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传统知识分子的博雅写照

《谢玉岑集》

谢建红编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张子璇

晚近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其《印行〈四部丛刊〉启》中说：“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前人之记忆与情绪，依靠书籍与文献得以维系；而记忆的消亡，也往往是从文献的散佚、湮灭而最终形影俱灭的。民国去今不远，所存所佚的文献量均可谓汗牛充栋，而有价值的文献，却往往面临着明珠蒙尘的困境，亟需我们去整理与发掘。

谢建红先生编注的《谢玉岑集》，可谓是民国别集文献整理的一个典范。全书主体共四卷，分别为玉岑公的诗、词、文及手札，以公之室号名之为《青山草堂诗》《白菡萏香室词》《孤鸞詞》《周颂秦权室文》及《竹如意斋手札》，不同室名与不同文体的组合，不一定均依照旧例，却颇有珠联璧合之妙。而考虑到玉岑作为书画家的身份，本书在不同文体下又单列了诸如《题集、题画诗》《联语》《题画词》《墨林新语》《题作》等。

王春渠曾称黄仲则、吕绪承及谢玉岑为“吾乡二百年来之才人”，因其“才相若，遇相若，早世亦相若”。而在谢玉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极其明显的传统，我称之为“地望传统”与“才人传统”。明清以降的江浙地区，地域性的文学团体及文学世家层出不穷，以常州为例，乾嘉时期即有著名的“毗陵七子”。《清史稿·文苑传》载：“其（赵翼）同里（常州）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着昌盛的人文学术，从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故而文学世家在这样的土地上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谢玉岑的家学传统是极其深厚的，其祖父谢养田、祖母钱蕙荪、父亲谢仁湛、伯父谢仁卿均以文学名世，其恩师兼岳丈钱名山先生，亦是江南大儒。玉岑在如此浓郁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在气质与学养等方面，自然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建红先生编纂《谢玉岑集》时，也特别关注到了这一点，全书附录的第三部分即为《谢氏家集》十三卷。玉岑《永嘉杂咏》有句云：“康乐祠前修褉约，吾家春草满池塘。”通过对读《谢氏家集》与谢玉岑诗词，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某种甜熟蕴藉的审美倾向是一以贯之的；而玉岑也的确是青出于蓝，于诗则深得两当轩之法，于词则不肯限于常、浙之藩篱，能合深情、疏离及张力以为一，着实难得。

清代的诗论、词论均可谓臻熟，对诗歌、诗人的类型划分也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康雍时期的方贞观在其《辍锻录》中即明确指出：“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在方氏的阐释下，才人诗“崇论闳议，驰骋纵横”，但“终属小乘”；学人诗虽“博闻强识”，但“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惟有“诗人之诗”，可谓“心地空明”，堪称“风雅之正传”。这种划分后来也扩展到了词的领域，谭献即有“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的提法。在谭献的眼中，近世惟有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人堪称“词人之词”，“词人之词”无疑是一种极高的审美理想。

谢玉岑有才情，亦不乏慧根，“善葆清气”；又于书画、金石用力极深，堪称学养深厚，是同时具备多种气质的。王春渠仅视黄仲则、谢玉岑为“才人”是不够全面的，黄仲则的诗更多被看作“诗人之诗”，其友万黍维尝云：“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百千中不得什一焉。”玉岑诗大抵是黄仲则的路子，虽成就不及仲则，亦可见其敏感、深情的诗心。

时至晚清民国，诗论、词论家们似乎不只满足于“诗人之诗”“词人之词”的审美理想。陈衍即提倡“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王国维的理想则是合纳兰之“自然”与常派之“寄托”以为一。纳兰词被谭献视为“词人之词”，而常派主寄托、更多被视作“学人之词”。陈衍与王国维所论虽分属诗词二域，但他们的审美理想是有共通之处的，均是将“诗人（词人）”与“学人”这两种审美范式合二为一。而在谢玉岑的身上，尤其在玉岑后期的词作中，我们已然看到这种尝试的可能。玉岑的早逝，使其成为一“未完成”之词人，词体丰富、各异的美学特质在其身上得以显现；而追求更高审美理想的尝试痕迹，亦得以显现。何况在词之外，玉岑在书画、金石领域的成就亦颇为可观，这些都使得玉岑的艺术生命更加充盈。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博雅君子是愈来愈少了。

“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庄子·天下》篇里悲愤的喟叹，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学术由“混沌”走向细化，但也同时丧失了对“天地之纯”的体验。民国时期也未尝不是这样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与谢玉岑同时代的刘文典，在为许维遹所著《吕氏春秋集释》写序时，也援引阐发过这段话。谢玉岑《题吴一峰〈富春游卷〉》有句云“谢翱痛哭严陵卧，应识江山不入时”，描摹的何尝不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图景。幸运的是，谢玉岑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转型期传统知识分子的博雅写照，他留下来的诗词文、书画作品等，都是我们今日得见“天地之纯”“古人大体”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