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章炳麟

文/邹典飞

章太炎像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号太炎，后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早年从外祖父朱有虔读书，习《春秋》。后从俞樾于杭州诂经精舍读书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上海《时务报》撰述，宣扬改良思想，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将光绪帝指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并为革命家邹容《革命军》作序，因此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人联系，发起成立光复会，并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与改良派论战。1909年，出任光复会会长。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光复后归国，于次年任《大共和日报》社长，同时兼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民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氏囚禁于北京，他绝食以抗，最终获得释放。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晚年，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开馆授徒。其一生著述颇丰，代表者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学界最具传奇色彩和争议的人物，一生屡遭世变，卷入到各种政治斗争当中。作为民国开国元勋，章氏的政治地位仅次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兴等，从政之余，他勤于著述和讲学，于经学、文字学和音韵学均有极深的造诣，加之精通书法，故其被视为民国时期带有革命色彩之朴学巨擘。据学人厉鼎煃记：“先生（章太炎）为人隆准，盖多才之征。”章氏友人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讲：“章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他还曾面折新文化健将刘半农，但独畏服遗老沈曾植，在罗振玉之孙罗继祖眼中“大抵太炎个性特强，不欲苟同于人，行事立言，皆不免流于偏执”。此评价确有一些道理。如章太炎对康有为的一些学术观点采取敌视态度，对康所著《广艺舟双楫》中的尊碑思想也不甚赞同，甚至康喜用羊毫，章太炎则偏用狼毫加以区别。他在某次和朋友的闲谈中还曾说：“吴大澂在甲午战争中的狼狈相，简直好笑！吴用金文证明《尚书》的‘宁王’即‘文王’，简直是无稽之谈。”对金石学家吴大澂考释错误结合政治上的失败加以批评。甲骨文出土较晚，章太炎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据其弟子姜亮夫分析：“先生（章太炎）于小学，沉雄劲伟，贯穿音义，有三百年来过人之处，然于字形则不甚究心。甲文之要，则专在于形体，其事遂大相左。且甲文形体又与秦篆殊，亦因与汉人所订之经典文字殊......又与己所持之音义一贯相扞格，而征之载籍，又‘无足信赖’，故先生辟之，语无游词，则致疑于龟甲兽骨之存在，盖必有之结果。”可见章太炎质疑甲骨文之缘由。与章氏有过交往的学者马叙伦曾撰有《石屋余渖》一书，此书保留了许多马先生对当时学者书法的评价，其中《章太炎》一文记“太炎不能书而论碑版法帖，盖欲示无所不知之博耳”“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常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自缢。然此二篆颇有二李二徐之笔意”。马叙伦本人亦精研书法，故马先生所见所评应相对客观。被袁世凯幽禁期间，章太炎还为自己写好“章太炎之墓”五字，托弟子杜天一携出，后杜天一去世后，又转托女儿杜时霞保存。此五字以小篆写成，字势舒展刚劲，极有气魄。此时章太炎之友同盟会会员陈干亦曾设法援救，他们二人在扶桑馆（北京东单牌楼日本人开设的一家旅馆）中饮酒赋诗，酒后痛诋袁氏，章太炎还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对联加以泄愤，陈干非常欣赏此联，特请石匠刻成石碑立于家祠之中，至今犹存。鉴于章太炎在政坛、学界的特殊地位，他晚年一度鬻书为生。据说章氏不用登广告，上至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下至各会党成员、三教九流，无不奉章先生墨宝为珍品。求其写字的人极多，他都来者不拒，只要投其所好，即为人作书，因此章太炎书法的存世量不少，在旧京书坛中的影响深远。

楷书条幅

民国时期，章太炎以饱学之士身份涉足书坛，他精于古文字学，其书法一度影响很广，他的弟子很多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如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易培基、马宗霍、王仲荦、姚奠中、姜亮夫等。诸弟子在书风上均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章太炎虽有少数论书文章，但并未留下系统的书学论著，故只能从时人的回忆中探寻。据其弟子姚奠中回忆，章氏并不排斥碑派书法，在谈到汉碑时认为，《石门颂》《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是不可不学的，而《郑文公碑》《石门铭》是楷书的门径。他还曾言“然一二善书者，皆从法帖得津，次及碑版，则形神可以不离；其一意石刻之士，持论则高，大抵得其形模，失其神采”。因此归纳，在章太炎心中，碑是“形”，而帖是“神”，无神之形如同躯壳，碑帖结合才是明智之举。章太炎专门谈及书法的文章不多，据学者研究统计，仅有《论碑版法帖》《与汪旭初论单钩书》《小学略说》《新出土三体石经考》《石鼓说》等数种。对于章氏书法，以沙孟海的评价最为人所知，沙先生认为其书法“结法用笔与后来出土的战国墨书竹简和铜器刻款多有暗合之处，自成一家面目”。章氏代表之作《终制》篇中书法“体势在篆楷之间，更多近似近年新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属“古文字学别派”。而顾廷龙则评其篆书云，“信笔书之，或录全文，或节片段，乘兴命笔，无拘虚矜持之迹，有端庄流利之妙”。章太炎晚年时写字，以钟鼎文为常，喜一人牵纸，振笔疾书，用笔酣畅淋漓。笔者认为，如深究章太炎书法风格，离不开其经历和学识这个最重要的背景。他继承了其师俞樾的书学思想，俞先生擅长隶书，得《张迁碑》《汉三老讳字忌日记》之神髓，作书喜掺入篆书笔意，整体书风静穆含蓄，高古卓茂，一派纯儒风范。

篆书五言联

章太炎书法常见者有行草和篆书两种风格，其行书早年具有一定的帖学功底，从他二十余岁所书《膏兰室札记》来看，字写得相对规矩，非如晚年所书之放逸。中年以后章氏书法倾向碑派，但取法不甚明显，故此推知他对书法并非刻意仿摹某家某派，而是利用自己的文字学功力和学识加以驾驭，用笔圆转，字势雄奇。章太炎晚年作书更为得心应手，随意挥洒，变化如太空之行云，纵横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面貌古拙而灵动，生涩而不呆板，将枯笔、涩笔运用自如，尤显得老辣倔强，雄直疏宕。与其行草书相比，章太炎的篆书更为世人所推崇，除马叙伦提到的具有“二李二徐之笔意”外，其篆书以《说文解字》为准则，注重用字的准确和标准，但他又未步趋于清人钱坫、洪亮吉等传统篆书风格；对于清中晚期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的篆书，似乎也未曾涉猎；而同时期的吴昌硕、黄牧甫篆书，章也未有明确的点评。因此来看，章太炎从文字学出发，并未对清人的篆书成就加以利用，其书法直取“二李二徐之笔意”，也可见章氏的孤傲和崇古情怀。从章太炎一些篆书作品分析，他或许借鉴了《天发神谶碑》的方折及一些金文的结体，来完备其篆书风格。客观地讲，章太炎过于恪守篆书文字的准确性，反而失去了艺术的情趣，体现出一种学人书法的保守心态。除篆书、行草书外，章太炎还能书一种楷篆相参的字体，民国时期以此法进行创作的人并不是很多，但也非由章氏始，如民国元老吴稚晖亦能作此类字体，吴先生七十七岁时，蒋介石曾请他写《蒋金紫园庙碑》，全文八百余字，吴稚晖仅以两个半天写成，陈布雷以“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加以赞誉。章、吴均为民国元勋，且均能以篆入楷，体现出当时书家的一种作书风气，这也是他们将篆书和楷书结合进行折中创作的尝试。

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发现，章太炎书房中曾悬有清代碑派书家何绍基的对联，此段记载对笔者亦有启发，特别是章太炎篆书中的一些用笔似乎受到何绍基影响。无论是章氏的篆书还是行草书，用笔取逆势，不求光洁，亦不求浓重，而是全持腕力，故用笔高古淡雅而有真味，体势开张，疏密悬殊，作书多为不经意之信笔，体现出一种卓尔不群、怪石嶙峋的姿态。与何绍基书风呈“屈铁枯藤”“惊雷坠石”相映成趣。故此，章太炎书法追求字字有来历，但对于前人的研究实践成果多持怀疑态度，反而显得孤立而无从。加之他性情高亢，精通文字学，将书法视为挥洒性情的一种方式，也为其身份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篆书《瑞安姚君墓志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