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

王思雨 王成军

《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以下简称《帝国突围》)出版于2019年1月，是著名文史学者余音的一部学术专著。作者本着学术良知，秉笔直书自己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余音不仅对“戊戌变法是失败还是夭折”、“戊戌事变导火索探秘”和“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等话题大胆地做出了自己的论断，并且重估历史，肯定了孙家鼐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此书资料翔实、考据精深，为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未来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实说”历史主张

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帝国突围》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明确地将“实说”历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提了出来。在序言中，作者首先将以往研究历史的方法，大致分为“戏说”历史、“自说”历史和“纸说”历史三种类型，而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实说”历史主张。作者认为，“实说”历史主张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具体地来说，有三层含义：其一，指出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应当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其二，强调对史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主要是指历史研究除了要关注史料自身的价值以外，还要关注史料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其三，强调将研究结论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

我们认为，“实说”历史主张的提出是具有价值的。首先，作者在该主张中强调辨析史料的重要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的序言中就指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史实却搭建得很匆忙，根基并不是很深。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1]由此可见，认真辨析和重建史料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而余音对辨析史料之重要性的强调对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作用。其次，该主张是历史的、发展的。作者没有局限于仅仅关注史料自身的价值，而是注重史料与历史社会的联系，不仅强调关注史料在当时特定语境下的社会价值，而且强调将研究结论放回历史语境进行考察。

二.变法新说——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

长时间以来，关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作为基础，构成了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和大众认识。但随着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对大量档案和当时抄本的发现，主要是康有人等人当时的奏折，我们发现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存在诸多作伪。正如杨天石教授指出的：“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在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2]在《帝国突围》中，作者运用“实说”历史的研究方法，对戊戌变法史进行了深入透视，就“戊戌变法是失败还是夭折”、“戊戌事变导火索探秘”和“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等话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本文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这一话题作出相关评价。

1.康有为跌下“神坛”

一直以来，我们论及“戊戌变法领袖”时，常常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但余音在书中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康有为’并非戊戌变法的领袖”这一观点。书中，作者首先对领袖一词通过溯源做出了自己的定义，“戊戌变法领袖”应该是“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决策者”。其次，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作为“戊戌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是被推上神坛的。在辨析史料的基础上，余音总结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三条造神途径。其一，“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作秀、顽固派谣传，使康有为成为‘焦点人物’”；其二，“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一举成为戊戌变法中的一颗‘政治明星’”；其三，康有为在1911年抛出的改纂的《戊戌奏稿》成为众多专家埋首研究戊戌变法的史料基础。[3]而后，作者进一步从资历、地位、能力、人品和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康有为不具备成为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最后，作者还对“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以及“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所以可以称其为‘戊戌变法’领袖”这些观点一一做了反驳，在此不进行赘述。

作者对康有为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准确合理的。余音在研究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破除思想禁锢，回到历史现场对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进行重估。余音对康有为的书写可看作是一种对于康有为的评传。从这个角度看，余音坚持了传记文学中事实正义的叙事原则。王成军教授认为，纪实传真是传记文学作家追求的最高叙事伦理。“在传记文学叙事中，我主张伦理学的‘正义独立于善的康德说’，即不对传记事实做任何目的论的解释，一个事实也许隐瞒比坦白更有利于传主或亲属的生活。”[4]余音对康有为的评价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还原历史现场中的康有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但他的著述出于历史斗争的目的，故而存在着许多作伪。而作者在认真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学术规范秉笔直言，大胆地做出了自己的论断，可说是为戊戌变法研究史做出了独特贡献。

2.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

余音认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参与变法的官员，尤其是朝廷命官，比例是很小的。以此观之，只有光绪帝才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且是唯一的领袖。理由有如下三点：其一，光绪帝具有变法的思想基础，不愿做亡国之君。其二，光绪帝亲自颁布变法纲领，一再表明变法决心。其三，光绪帝具有变法魄力，大刀阔斧地推行变法。戊戌变法运动涉及到了文教、经济、军事、社会风气和政治改革等五个方面，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其四，变法夭折后，光绪帝为“百日维新”付出了终身代价。

本文认为，余音在此处刻画光绪的人物形象时，采用了文学的叙事方式。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作者在书中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刻画出了沧海横流中光绪帝的英雄形象。虽然作者在叙述中用到了一些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但书中的绝大部分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可信的史料作为基础的。作者在文学化叙事的同时，也注重历史的真实，这是该书的成功之处。

三.人物新论——孙家鼐的历史贡献

余音在《帝国突围》中，对孙家鼐这一在戊戌变法研究史上受到较少关注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挖掘，见出其在戊戌变法史上的历史性贡献。作者认为，孙家鼐有七大历史性贡献。其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其二，对于变法，作出了理性思考和具体贡献；其三，创建新的教育体系，促成中国教育转型；其四，创办京师大学堂，捍卫变法成果；其五，眼界高远，开“兼容并包”教育思想之先河。其六，倡开官报，并提倡自由办报；其七，身先士卒，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之一。而后，余音对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这一伟大贡献又做了进一步阐述。作者认为，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立了头功，主要是“孕育之功：新式学堂早筹划”、“开山之功：受命于危难之际”和“救护之功：巧借外人之力”。

在以往的戊戌变法研究中，晚清重臣、开明政治家、著名教育家孙家鼐一直鲜有人关注，他的历史贡献，也一直未得到肯定。在这个部分，作者怀着重估历史、缅怀先贤的初心，对孙家鼐进行了评价。正如王立群教授对本书的评论“纠史之偏，补史之阙”一般，余音真正做到了纠正历史的偏见，使孙家鼐得到应有的肯定。史专家肖东发等人曾在《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中指出：“戊戌政变发生，旧党把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5]孙家鼐最大的历史贡献即在于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它的成立，不仅打破了旧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更在教育精神、教育理念上为封闭已久的国人带来一股清风。而正如余音所阐述的那样，在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和维护方面，孙家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1898年，孙家鼐被光绪帝任命为管学大臣，担负起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和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在戊戌变法夭折后，孙家鼐对京师大学堂的保全，也同样功不可没。

作为国内著名文史学者的余音多年来笔耕不辍，从事于戊戌变法研究、纪实文学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发表了《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和《中国维和警察纪实》等著作。《帝国突围》作为余音的长篇新作，秉承着一贯的学术良知，运用“实说”历史的研究方法，回到历史现场，对戊戌变法史进行了重估。书中对于“究竟谁是戊戌变法领袖”的论断和对孙家鼐历史贡献的肯定等诸多观点新颖独到，为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未来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