境和人性的寓言。可以说格非小说叙述的“终极”目的，既是对人性、心理和存在可能性的某种“求证”，也是对小说叙述固有秩序的颠覆。

前文所言，小说文本中那种被记忆所“统治”的时间，几乎成为小说叙述中的神秘幽灵，它控制着小说叙事的方向，并在叙事中建立起文本的独特结构和叙述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记忆”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可以将文本引向叙述的神秘主义诗学范畴，破译叙述的“诡秘”符码。“他的诡秘具有一种文化的神韵，而且还是一种相当深远的文化。”④其实，格非的意念或眼中的世界就是诡秘的存在：“萧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一道诡谲的双目的光芒”“尽管这位昔日的媒婆已经失去了往常秀丽的姿容，但她的诡秘的眼风依然使萧回想起她年轻时的模样”“我的记忆似一条锈蚀的铁链寸寸断落。在记忆消失的瞬间”“我猛然一惊，我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粘接起来，我满腹焦虑地回忆从前，就像在注视着雪白的墙壁寻找两眼的盲点”。所有这些充满神秘主义意蕴的叙事，让记忆、时间所产生的人的幻觉、意念和意象形成了诡秘的氛围和情境，所以，这些文本细部有意无意地隐约显露出微观上的偶合，与博尔赫斯的“迷宫”仿佛是不期而遇。不同的是，后者更多拥有叙事学和小说智慧的形式感，前者则显示出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情韵和文化诡秘特征。《迷舟》中，当萧的警卫员举起萧旅长遗忘在家里的手枪时，萧面对那管深不可测的、黑乎乎的枪口，“又一次沉浸在对突如其来的死亡的深深的恐惧和茫然的遐想中”。类似于“宿命”“命运”“虚妄”的理念或意念，似乎都与具有超现实叙事的神秘主义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从这个角度看，格非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写实主义的“解神秘化”和“非神秘化”，让我们意识并感受到这个世界另一副神秘的面孔。这种写法，是格非对传统写实主义的超越，是对存在的“不确定性”的虚拟和认知。因此，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形成，无疑让文学表现呈现丰富、复杂的审美状态和景观。

当“回忆就是力量”这句话出现在《褐色鸟群》中的时候，我们立刻感到其别有深意。在这里，回忆或者“讲述”，彻底消解了叙事文学的线性逻辑。小说文本除了叙述呈现能指上的时间之谜外，还有一个叙述所指上的感觉之谜。时间之谜并没有谜底，它仅仅成为叙述的无形之网，作为一种支撑故事的框架，它凸显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及其神秘性。如果说，《迷舟》中是“空缺”主宰了叙述的方向，造成叙述的“迷舟”怅然若失、“无家可归”的结局，那么，《褐色鸟群》中的“格非”、棋、李朴、李劼、卖木梳的女人等人物（或者说是“符码”）一起构成了存在的“迷阵”和玄奥。这些人物在时间之流里编织起一张记忆之网，令存在世界变得扑朔迷离。而幻觉、错觉甚至失忆，这些心理、生理状态与时间一样，令存在世界或者人对于存在世界的感觉变得模糊、恍惚甚至茫然。神秘的女子“棋”的到来，给在“水边”写作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之书的“格非”的生活，带来亦真亦幻、茫然迷乱的色彩。我（“格非”或叙述人）与棋在小说前后的两次相遇，彼此之间总是有一方无法确认可能早已熟识的对方或现实。女子棋用“臭水沟”来否定“水边”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这就等于承认了空间的虚幻性，也造就了各自记忆的错位。她用自己“三个月前曾到你这里来过”，解构了“我”关于“我的寓所里从未有过任何来访者”的叙述。而那个在“水边”写作的我，仿佛变成了“预言”式小说中的叙述人，这个叙述人“我”与“棋”的交谈，完全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错乱。接下来，时间和空间再次发生错位，随即“棋”又成为“我”的故事的倾听者。一个新的“被讲述者”——那个穿着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又引发出另一個“叙述”。“我”给“棋”所讲述的发生在“歌谣湖畔”的故事——无疑，这又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则是住在“水边”的写作者制造的角色。这个写作者通过褐色鸟群确定现实的时间感，而在进入故事叙述时间的时侯，褐色鸟群不再出现，现实的时间开始模糊起来，故事与现实的边界也模糊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已经注明“一九九二年春天”，而我们知道，作家格非这篇《褐色鸟群》实际上写于1988年。这个时间上有意的错位显然是一个“穿越性”的虚构时间，它意在指向的是叙述的未来。“我想如果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梗阻，那一定是时间出了毛病”“我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于是，“水边”及此后的一切，都成为一个神秘的存在。对于小说叙述来讲，“错觉会把人领入深渊”——一个虚拟的、充满玄幻和神秘的世界，这样的叙述让我们感知到存在世界另一个深不可测的层面。这时，叙述正在从日常性的情感层面向着叙述所产生的智力、智慧层面发生位移。

在《迷舟》和《褐色鸟群》中，时间被彻底地泛化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实体，它的功能从传统文学叙事的秩序、规则、叙事伦理，超越成为叙事的基本元素。可以说，时间、记忆和叙述共同成为小说文本的题旨和目的。时间已然成为这个文本充满个性化的基本因子。换言之，时间和空间都是一个容器，所以，时间在叙述中已经不是线性的展开，而是被变化的、多维的空间所吞没，或者说，时间已被假象所遮蔽和忽视。叙述现实，叙述历史，讲述人在现实和历史世界中的存在形态，都是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想象和回忆中完成的。“只有‘回忆，才有可能揭示‘时间的伪形和历史假象的虚伪，发现既有‘事实的根本性缺陷，这样，在精致、超凡脱俗的回忆过程中，发现现实、历史以致存在间隐秘的时间、空间联系。时间在叙述的关键处发生了‘断裂，这是叙述的‘症结所在。无法接续的时间链条，被抛掷进时间的深渊。于是，小说的结构，成为对历史的解构和消解，成为对历史和真实进行重构、‘还原的基本过程。”⑤就是说，这个不断在记忆中“还原”“重构”的叙述，构成一个“循环”的逻辑，释放出无穷的张力。“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作家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道出了叙述的真谛：“重复”。那么，一个看似永远也无法辨析出理路、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它的“主角”究竟是谁？疑窦丛生的叙述、叙述的旨意，或者说，审美的“第二项”又是什么？虽然，这个小说没有清晰的故事叙述的逻辑，却有一个记忆的逻辑。也许，在博尔赫斯和格非这样的作家看来，小说的逻辑永远就不应该是因果循环的。

另外，格非小说的叙述语言对叙事情境、文本语境的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小说语言在呈现存在的时候，叙述便成为不折不扣的有关“词与物”的辨证活动。所谓表现生活和存在世界就是表现语言，呈现时间、空间，而回忆往事就是在语言的隧道踽踽独行，在这个意义上讲，《迷舟》和《褐色鸟群》超越了一般性叙事话语或工具论语言观的层面，走上了一条“语言——存在”的一体化境界。语言所透露的感觉和信息，都是自由的、具有寓意和自由精神的修辞。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格非小说叙述的隐秘“逻辑”。

注释：

①[美]乔治·桑塔耶纳：《美感》， 杨向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②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9页、第27页。

③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④胡河清：《靈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⑤张学昕：《世界上惟有小说家无法“空缺”》，《长城》2017年第3期。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54）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