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尽头是喜筵（外一篇）

王云高

2019年5月20日，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剧协开始进行中国剧协会员重新登记工作，我应韦佩同志之邀填表上交。大概是人老话多，交谈之后我还唱了几句粤曲，那是1980年我将自作的小说《彩云归》改编为同名粤剧，其中钟离汉对妹妹介绍其夫黄维芝的一板《雨打芭蕉》。

“咦，没想到你还挺内行哦。”

也难怪她惊奇，我不出身于梨园世家，也没上过艺术学院，我接触粤剧，这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一个高中尚未毕业的学生，1958年被提拔为母校南宁四中专职团干。仅仅干了8个月，由于自治区成立，南宁作为首府，需要把原有的有线广播站改为无线电台。又因为缺乏笔杆子，便把浅有虚名的我调去了。先是做简单的文教记者，继而发现我是平话仔，又兼了全世界第一号无线电平话播音员。当时的口号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具体到我这个典型，其结局今日可察。再其后，为了贯彻周总理的“文艺八条”，保存传统文艺，必须强化文艺编辑，这个任务又落实到我身上，以致邕剧团净角蒋细增，粤剧团小生姚朗星，都称我为“徒弟仔”。1961年4月4日（我记得清楚是“寒食节”），广东粤剧院来邕访问，红线女在当时的桂剧院唱了一曲《思凡》，赢得了全场掌声。奇怪的是，鼓掌热潮停下了，但闹声仍越来越烈，甚至还有院外市民挤进来，说是外边冰雹下得很大。我作为记者，当然要观察现场。果然，那冰雹大如核桃，把北宁街一些残存的屋瓦砸坏了不少。

我回到剧场，自治区文化厅正召开评论会，发言人对红线女的嗓音和演技评价很高，以致红线女含羞起立：“大齐唔使客气，我係南宁心抱。”

“心抱”是白话“儿媳妇”之意。作为作家，我明白红线女与华山兄的初婚，于是插上一嘴：“咁就难怪太公婆在天上鼓掌欢迎啰！”

她惊诧地瞟了我一眼，没有答话，但从此她总算认识了我。直到2006年，我应广州一位剧作家之邀，为他加工了一个剧本，因而应邀出席了广东粤剧院一场晚宴。当晚我也是唱了一次前述的那段“雨打芭蕉”，因而唤起了红线女的记性，惊问一句：“唔係讲你係个作家咩？”

“係。”我怡然一笑，“我係个识唱粤曲嘅作家。”

她又还了一笑，握手告辞时她还说了一句：“你唔使称我头衔。以后叫我阿嫂得啦！”

可真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握，“阿嫂”之称从未上口，甚至她最后一次访邕也没人通知我。

这又使我产生一个联想：上一段提及那位广州作家，临别赠了我一个玉佩。我不知其值，也没有现实经济头脑，回来就交给了发妻。但她在某次兴奋中又转送了也是姓李的“小舅子”，直到如今还骂我“白打工”！

“黄金有价玉无价”，文坛上多的是这类例子。

不是专门“伏笔”，接下来我还想讲另一块“玉”。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了《彩云归》，我从南宁化工厂“归队”了，调任市粤剧团做编剧。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我致力于打造广西的文化景观。1982年，我编了粤剧《双星恨》。

那是源于我的第二故乡蒙山县的一个故事。洪秀全在那里封王，动乱引起了祸乱。鉴于当时主流媒体对洪秀全的正面评价，我把时代背景下移到陆荣廷为代表的老桂系时期：动乱乱了州城，绅士黄乐山进山区成了“山大王”，在战争中占据了民妇杨氏为妾。回城后，其子剑魂不愿称这位年龄相近的人为庶母，愤而出走。黄乐山又阴谋占有花旦陶凤鸣。陶氏察觉而逃走。黄乐山便控制了其女李芳仪，初意只是胁迫其母就范，但最后竟然占有了她为“三姨太”，在“土皇山头”上为所欲为。

另一边，黄剑魂流落江湖，只好归附于一般“过山班”，以编戏为业，与德艺双馨的女班主岐山凤渐成知己。一次，黄乐山的党羽借口“查户口”，要占有无夫之妇。黄剑魂居然亮出“云中剑”艺名冒充丈夫，帮她逃出一劫。其后，黄乐山又率部赶来，派师爷要戏班唱戏劳军。剑魂担心暴露，拒绝演戏，借口是自己要成亲。师爷要挟班主，岐山凤诡称“他要成亲，娶的就是我”。

黄乐山闻之大怒，又听说这是一对“嫩牛吃老草”的夫妇，大疑。便命令指定一座楼房作他们的洞房，四面以兵丁监视。还规定在“三朝”之前，新夫妇谁也不准离开新房！

就在这种变相的高压之下，这对姐弟情人终于弄假成真，坠入爱河。

他们避开了硬压，但却逃不出软祸。岐山凤“圆房”而受孕，不能再演旦角，打算改演小生。便找出个旧剧本《潇湘清泪》试演。开场一曲“双星恨”就引起剑魂的惊诧：这个本子是他为陶凤鸣的女徒弟写的！盘问之下，才知道岐山凤原来就是陶凤鸣。“三姨太”的亲娘！

这一来，女儿成了母亲的婆婆，父亲变成儿子的“女婿”，中华文化传统毁成了个一塌糊涂！

揭露官僚军阀的狰狞而目，便是万恶之报。

剧本写出来了，粤剧团的演职员非常赞赏。很快排好出来，内彩一场，外彩一场。当时全市商业战线八大公司有五个表示要包场或买集体票，这说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在文艺界，市剧作家广受好评。我经过一番思考，还说了一句俏皮话：“从宏观来看，人不可能跨越一条山溪。但山区的壮哥们能用大石块排成一列水跳，把宽大而激流的山溪变成十几条水沟。那水跳就是细节、气力和心血的成果。”

这段话，当时传得相当广，甚至某通俗文学刊物作了刊登和传播。

又偏偏，当时出于“运动”中的一些“左调”还有“千万不要忘记”的印象，高层某些人便“出新”了一个新词汇：“清除精神污染，批判通俗文学。”我本人便成了“广西小报风”的要犯。对《双星恨》这部戏的结论是“宣扬人性论”，“创作上追求艺术至上”。

这两句话，要在今天，肯定是褒奖之言，但在当时，却不但禁止演出，而且传令没收所有演职人员的剧本，严防“变相复辟”。

不过，人心虽不是铁打的，却也有它的坚定性。具体对我來说，剧本带草稿都上缴了，但我心依然不服，那整体构思还在心中牢记。1986年，“开放”重上新潮，湖北省创刊了《传奇天地》，我将剧情框架改写成中篇小说《明星恨》，在那里发了个头条。长江文艺出版社就发现了，主动邀请我去那里加工，写成23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讨论中，洪湖作家万建芳还建议“攀高一点”，他主动带我进京，谒见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向他反映了上述情形。

冯老前辈坦率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还给我亲笔写了一幅中堂书法“曲高和众”。

也许是这般风向重温，长篇小说再版了一次，并于1992年获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首届优秀作品二等奖，我再次进入了全国的视野。

30年后重提这件旧作，固然是录下新中国的一桩雅事，但并不等于只跟南宁乡亲们炫耀冯老这幅中堂;此外还有一件推陈出新的后话。

1997年5月，我陪业师书法家陈政先生游花山。这是我多次遨游之处，说白了，小说中黄乐山作恶之处，就是这条明江岸上的山头，特别是花山岩画群像右侧那位长辫子女郎，简直就是陶凤鸣的画像。

我向老夫子提到这部小说，还有这段姻缘。没想到陈老居然长叹一声：“你干吗不把他们写到香港去？那里是粤剧之乡，有粉丝而没有冤家，这对老妻少夫就能有黄金岁月。”

当时正是香港回归的热潮，老夫子这构思可谓浪漫而且真实。但具体到我，1982年这么写，得到的将是怎么样呢？

因此，其后20年，这部戏还是一朵“不彩之云”。

而今天，对征文的短讯，我有了新的觉悟。党中央的路线是“一带一路”，我就算把他们写到古巴，也只是中华文化的延伸而已。既然全人类是个共同体，也就有相通的爱憎。没准儿，拍出黄乐山那副“片面主义”为所欲为的面孔，我们还能交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收获。

作为一个83岁的老兵，我在这里行使著作权，准备让给后生去发展，让这一生两旦都走向福祉。剧名还可以改为《三星痕》。

分享的亲情

2019年6月25日，蒙山县电视台为了庆祝老红军陈漫远纪念馆落成，派了个专业班子对我采访。陈漫远是蒙山人，1925年加入地下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受命为第一任广西省长，1982年离休。他想写一本自传体的小说，老作家秦似教授向他推荐我为助手，写成了长篇小说《冬雷》，在国内颇有影响。上述情况在广西文坛早已传开，无须赘语。

令邻居们吃惊的主要是，我在接待的全过程中，讲的都是特色浓郁的蒙山方言（只在20万人中通用），而且来人从未用过“先生”“同志”的称呼，而只称我“阿伯”“姑丈”，莫名其妙！

这也不奇怪。抗日战争末期，童年的我随父母“逃难”到蒙山，留居了6年。其间，父亲“拜”了个王姓居民为“阿叔”，他的子女便成了我的“阿叔”和“阿姑”;母亲称吴姓老板为“大哥”，我循例尊称为“大舅”，这一声喊开了，就“得”了一群“表弟”“表妹”（其中包括著名书法家、中国银行的题签人吴善茂将军）。今日主持采访的政协干部、摄影家小李又与我老婆同姓，故而称她为姑，我就成了“姑丈”。

王、李是中国人中的大姓，按此推理，我的侄辈可就多的去了。更有趣的是，当我老伴偶然提及儿媳妇姓范时，又有一人“亮相”称我为“亲家爷”。

广西少数民族流行一句俗语：“一个亲，个个跟”，在“斗争为纲”和“单边主义”的鄙薄中，今日达成了“一带一路”的共识。

更有意思的是，每一个亲情的考据背面，都有一个颇为风雅的典故。例如那位姓范的记者，我细询之下，他就是原副县长范建德的侄孙。

我脱口而出，就讲了一则诗话：

1983年，为了创作《冬雷》，陈漫远同志来到桂林，召我前往商事，住在榕湖饭店里。一天清晨，他在楼顶散步，发现烟雾弥漫，久违的闲情逸致化合成了诗思，他写了一阕《如梦令》：“晓起楼头独坐，雾把桂林深锁。安得借长风，吹个云开雾破。雾破雾破，还我山城娇娜。”

老红军的诗思不如战略坚定，把草稿让我“推敲”，我略加润饰，敲定了还他。

没想到我的知名度也淡不下去，不久也“暴露”了，桂林日报社的副刊编辑蓝天，曾与我是南宁晚报社的同事，闻讯来访。当获悉陈老红军也在此，便希望前去谒见，我也就带她去了。谈了几句，老编辑的职业病发，她热情地问陈老有何新作。

陈老这个老红军，虽然当过政委，但毕竟没有特殊“警惕性”，不假思索地拿出了诗稿。

蓝天高兴地接过“革命文稿”，拿去发表了。

没想到惹了一“大镬”——当时，“久经斗争考验”的读者们便以特殊的敏感读“懂”了这首诗：诗人指出“雾把桂林深锁”，还决定“借长风，吹个云开雾破”，这诗人非同小可，他可是老革命领导部下，还挂着“中央顾问委员”的头衔呢……

现实主义的诗情引发对号入座，不同的身份带着不同的冲动，很多人前来求见陈老。

作为亲身经历的文人，我吓得一塌糊涂。好在陈老毕竟是老革命，他立即下令贴身警卫员小周把桌子当门横摆，吩咐来访者一律要两人以上一起进去，带来的礼物一律放在门外，回去时定要带走。他还私下对我说：“人生最复杂的是‘二人世界，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是是非非，有口难辩。如果中间有个‘第三者，那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细胞，不该说的不敢说，不该干的不敢干，就算说错了干错了，也有查证余地。”

警卫员小周遵令而行。半天之后，这个“阵图”传开了，那股“求见潮”就烟消云散了。

我嘘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憋了另一口气，前述那股觐见风我也破了一例：作为准蒙山人，我在蒙山干部群中多有熟人，范建德就是其中一个。他的求见，不是个人的冲动，而是执行县委的布置，请陈老回故乡一转。范老找到了我，进门当然顺利。小周移位而请，只是鉴于前述的求见例子，陈老也别有为难之处：他这个“中顾委”是中央定的，顾而问之的是全国的宏观，但若回到故乡都是些具体问题，不顾不问更不好。他只能说改期再谈。范老只能告辞了。

陈老亲切地点了点头。但谁也没想到又发生了一則“小品”。警卫员小周遵照首长的命令，要范老把带来的两只沙田柚带走。拒邀而退礼，连区区的两只水果也不受，范老尴尬不已，眸子里闪出酸涩的光彩，回去怎能向县委汇报？

亏了有我这个编过剧本做过导演的作家在侧，我读出了他的的心声，便主动亮相“撒了一娇”：“陈伯不要我要。家乡的水果多年没尝了。”陈老会意地一招手，柚子放回桌面上了。

这个生动的“小品”还有个文雅的“尾声”。四年后的1987年，我因公返蒙山，重逢了范老，他请我喝酒。我放肆地喝了，还给了他一首诗：

“湄水漓江演白劳，多情浓郁话滔滔。

永安轶史留文笔，共向红袍贿绿袍。”

“湄水”是蒙山的主流河，永安是蒙山旧名，“白劳”的典故来自《白毛女》。关键在于末句：蒙山的方言就是偏僻，从发音到辞典，“绿袍”指的是柚子，我把陈老的官衔形容为“红袍”，两相对称。这在“永安诗话”中也是一个轶事。

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不久，范老就逝世了。我也没发表过这首诗。今天的小范也就愕然。好玩的是，他也带来了“×袍”——蒙山的土产香菇，说是他的同学孔庆健亲手晒的。

论同学的关系中他比较一般化，但孔庆健却又是我的师弟，“弟者嫡也”，与我的关系密切多了。古人以“师父”连称，至今民间仍保此习俗。而孔庆健的父亲孔宪铨，对我可谓是个中标本。他原是蒙山中学校长，1948年夏，我在蒙山城厢小学毕业，当时家境赤贫，但考虑到男孩子靠学历而修身齐家。我父亲倾尽家财，送我读了一学期初中，就让我申请辍学了，挣了初中肄业的出身。就是这位孔校长，闻知此事，亲自来家访问。获悉详情后，他毅然在有限的薪金中拿出一些，还发动同事乃至富家门生，给我交了一期学杂费，还安排我住校内宿，亲手赠我一盏煤油灯，以供晚上自修之用。这相当于当今的爱心工程。

这盏灯的光辉温暖了我的心。我因而视师如父，与孔家频频来往，与庆健及其弟妹交好。孔校长也视我如同亲生子女，藏书任我借阅，教导精而且博，甚至还有一次让我看他的家谱。

回溯到当年，谁也不会预见到我日后会写影视剧本。可就是这么个情节，40年后（1989年）我写《雍正皇帝》时就亮相过一回。

如果说，在31集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一段对白不值一提的话，我还可以举一个完整的例子。

2005年9月，区党委组织自治区优秀专家到东北考察。9月14日，考察团上长白山。

我们乘着专车上山。半道上看到一辆旅游车出事抛锚。获悉其中有台湾旅客，领队就停了车，腾出些位子请台胞上车同往。

对于我们这些广西人来说，眼前的山和水都不出奇，出奇的只是九月中旬就剩14℃的秋风，而且眼前一片秋色，偏偏，谷底的树和草都青得可爱。

在团友们议论滔滔之际，我放眼俯瞰下边，突来灵感，向团友们解释，这都是天池的功劳。

团友们依然不解：“天池？不是石头垫底了吗？”

我夷然一笑：“石头再硬，也有裂缝可渗，这就像刘三姐再傲，阿牛哥只要全心全意追求，总会追到手的。古代有《易经》，《易经》有八卦，八卦中有一卦‘泽山咸，那卦象就是这个样子：山头上有沼泽，沼泽的水总会渗穿谷底。所以汉字中‘咸在心头，就成了‘感字。”

口说于此，有根有据，团友们相顾而笑。

蓦地，一位台胞问我：“您是算命先生吧？”

我答道：“不是，我是廣西儒学会副会长。”

“好哇！”对方转脸过来，“正好，我就姓孔。”

这句话，含蓄而深刻，使我这个老剧作家暗吃了一惊：“那好，请教台甫！您就说第二个字。”

对方环顾周边，说了个字：“庆。”

我说：“谢谢指教。那么，您的父亲是‘宪字辈，您的儿子是‘繁字辈。”

对方的眸子微眨，点了点头。

我仍然滔滔不绝：“如果尊祖父还在，他是‘昭字辈;如果您抱了孙子，该命名‘祥字辈。”

这段话引起了全车惊诧，特别是台湾客人都在窃窃私语：“那是怎么查出来的哦？”

我估计，也许有人会怀疑我是警探。便有意避开，而向那位孔先生说：“您要是还有兴致，就到北京走走，见到曾庆红，就叫他老哥得了。”

台湾客人都面面相觑：“听不懂您意思。”

我这才敞开来跟大家谈：儒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历代的明君都尊崇孔孟，普及入学。康熙皇帝还亲自降旨，要儒门四家族孔、孟、曾、颜都以兄弟相称，把他们的班辈明旨确定了。在当今的这个世纪内，统一的班辈是昭、宪、庆、繁、祥、令。

我还举了些名人：曾宪梓、孔繁森……

台湾同胞们还在议论纷纷：“为什么阿扁总是说‘一边一国，我们和大陆不是一家？”

我幽默地一拱手：“不好意思。你们上车还不过十分钟，我就数了您六代底牌。您看我比阿扁，哪个可信？”

那场争论我终于赢了。上述论据，都是孔宪铨校长56年前亲授的“遗产”，而在“长白论战”14年后，面对蒙山电视台的镜头，我又主动地复述了那个“小品”，还托他们向庆健等师弟妹们致谢和问候。

您可别误会，以为我是想向陈漫远纪念馆“插队”。上述旧话重提，我也没有祈祷之意，但是我还得传达陈漫远同志的一句遗训。他在1927年出狱回乡后，乡亲们都私下称他“廿八哥”——廿八两字竖直连写，组成“共”字，指的是共患难，同战斗的党性。而如今流行的是共享，这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初衷。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