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双层次因素分析与综合评估

张哲 刘海燕

[摘 要]本文通过双层次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差值分析结果显示，有13个省（市）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高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6个省（自治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有12个省（自治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分为5种类型;内部协调发展度分析结果显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可分为6种类型。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评估，对于评价和识别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整合和优化地区协调创新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省域;科技创新能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分析;综合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0-0007-12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0.002

一、引言

“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高校承担着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基本职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力量”[1][2]。“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变革，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与区域内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愈来愈强烈，区域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及科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区域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是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区域高等教育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保障”[3]。

二、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目标层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维度层选取衡量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6个维度，分别为：人力资源、经费资源、项目资源、科技成果、成果奖项和国际交流。同时，选取衡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3个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指标层共计51个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本文选取2006—201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在指标层中有个别指标的个别年份数据缺失，但不影响整体的数据分析。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2006—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6—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2006—2016年）》《中国科技数据库（2006—2016年）》以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2006—2016年）。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指标体系指标量多，数据量大，而且变量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会产生信息重叠，因此很难直接进行综合分析，应用多层次因素分析法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多层次因素分析是以因素分析为基本分析法，通过对整个指标体系中各层指标进行逐层分析，从而得出最终结果的分析方法。此种分析方法较之单一的因素分析不仅能对最终结果进行测评，还能对影响最终结果的各个因素进行评估，从而使我们对客观现象做出更为全面的把握”[4]。因此，本文选取双层次因素分析法进行研究。

三、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综合评估

1.2006—2016年省域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综合评估过程及结果。采用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方法来判断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球形Bartlett检验是以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出发点的，KMO统计量用于比较变量的简单相关和偏相关系数。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第一层次因子分析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值见表2。衡量高校科技能力的人力资源、经费资源、项目资源、科技成果、成果奖项和国际交流的KMO值分别为0.709、0.788、0.849、0.870、0.885和0.841，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KMO取值大于0.6适合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P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的参考值0.05，认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别对指标层进行第一层次主成分分析，得到各省高校人力资源、经费资源、项目资源、科技成果、成果奖项和国际交流的初始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汇集为一个表得以呈现（如表3所示）。对于高校的人力资源而言，提取了2个公因子，2个公共因子已占84.866%，所以提取2个公因子满足要求，其第1个特征值为3.761，第2个特征值为1.331，其他类推。各省人力资源、经费资源、项目资源、科技成果、成果奖项和国际交流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4.283%、90.382%、86.735%、85.755%、84.215%和95.539%。其中，公因子由SPSS自动计算所得，可以分别计算各省高校人力资源、经费资源、项目资源、科技成果、成果奖项和国际交流的综合得分与排名（如表4所示）。

2.2006—2016年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估过程及结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第一层因子分析KMO和球形Bartlett 检验值见表5。从表5中可知，衡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KMO值分别为0.666、0.706、0.745，均大于0.6，适合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P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的参考值0.05，认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得到各省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初始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如表6所示）。对于经济结构而言，提取了2个公因子，2个公共因子已占79.857%，所以提取2个公因子满足要求，其第1个特征值为3.199，第2个特征值为1.592，其他类推。各省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5.204%、79.857%和84.767%。公因子由SPSS自动计算得出，可以分别得到各省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综合得分与排名（如表7所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作为首都城市，许多大型的工业企业已迁至湖北省等其他省份，北京市的第二产业结构占比和工业化率都相对较低，所以在经济结构维度的排名中北京市位居全国第29名。

3.2006—2016年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估过程及结果。利用第一层次因子分析后得出的人力资源、经费资源、项目资源、科技成果、成果奖项和国际交流这6个维度层的得分数据，将目标层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指标作为分析平台进行主成分分析。同样利用第一层次因子分析后得出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这3个维度层的得分数据，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作为分析平台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KMO值分别为0.879和0.674，均大于0.6，适合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P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的参考值0.05，判断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6.61%和72.617%。其中，公因子由SPSS自动计算得出，然后分别计算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8）。特别说明，正如之前所述，北京市的经济结构排名位居全国29名，导致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排名位居全国第10名。

如表8所示，河南、河北的综合排名差值较大，均超过了10，其次是山东、广东、内蒙古、山西、新疆、福建、江苏、辽宁、安徽、青海的综合排名差值超过了2，说明这12个省（自治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差值差在“±1”的有浙江、四川、西藏、吉林、贵州、宁夏等6个省（自治区），说明有19.3%的省（市、自治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此外，综合排名差值低于-1的有北京、陕西、重庆、黑龙江、湖北、天津、广西、江西、湖南、上海、海南、甘肃、云南等13个省（市、自治区），说明这13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领先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二） 聚类分析

如图1所示，对于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可分为5种类型： 一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高水平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均位于全国前列，处于高水平区的省（市）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和辽宁，这些省（市）均为东部发达省份。二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中高水平区，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排名领先，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排名却相对滞后;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排名领先，但科技创新能力排名却相对滞后，处于中高水平区的省份有陕西、湖北、黑龙江、山东、河北、河南。三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等水平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区的省份有四川、吉林、福建、湖南、山西。四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中低水平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却相对滞后，处于中低水平区的省（自治区）有重庆、江西、广西、内蒙古、安徽。五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低水平区，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慢，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相对滞后，处于低水平区的省（自治区）有云南、甘肃、青海、海南、宁夏、新疆、贵州、西藏，这些省（自治区）均为西部欠发达省份。

（三）内部协调性分析

如表10所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調发展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优质协调型。如广东、江苏;（2）良好协调型。如山东、浙江、上海、河南、河北、辽宁;（3）中级协调型。如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安徽、黑龙江、山西、广西、内蒙古、江西、云南;（4）濒临失调型。如陕西、天津、重庆、吉林、北京、新疆、甘肃、贵州。（5）严重失调型。如海南、青海、宁夏、西藏。

3.2006—2016年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综合分析。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可分为6种类型： 一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协调度高水平协调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度均位于全国前列，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的省（市）有上海、四川、江苏、湖北、浙江、辽宁和山东。二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度中高水平协调区。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排名领先，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排名却相对滞后;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排名领先，但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排名却相对滞后，处于该区的省（市）有天津、陕西、广东、河南。三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协调度中等水平协调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度水平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协调区的省份有黑龙江、湖南、福建、安徽、江西、山西。四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度中低水平协调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却相对滞后;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却相对滞后，处于中低水平协调区的省（自治区）有吉林、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五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度低水平协调区。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较滞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也相对滞后，处于低水平协调区的省（自治区）有新疆、海南、青海、贵州、宁夏、西藏，这些省（区）除海南外均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六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度理论盲区。具体表现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位居全国前列，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却极度滞后;或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处于全国前列，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却极度落后，处于理论盲区的是北京、重庆、河北。需要说明的是北京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位居全国第2名，而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位居全国24名，所以导致北京落在该九宫格的理论盲区。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差值分析结果显示，北京、陕西、重庆、黑龙江、湖北、天津、广西、江西、湖南、上海、海南、甘肃、云南这13个省（市）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领先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浙江、四川、西藏、吉林、贵州、宁夏这6个省（自治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河南、河北、山东、广东、内蒙古、山西、新疆、福建、江苏、辽宁、安徽、青海这12个省（自治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滞后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可分为5种类型： 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等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而低水平区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等西部欠发达地区。

3.内部协调发展度分析结果显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部协调发展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度可分为6种类型： 高水平内部协调内部发展区、中高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区、中等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区、中低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区、低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区和极不协调发展区。高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区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低水平内部协调发展区主要集中在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

（二）政策建议

1.加大弱势地区的科技经费投入。“科技经费投入是促进高校与其他主体联合创新的重要基础，只有充足的科技经费投入，才能促进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有事可做，能够做事”[7]。加大弱势地区的科技经费投入，一方面，“建立以政府、企业为主，社会资金和国外资金为辅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经费投入体系”[8]。另一方面，要解决科技经费的投入与利用问题，加强科技经费的制度设计，“建立科技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保证科研经费持续、稳定发展，促进科研创新实现连续性、稳定性、深入性发展”[9]。

2.构建校企科研合作交流机制。高校要“与企业开展紧密深度合作，坚持‘互惠共赢、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宗旨，推进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创新，形成组织有序、协调有效、功能健全的合作治理机制”[10]。其一，构建校企合作沟通交流平台。由当地政府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技竞赛、科技交流会、科技进校园等活动，增进高校与企业的相互了解与信息互通，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拓宽渠道。其二，共建校企合作实验室。企业在高校注入财力支持建立实验室，高校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科技创新与研发，二者互惠互利，共享科研资源。

3.完善政府公平公正的统筹配置。一方面，“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适度分权，给与地方政府以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激发地方政府活力和推进管理创新的动力”[1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根据教育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逐步缩小高等教育资源在地方院校内部系统的‘有差别性对待，给予各类型、各层次高校公平发展机会，更不能借‘公平竞争之名，搞‘盲目投入，从而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少数的几所大学。因此，地方政府须通盘考虑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公正性，均衡不同类型高校‘利益相关者，引导地方高校开展良性竞争，促进协同发展”[12]。

4.鼓励跨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流动机制。“流动机制是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制度改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目标就是要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对科研人才的培养和调动，让科研人员主动参与到科研成果转化和经济建设中去”[13]。通过跨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流动机制，实现跨区域的互惠合作与共同发展。鼓励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的地区高校与东部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高校进行深度交流合作，带动当地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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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美喆，李孟苏.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9（3）：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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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雁.以科技创新为背景的校企科研合作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18（9）：20-22.

（责任编辑：邹 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