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蔡元培与史语所

[摘 要]本文要旨为描摹讨论“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创院院长蔡元培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史语所的成长、发展过程言之，蔡元培曾提供相当的帮助，扮演着扶植奖掖者的角色。同时，在史语所向更美好的前景迈开大步的历程上，蔡元培始终尊重史语所的学术自主空间，为营构理想的学术建制打下了基础。蔡元培在史语所成长过程里扮演的角色及双方的互动历程，对新生世代的学术领导者，实是启示无限。

[关键词]蔡元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傅斯年

[作者简介]潘光哲（1965-），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台北 115）。

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的地位与贡献，有目共睹。身为“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创院院长，蔡元培对院内各研究所的成长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本文探讨他对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成长过程里给予的助益，叙述他与史语所（及其成员）之间的互动，既是对“蔡元培与中研院”这个大题目，提供一个侧面的观察;也可显示，学术领道者如信任爱护下属，正可为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提供无穷动力。

一、蔡元培与史语所的创建

1927年10月，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身份，依据《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第7条规定着手筹备中研院，11月20日召开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联合成立大会，会中议决筹设各研究单位，计有：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并推定各所常务筹备委员，积极展开筹备工作

《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记事》，《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参看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1928年1月出版的《大学院公报》中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依据其中规定，中研院研究范围并无历史学或语言学，亦未设立史语所

《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三 范围 本院研究范围暂限于左列各组科学：（一）数学、（二）天文学与气象学、（三）物理学、（四）化学、（五）地质学与地理学、（六）生物科学、（七）人类学与考古学、（八）社会科学、（九）工程学、（十）农林学、（十一）醫学”;“四 组织 本院……现在就中国目前需要，与本院经济状况，先成立：（一）理化实业研究所，（二）地质调查所，（三）观象台，（四）社会科学研究所”（《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1928年4月10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修改公布，条文中规定的研究范围并无改动，但在具体建制方面已增设史语所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本院……现在就中国目前需要，与本院经济状况，拟先设立下列各研究所：一、物理研究所、二、化学研究所、三、工程研究所、四、地质研究所、五、天文研究所、六、气象研究所、七、社会科学研究所、八、历史语言研究所、九、心理研究所、十、教育研究所、十一、动物研究所、十二、植物研究所。”见：《国民政府公报》第48期，南京：国民政府秘书处，1928年4月，第11页。。同年11月9日公布的《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原《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的研究范围已经删除，第6条则明文规定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14个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第15号，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1928年11月10日，第2-3页。。

这样看来，中研院在最初倡议创立之时，并未将历史学或语言学列入研究范围，甚或做为其中的机关建制之一，固是事实

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李敖大全集》第2册，台北：荣泉文化，1995年，第131-133页。;但在中国设立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级研究院，实属创始，千头万绪，学科与机关建制，未必有通盘考量。以心理学为例，至迟在1928年1月已确定了筹备委员名单

《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傅斯年亦被聘任为心理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之一。，不过，心理学并未被列入《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的研究范围，更与史语所一样，直至1928年4月才纳为中研院的机关建制之一

《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谓：“本院设立心理研究所之计划，道源于大学院时代。但自十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始确定设立心理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发行，无出版年，第231页）。。至如国文学、考古学、教育等研究所更始终未曾设立。

中研院（或蔡元培个人）决策设立史语所的起源与过程，目前还难能确切重建。以蔡元培与傅斯年长久以来的师生之谊推断

蔡元培与傅斯年间的师生情谊与往还，参考石兴泽：《“严词相责”育英豪傅斯年与蔡元培》，《学林风景：傅斯年与他同时代的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96页。，兼以傅斯年返国后自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与顾颉刚筹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甚有表现

关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始末，参考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6-123页。，至迟于1928年1月，傅斯年即已说服蔡元培在中研院设立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本年一月中，斯年在南京时曾上陈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各节，曾写工作纲略以见一概，并奉上“广州语言历史学之研究所之由来及现状附几个提议”一说明书，具承详览，兼荷赞成。既由孑民先生嘱照一切原定计画如样进行，勿以费用为虑，妨及工作;又由杏佛先生详示费用所出，及许如拟数目月份办理。此间同人于斯年返后，闻此德音，欣慰无量……

顾颉刚、傅斯年：《拟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办法》（1928年2月28日），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第4页;《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16页;王懋勤征引傅斯年致蔡元培的一封信，解释傅斯年说动蔡元培在中研院设立史语所的具体策略，可以归纳为：1.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扩展为院的史语所;2.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之经验重建院的史语所（王懋勤：《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第194-195页;此信未见）。

至迟于1928年4月30日，在中研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不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则已为定案

由拟设立“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而更易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间，很难断定，就可得见的资料，排比如下：

A.《傅斯年致胡适函（1928年4月2日）》：“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谓狡兔二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免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然若干事件非先生不能举，领导工作非先生不能为，必有以来以成此事！”（《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13页）。

B.《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呈大学院（稿）（1928年4月30日）》“为呈报事。斯年、颉刚、振声前奉大学院聘任书，聘任斯年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呈大学院（稿）（1928年4月30日）》，王明珂主编：《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第2页;《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15页。

C.傅斯年等拟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报告书第一期”文稿：“本年四月初先生在大学院长任时，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委托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两先生筹备……”〔本分文稿原件，除“第四章：迁移”部分为傅斯年手稿（并无誊录稿）之外，其余部分均为誊录稿（誊录者不详），誊录稿并经傅斯年修改多处（如标题即修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报告书第一期”，史语所公文档）〕。

D.《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十七年度报告》：“十七年三月至九月，为筹备时期，筹备处设在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5页）。

E.《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工作报告》：“十七年……三月底，粗具研究所雏形。是月复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员”（《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63页）。因是，在中研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不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当为1928年4月事。

。那年年底，傅斯年有这样的说法：

本年四月初先生在大学院长任时，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委托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两先生筹备，荷承重任，不胜悚惶。中央研究院之建立本拟为国家振作科学研究，以济文物，其性质有类于欧洲国立之学院、学会，我等曷敢膺此事务。然中国致力于近代学术，为日尚短，诸科犹少伦序，学者既不众多，而名家硕学，研究为重，烦以事务，反为失之，故各申其筋力之劳，以当草创之任，容可邀人恕谅，此斯年等集思讨益，不敢不勉者也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报告书第一期”，史语所公文档。。

傅斯年更申論“此研究所设置之意义”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报告书第一期”，史语所公文档;此处引文与收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十七年度报告》颇有不同，故征引全文，以供比对。：

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同伦。今先生在院中设置此所，正是以自然科学看传

原稿如此;“传”应做“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羨慕无似者，果能改以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也。先生在此意义之下创置此所，我等亦在此意义之下敢效其黾勉之劳，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申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目前纵曰有志未逮，亦岂敢废此祈求，此意斯年已于工作旨趣书中陈其涯略

此处所谓“工作旨趣书”，疑即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部分（1928年10月）。。前经面呈，此不复述。为此祈求拟次第举办下事件：

甲、辅助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

乙、辅助能从事且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

按，以上两事，实系以国立学术机关为名者实应负之责任，惟目前中央研究院之经费有限，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又新，不得不限于经济的可能范围以内。

丙、择应举之合众工作次第举行之。

按，研究所工作之异于个人工作者，即在前者能合众力以为大举，后者但凭个人之才力与际会而已。今日治物理化学，固不能凭一人之力独立治之，今日治历史语言之学，亦何不然？材料寻求、工具施用，均待团体而成，故合众工作乃真研究所之工作，此非谓研究所中不办个人之工作，特谓研究所诚不能忽集众工作耳。

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

按，此实后来历史语言学在中国发达命脉所系，亦即此研究所设置之最要目的。大学学生在毕业之后，不加训练，不能濬其思力、凝其兴会、开其道路，此研究所当收容有志有材为此学之少年。

以上丙、丁两项为此时本研究所之基本工作。

戊、使此研究所为中国或及外国为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

按，具有别择性之刊布机关，乃发达该类科学最需要之助力，异国同然，不烦举例。本所所拟发刊物如下：

专刊、集刊、史料集、民间艺文材料集、特种刊物如目下拟办之经籍字辞典等。

本所工作既特重，上述丙项，则专刊及特种刊物应为本所最要之刊物。专刊可为薄册，亦可成卷册浩繁之书，修短上并无限制。但短篇著述每有最重要之发明，故《集刊》不为次要，本所事务大端亦刊于《集刊》中。

己、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学及文籍检字学。

按，中国学业不发达，甚由于目录学之忽略，故前人成绩，后人不知;此地成绩，彼地不知，发达此学，甚可改其凝止性，累层凭借而筑之，乃可隆高。文籍检字学，亦是增加材料之可用性者。

以上所述非虚陈泛义，乃进行之纲领，故不刊略。

可以说，中研院决策设立史语所，并在日后的中国学术界里绽放灿烂的花朵，主要动力来自傅斯年个人的志向

当然，不能否认，顾颉刚对中研院之设立史语所，初期亦著有贡献，如在1928年4至5月间起草《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与预算书、工作计划书等等;然而，顾颉刚最后与傅斯年“分道扬镳”，而后于1929年4月开始担任史语所“特约研究员”（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1、195页），即使傅斯年此后几回发动顾颉刚进入史语所任职，仍遭其拒（李扬眉：《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可以说，顾颉刚应该仅在一时之间影响了史语所的成立与发展。;主持中研院整体发展大计的蔡元培，亦有一定的赞翼之功;蔡元培更凭借自己独特的地位，帮助史语所的发展，贡献所在，也是不可忽略。

二、蔡元培对史语所的帮助

身为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对史语所的发展提供的帮助，应该是多方面的。惜以材料有限，本文仅能大体就史语所的人事和研究工作的推展，分别勾勒探述。

（一）人事方面：出面罗致人材，不干预人事

史语所成立之初，人事聘任方面，蔡元培即以院长身份而出面聘任研究人员。傅斯年曾以蔡元培语气拟就《研究员聘书拟稿》

王汎森、杜正胜合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第64-65页。，后来史语所在1929年北迁，并将“原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陈寅恪、赵元任分任第一组、第二组主任，蔡元培即致函二人，深致谢忱

蔡元培：《致赵元任、陈寅恪函（1929年5月1日）》，《书信》（中），第297页。。蔡元培甚至还亲自出面聘请研究员，如刘复（半农）即由其亲自出马与之商谈，邀请刘至史语所专任

《傅档》，档号III：741（本函系年为1929年8月10日）;原文是：“刘半农已见过一次，弟劝其摆脱各机关系，而为专任研究员，渠颇觉为难，最难者即北大及辅仁大学也。弟告以专任不能兼职之定则，及史语研究所废兼任而仅留特约之办法，彼似有请改特约意;但不直说，仅云俟回平后与孟真面谈;想彼回平后，必可解决矣”。。

史语所人文荟萃，研究人员工作颇有成绩，深受学界瞩目，其他学术单位即有网罗之意。1934年8月时

刘复逝于1934年7月14日。据胡适1934年8月30日日记：“到北大。访李方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冊，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无页码）可以推想，胡适想邀请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此事，或当约起自此际。，胡适就邀李方桂到北大去继承刘复逝世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职位

《傅档》，档号III：82（本函系年为1934年10月1日）;原文是：“北大继刘任语音学讲座者，初欲借李方桂，后改罗莘田，想罗君已允就矣（在君函告时，谓兄已赞同，正在征罗同意中）”。，总干事丁文江对此事“以去就争之”，蔡元培即为此事出面阻止胡适的行动

蔡元培1934年9月6日日记：“得在君（南京）电，谓适之邀李方桂往北大，渠以去就争之，属我电适之。我即致一电于适之，属勿强拉方桂。夜半，又得在君电，谓方桂允留，可不再电适之矣。”《日记》（下），第76页;胡适对此事的反应是：“我本已约李方桂来北大教授，今天得赵元任一电，说：‘方桂我们实在借不起，望原谅。糟糕！我的半个月的接洽全白费了！”（胡适1934年9月5日日记）“蔡先生与在君都来电不放方桂。”（胡适1934年9月6日日记）俱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册，无页码;又，与此事相关的其他风波，参见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388-389页。，最后由也是史语所出身的罗常培（莘田）任之

胡适1934年9月8日日记：“发一电一函与罗莘田（常培），请他回北大教授。因李方桂不来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无页码）;又，蔡元培1934年9月13日日记：“得丁在君（言北大拟借罗莘田二年，与本院不脱离关系，孟真已表同意，现由原任询本人……。”《日记》（下），第78页。。

蔡元培也会向史语所推荐人事。附有著作或计划者，蔡元培的推荐自有向史语所引荐人才的意义。例如1931年介绍研治《战国策》的钟凤年

《傅档》，档号III：110（本函系年为1932年9月24日）;原文是：“钟君凤年治《国策》甚勤，以《治策例言》见示，其辨误、集注、旁证及各种图表之计画甚善，如史语研究所认为适当，设法相助，俾得早日成书，亦嘉惠后学之一端，特属钟君诣前晤商，请酌行。”傅斯年在本函空白处有批语：“已回信言本所无款办不到矣。”又，蔡元培：《致许寿裳函（1931年9月24日）》，《书信》（中），第678页;原文是：“钟君凤年之《治策例言》已读过，计画甚周密，惟不知内容如何耳。今先为介绍于史语研究所，致孟真一函奉上，请钟君携此函及已成之稿往访为荷”。后来傅斯年曾致函钟凤年讨论研治《战国策》之方法（《傅档》，档号I：54;本函系年为1934年10月5日）。，推介著有《中国词学史》的薛砺若

蔡元培：《覆薛砺若函（1934年5月4日）》，《书信》（下），第285页。，介绍“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

《傅斯年致蔡元培（1934年4月27日）》，《傅斯年遗札》卷2，第621页;原文是：“承示金君国宝函及毛君汶著作目录并论文二种，只悉一切。查毛君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无论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至为佩仰。惟本所限于经费，现已无力增聘人员，故对于毛君一时无法借重，敬祈先生婉覆前途，并予鉴谅。”又，蔡元培：《覆金国宝函（1934年5月1日）》，《书信》（下），第282页。，甚至如金毓黻亦在介绍之林

《傅档》，档号III：107（本函系年为1936年7月18日），原文是：“北大旧同学金毓黻君（号静庵），专治东北掌故，印有《辽海丛书》十集，并编《辽宁通志》，有校订《辽史》计画。自东北沦陷后，不愿在彼中讨生活，挟稿南下，欲在相当之机关，专意著述。今日来访，颇属意于历史研究所，言与兄旧相识，此君学诣，想兄早知之。金君不久将来京访兄，属为先容，故函告。到时请与晤商一切为幸”;又，蔡元培，1936年7月22日日记：“得任之函，介绍金君毓黻。……知素与孟真相识，到京时将访之。别后，致孟真函，告金君事。”（《日记》（下），第213页）。但由于蔡元培交游廣阔，往往泥于人情，不免给史语所（和傅斯年）平添若干烦扰。如1930年即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而推介王君瑞

《傅档》，档号III：108（本函系年为1930年2月27日）;原文是：“上虞王君瑞书毕业东南大学，任中学教员十年，闻历史研究所之名，要求参加，有弟之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弟已面允向历史研究所所长商量，不得不达于左右。如兄以为尚有斟酌余地，则请示及，弟当将彼所送来之中学讲义两种，送付审查。如以为无庸议，则请复一婉词谢去之函，以便应付……”，本函第一页页末空白处有傅斯年批语：“存『院长函』中，已复。王事无法想”。，甚而仅因蔡元培对在广州颇曾受彼“照拂”，即允推荐此一“初交，并不知其底蕴”者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

这是1932年时蔡元培推荐蔡哲夫的情况：蔡元培函傅斯年云：“弟前在广州时，晤蔡君哲夫（守），备承其照拂……哲夫系好事者，深望得一本院虚衔，以为工作之助力，曾向弟要求;弟允为提议于史语研究所，以特约研究员名义予之。回沪以来，人事倥偬，尚未为提出，而彼则已来函催询矣。请兄于最近所务会议中提议此事，通过与否，即示及，如通不过，请兄写一婉语之函，备寄与哲夫。……”（《傅档》，档号III：106;本函系年为1932年8月13日）。蔡元培后又致函傅斯年说：“……前弟曾提议以广州蔡哲夫（守）为史语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许久未得复言;如兄等鄙薄此人，不便予以虚名，请见告;弟可婉谢之（弟与此君亦初交，并不知其底蕴）……”（《傅档》，档号III：100;本函系年为1932年11月15日）。。傅则一口拒绝

《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年11月18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434页。：

查本所之聘特约研究员最初为数较多。去年夏季，同人决定，以后聘请以当时确在所内有工作者为限。故去年新聘者如德日晋君（法人），系因编安阳兽骨而聘;如步达生君（英人），系因合组人类学工作室而聘。其不在所有工作者，拟不增聘矣。哲夫先生学业名望，素所钦仰，理应借重，以为光宠。无如格于此项办法，同人等碍难更改前议……。

又如出于汪兆铭、罗文干的提议，蔡元培推介吴廷燮（向之）

《傅档》，档号III：82（本函系年为1934年10月1日），原文是：“前接精卫先生函推荐吴向之，声明由钧任提议，弟直接函询钧任，并告以如有略历及著述目录，我当提议于历史研究所。旋得钧任复函，附有略历及《景杜堂纂辑书目》，又由精卫处转来钧任一纸，及《永乐别录》印本二册、《东三省沿革表》刻本六册，今将汪、罗两函及目录寄奉，请酌之。汪函所要求者，为延致其人或月予补助约三、四百元。此君年逾七十，延致必多不便，可否月予补助，并可补助若干，均希酌示”;参见：蔡元培，《日记》下，第83页。，傅斯年即致函蔡元培，说明吴的情况，表示吴廷燮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复仍滞留沈阳，“太无国家观念”，即使“假定彼未有叛国行为”，“无‘走胡一事”，就其学术言，“彼之所习仍为掌故一派之学问”，和史语所之研究“工作不相宜”，他的最好去处“似以内政部、蒙藏会等为人地相宜”

《傅斯年致蔡元培（1934年10月5日）》，《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633-634页。。

整体而言，蔡元培相当尊重史语所的人事独立，不予干涉。如与史语所合作过的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C.W.Bishop）

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及毕士博与史语所的合作，起源自李济与其馆其人的合作，其间历程不详述，参见：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2-65页。，曾向蔡元培表示想得到中研院的“名誉职”，蔡元培告知傅斯年，此事“以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讨论决定为妥”

史语所公文档，档号元52-3（本函系年为1930年3月10日）。，即是一例。蔡元培向史语所推介人选，往往遭到傅斯年回绝，也不曾看到蔡元培有何不满的纪录。能够在人事上保持独立，引进理想的研究人员，自然有助于史语所的茁壮成长

上述案例之外，蔡元培亦曾向史语所推荐过下列诸人：1932年时介绍北大同学李海滨（《傅档》，档号III：93;本函系年为1932年2月6日）;1939年时因张元济推介，蔡元培向傅斯年介绍庞薰琴（《傅档》，档号IV：164;本函系年为1939年8月4日;又，蔡元培1939年8月3日日记，《日记》（下），第476页），傅斯年回答说，庞“已由博物院筹备处聘请其研究历代图案”（蔡元培1939年9月28日日记，《日记》（下），第491页）。另外，蔡元培亦曾推荐所外学人的著作给史语所出版，如1932年介绍朱师辙的著作（《傅档》，档号III：750，亦见：《书信》（中），第803页;本函系年为1932年10月14日）;又早在1930年，朱师辙即经易培基的介绍，拟入史语所工作，而为傅斯年拒绝（《傅斯年致杨铨（1930年10月6日）》，《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339页）;1939年介绍林惠祥的著作（蔡元培1939年3月13日日记，《日记》（下），第444页）。。

（二）研究工作方面：提供必要支援

蔡元培身为中研院院长，对史语所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提供了支援。可以举史语所进行的几项重大集众研究工作为例。

1.史料搜整：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与《明实录》。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下简称明清档案）的整理刊布工作，延续至今，未曾断辍，已成为史语所工作的传统之一。

早在1927年9月，傅斯年担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主任时

傅斯年在1927年8月起担任（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主任，1928年11月辞职，遗缺由顾颉刚代理（《本所大事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年报》1929年第6集第62、63、64期合刊。，马衡就致函傅斯年言及可以向李盛铎购买这一批档案

《学术通信（三）马衡傅斯年》（本函系年为1927年9月14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2集第14期。。至史语所成立，购买“明清档案”一事遂即提上日程。傅斯年写信给蔡元培，表示这批档案是“无尽宝藏”，希望蔡元培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傅斯年认为：

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

蔡元培显然同意了傅斯年的提议，责成杨铨设法筹款

史语所公文档，档号元308-4（本函系年为1928年9月11日）;史语所公文档，档号元308-5（本函系年为1928年9月12日）。这两封信的节本，亦参见：《书信》（中），第252-253页（但各有疏误，不详比对）。。几经波折，这一批重要的档案终于成为史语所的收藏，为明清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素材。

史语所另一项持续多年的工作是《明实录》的校勘。在这个过程里，蔡元培扮演了媒介者的角色。如为校勘之用，1932年史语所商借兵工署上海兵工厂所藏之抄本《明实录》，即由蔡元培出面

蔡元培：《致宋式骉函（1932年6月23日）》，《书信》（中），第784页。，借到此书后，军政部次长陈仪手谕要求上海兵工厂将其存书缴部，上海兵工厂即致函蔡元培要求索回这套《明实录》，蔡元培于是致函陈仪要求继续借用

蔡元培：《致陈仪函（1932年11月5日）》，《书信》（中），第805页。。日后《明实录》得以校勘出版，嘉惠学界，这部抄本《明实录》正为校勘依据之一参见黄彰健：《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87-309页;黄彰健还说，后至1933年兵工署将此部抄本《明实录》送给史语所（第288页），其间经过，目前尚难得知。。

傅斯年曾声言：“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应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是对于学术界之贡献。决不致贻误他人”

引自李光涛：《明清档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1951年3月），第25页。。明清档案与《明实录》的整理与出版，贡献学林，正寓此意，蔡元培则是这一方面成果的媒介者。

2.安阳考古。

安阳的考古工作，是史语所的傲人成就之一。工作伊始，蔡元培就出面给予必要的协助。如他早在1928年底致函冯玉祥，表示已由中研院“正式公函河南省政府，请拨借洹上袁宅花园之一部分，为办公之地”，但因“事属创始，深恐地方上少见多怪，发生误会”，要求冯转达庞炳勋师长，拨出兵士二十名保护挖掘工作

蔡元培：《致冯玉祥函（1928年12月26日）》，《书信》（中），第269页;又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367页。。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特别是自1929年10月起，以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为首的地方文化行政当局，对史语所的工作带来无穷的困扰

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念的冲突》，《新史学》1997年第2期。。为了能顺利化解与河南地方当局间的冲突，傅斯年等人投注了无可言喻的心力，在这段过程中，蔡元培个人乃至中研院也处在风雨飘摇的处境下

从胡适的日记中略可推想，据：胡适，1930年2月1日日记云：“政府中有人近来很和中央研究院为难。院中去年得文化基金董事会允拨五十万元为理化工程研究所的建筑费，建筑工程即将开始。上月中央政治会议忽决议令研究院停止其建筑工作，务须迁到南京。杏佛奔走多次，——十四日之中，往返上海、南京八次！——行政院与国民政府方面已疏通好了，呈覆到政治会议，忽然蒋介石自己主席，力主研究院所有研究所一律于四月以前迁到南京，建筑工程立即停止，进行中的一切设备均于四月前迁往南京。

此令昨日到研究院。蔡、杨诸君在前年屡次用政府势力压迫学术文化机关，而自己后来终想造一个不受政府支配的学术文化机关，此是甚不易做到的事。果然今日自己受威力压迫，而杏佛的语气似是想用他前年极力摧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来替他搪塞！此真是作法自斃。但政府中人借研究院来报复蔡先生不合作的态度，更属可恨。

今日我去看蔡先生，劝他不要轻易放契，须力争学术团体的独立。……”

由此略可推想，在1930年初之际，当时蔡元培个人乃至中研院的处境，也相当为难。不过，其间详情，仍待进一步细考，暂不详论。，蔡元培基本上只能对史语所提供必要的精神鼓励，像他曾致傅斯年表示

《傅档》，档号III：746（本函系年为1930年2月5日）。：

连接电函，借悉在汴时种种辛苦及回平后疲病状况，万分不安，惟祝迅即康复而已。安阳发掘事，赖兄临机应变，得以排除障碍，感佩不遑，宁有他意。弟虽短于机智，然对于善用机智者甚佩之，“目的神圣手段”，虽非绝对的善法，然有时亦不失为正当也。详细报告已读过，并不潦草，请勿念。济之先生之报告，亦读过，关系重要，成绩优异，不胜欢忭;惟望继续进行，不遇阻力而已。

对于何日章引致的纠纷，一时之间并无解决的可能，蔡元培不免感慨地说

《傅档》，档号III：733（本函系年为1930年4月1日）。：

除向南京政府设法外，亦一筹莫展。恐安阳已为何日章等之舞台，无可挽救;然彼等欲壑有限，而地宝无穷，他日总有继续工作之机会，待之而已。

到“中原大战”结束，刘峙出长河南省政府，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后

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念的冲突》，《新文学》1997年第2期。，史语所重新恢复工作，蔡元培又开始给予必要的协助。例如他亲自出面与刘峙商谈发掘安阳殷墟事宜，得其允许，史语所于1931年3月拟往彰德筹备继续发掘事宜前，蔡元培亦致函刘峙要求“迅予派员参加”

蔡元培：《致刘峙函（1931年2月13日）》，《书信》（中），第577页。原文是：“关于发掘安阳殷墟办法一节，前经面商台端，承慨允继续履行……”。，蔡元培对安阳考古工作提供的类似助力，到1937年仍未中止

如：蔡元培1937年2月11日日记：“致河南省政府函：开始十五次殷虚（墟）发掘，请饬属协助保护，并派员参加”（《日记》（下），第249页）。。而当史语所在当地的工作又遭到打扰时，蔡元培也再度出面帮助，像1936年时，95师拟征用安阳殷墟发掘团在安阳城内的房屋，蔡元培出面致函刘峙进行斡旋，并致电给安阳王专员要求“出示布告，严加保护”

蔡元培：《致刘峙函（1936年1月30日）》，《书信》（下），第514页（原书注明此函系李济代作）;蔡元培：《致安阳王专员电（1936年1月30日）》，《书信》（下），第515页（原书注明此电系李济代作）。。

安阳的考古工作，是史语所的重大业绩之一，在累积这项成果的过程里，蔡元培显然也曾尽过一份力量。

3.其他方面。

在史语所的其他工作方面，蔡元培也透过他的人际关系网络，给予必要的支援。1929年，史语所在北平设“分所”，蔡元培就致电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请故宫拨屋，以便史语所展开工作

蔡元培：《致张继电（1929年1月11日）》，《书信》（中），第275页。。1932年，史语所邀请美国研究人种学专家许文生（Paul Stevenson）到闽、粵“研究中国人种问题”，蔡元培亦分别致函地方当局，要求保护、提供协助

蔡元培：《致许崇清、程时煃函（1932年2月9日）》，《书信》（中），第713页;《致伍朝枢、邹鲁函（1932年2月9日）》，《书信》（中），第715页;《致永嘉、丽水、琼崖县政府函（1932年2月9日）》，《书信》（中），第716页。。1933年，史语所要向何遂购买古物，蔡元培即托请叶恭绰居间奔走交涉

蔡元培：《致叶恭绰函（1933年7月18日）》，《书信》（下），第162页;《致叶恭绰函（1933年7月31日）》，《书信》（下），第168页;《致叶恭绰函（1933年8月15日）》，《书信》（下），第175页;《致傅斯年函（1933年8月18日）》，《书信》（下），第179页。。另外，蔡元培也居间促成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像1935年时，北大教授沈兼士致函蔡元培，北大拟就黄册纂辑一部联合目录，亦拟将中研院所存者一并编入，请蔡元培征求傅斯年的同意

蔡元培：《致傅斯年函（1935年4月13日）》，《书信》（下），第405页;蔡元培：《覆沈兼士函（1935年4月19日）》，《书信》（下），第409页。。

这些都是相当琐碎的事情。然在往返公牍的字里行间，可以想见蔡元培对史语所的关注心意。

三、蔡元培对史语所成绩的肯定

史语所成立后的收获，蔡元培曾亲见目睹

蔡元培曾亲见史语所的考古收获与赵元任的语言研究成果，如他于1936年6月1日“参观史语所新得古物，有牛鼎、鹿鼎石刻兽等，均希有。又有殉葬者身首分离照片，镶松绿石之铜器等。听元任灌音片中之大冶语。”（《日记》（下），第206页）。，他也读过史语所出版的书刊，于公开及私人场合，都对史语所的工作成绩，有高度的肯定。

蔡元培在获读《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后，赞誉不置

《傅档》，档号III：108（本函暂系年为1930年2月27日）。：

不特种种新发见，价值无量，而考证亦甚缜密。其中尤以作宾先生《商代龟卜之推测》为空前之作。……

史语所的成绩，更得到国际学界的肯定与赞誉。1932年3月，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向法兰西学院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出将于理安奖金赠予史语所，蔡元培致函表示感谢蔡元培：《覆伯希和函（1932年3月）》，《书信》（中），第739页;《伯希和致蔡元培函》，《书信》（中），第740页。。这一年的12月，傅斯年也骄傲地向蔡元培报告史语所的成绩

《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年12月26日）》，《傅斯年遗札》卷1，第442-443页。：

济之先生到京，想已面陳一切。考古组工作顺利，成绩伟大，可不待说，亦可面询济之。第一、第二两组之成绩，亦均了不得。第一组中，寅恪先生之文字，疏通致远，义法谨严，先生所知，不必说。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狩猎图考》一文涉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第二组，则莘田先生论古代音变之文，源源而出，自周、秦古音以及词韵，总汇材料于一处，而分别疏通之，于方言中求古韵，于古韵中求方言，其撰文之多与其造诣之精，恰成比例。方桂先生于语音之外，突发表古韵之文，而引起与高本汉（珂罗倔伦）之讨论。近一面写其广东北江猺山歌谣之音韵研究，一面著文答高君，高君在中国语学之地位，不久将转到方桂身上矣。此外则助理员之工作，亦皆专门之业、精诣之作，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

至于集合的工作，中舒先生经办之档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之刊行。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务长才，故工作进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

尤使人欣慰者，为同人之精勤不息，奋力迈进。十月前莘田得一材料，便回家日夜不息趕写一文;方桂见高君文，亦日夜赶编其答语。一有所得，惟恐别人先我，便寝食赴之，此正目下所中之风气，最可珍贵者此也。

自豪之情，溢于纸上。蔡元培对傅斯年的这番自豪，有这样的回应

《傅档》，档号III：104（本函暂系年于1933年1月）。：

兄有一函详告史语所诸君工作之紧张，洵可感佩。“中国学”之中心点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

到1933年，荷兰退还庚款，蔡元培致函傅斯年说，此退还款项“以百之卅五充文化之用，而以基金所得利息百之五十三交与本院，由本院分别供事业补助费及派遣学者及学生之费”，蔡元培更表示

《傅档》，档号III：105（本函系年为1933年4月21日）;“卢顿之汉学研究院”，应指“莱顿之汉学研究院”。：

荷兰人所以注意本院，由于其卢顿之汉学研究院知有史语所成绩之故（《通报》现虽由伯希和编辑，而仍在卢顿付印），此当归功于史语所同人之努力者。……

史语所的成绩得到国际的瞩目与赞赏，显然，亲睹史语所绽放灿烂花朵的蔡元培，自己就是促成这般美好景象的耕耘者之一。

四、蔡元培与史语所成员的互动关系：以傅斯年为例

身为中研院的大家长，蔡元培当然不可能独爱于史语所，在中研院的初创阶段，千头万绪，兼以政治环境的牵绊，经济来源的不稳定，都不免影响到中研院各单位的运作。学术中人，并不是不沾七情六欲的超凡人圣，彼此相处，自然也会出现一些无谓的矛盾。像1929年时，傅斯年曾致函力劝蔡元培辞去国府委员与监察院长，声言“此时先生进退之机，实关先生一生大节”，“中央研究院值不得先生为之拔一毛”，故对杨铨“因维持中央研究院”，而致蔡元培“有所屈就”的态度，感到不满

《傅斯年致蔡元培（暂系年于1929年4月）》，《傅斯年遗札》卷1，第202-207页。：

杏佛做事有极大的长处，有不小的短处。其长处：一、事业心极重，此世真难得。二、凡事要好。三、事务聪明。四、能耐劳苦及精神的苦痛;其短处：一、喜怒无常，有怨必报。二、每不从大体上看。三、无主义，迎势逢权。故其结果也，中央研究院若甚热闹，实则真正的人才没有几个，而真的学者如仲揆诸位（仲揆真中国科学界中之希有圣哲也），未尝不感觉此院之无意义，恐以后真学者将渐去，而科学社的“科学家”要逐渐而来，愈弄愈成衙门。理化工业甚难有动世人观听之发明;天文气象报告，无非国家的一种职务（descent）。此由人才甚少，而杏佛的办法不能建设“研究院的心理”，如北大当年有北大之心理也。……

傅斯年还对杨铨有这样的批评：

杏佛实处处向宋子文讨好，而宋则以钱为挟制，以先生大节换得每月十足发款，俾汽车十架有可寄托，围地以建空中楼阁有所进行，文书、庶务四百元一人的月薪能以发给，每个所长的太太有汽车去兜风……真不值得！真不值得！上次宋欲见先生，先生不见，故三月份钱未能一下发给，杏佛深惧之（请勿谈及），故先生于杏佛主张，应注意其宋的背景原件本行行首空白处有附语：“尤其是逢迎宋的背景”。。

所以他劝蔡元培说：

先生有一生之大节，杏佛则舍研究院无路可走。杏佛虽有奇才，然决不是为公设想者，请先生充分用其才而已，去就大节，不必与之商量（以后皆如此），盖彼未必置自己于事外而作决定也。

这件事当然因蔡元培个人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的政治关系而起，然则牵涉所及，方甫呱呱落地的中研院有可能因此夭折。惟傅斯年全盘考虑蔡元培个人的进退大节，不为之惜的坚毅态度，明白可见。

然而，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未必从无磨擦。像史语所经费短绌，一度难以为继，傅斯年竟亦难免对蔡元培有些不满之情，他向胡适这样大发牢骚

《傅斯年致胡适（1933年6月30日）》，《傅斯年遗札》卷1，第528-529页;字下加着重号者为原有。：

……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这地位是什么？就是下一年度中经费的来源不断，得想一切方法维持下，这是在现在极明白的。若是工作费有着落，大家再去找生活费，虽说不是容易的，但还有很多人可以如此鼓其气来。否则真是没奈何了！

这个研究所若干不满我们自己意思的地方。但创办的时候总不免Trial and error。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的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我这两年，为此“构闵既多，受侮不少”，然屡思去之而仍不能不努力下去者，以为此时一散，至少在五年之内，在如此意义（事业的、人的）下的一个集合是不可望的了！

假如你老先生认这个意义便是你所鼓吹的，常久所希的其实这正不必说假如，则我那些话只嫌不足，不嫌有余。这也正是我向你先生说的，而不必如此向蔡先生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缘故！

一时之间，傅斯年对蔡元培个人的情绪性反应，对史语所前景茫茫的心绪，跃然纸上。我们并不清楚傅斯年这般的激动反应是如何化解的，但蔡、傅师生之间也避免不了若干芥蒂，却是历历在目

本文未叙述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为“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的纠葛与过程（此事的倡议，约起自1933年1月，至1934年4月大体告止）。蔡元培基本上同意此事，曾致函史语所同仁表达态度，由杨诠携往北平传观;史语所公文档藏有不少关于此事的文件（大致编入档号元513内），目前尚未见蔡元培此函，故难能推断他对此事的想法与主张;亦且，此事牵延经年，涉及广泛，暂难详论。。

并且，傅斯年筹办史语所，投注无限心力，即便有所表现，但也不免因个人身兼数职

1933年3月，中研院院方决定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为“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以傅斯年为所长，在未奉国民政府核备前，两所名称仍旧，傅斯年兼为社科所所长（王懋勤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事年表》，第6页）。1933年4月，教育部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1942年，第1页;参见谭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年，第384页），是则，傅斯年在1933、1934年之际，至少身兼史语所所长、社科所所长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三职。，当环境变易后，身心交瘁等因素，竟而萌生去意。1933年史语所南迁后，傅斯年即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傅斯年致蔡元培（1933年9月11日）》，《傅斯年遺札》第1卷，第565-567页。：

连日病在将愈未愈状态中，未敢写信，迁延至今，深为悚惭。上周仲揆、济之两先生来，具闻先生关切之殷，感激何极;复劳先生为此戚闷，尤为不安。孟麟先生上次过京来访，适值斯年病起后病最重之一日，确曾言及愿到北大教书之意，而未详言之。孟麟先生以先生恐不许可为念，斯年云，当面见先生解说之。此亦非新意。两、三年来，深感在研究所事务上尽力，亦不过如此而已;而自己学殖荒芜，老冉冉至，为之心惊，此济之兄等所熟知，亦可询之适之先生等，非斯年一时之意也。然以每年度交替时，总有新事初料不及，而北平当年在危迫中，未能舍之耳。自今年一月，迁移、合并等事皆起，瞻念前途，忧愁难已。南来以后，又觉全院之外间环境颇不稳当，斯年自己即舍去读书谈论之环境，入于簿书对付之环境。……仲揆、济之二先生来，谆谆以先生所命见示，旋奉手书，命以休养。盛情深慰，感激何似。斯年所以与孟麟先生言者，一以史语所托付可以有人，二则纯是自己方便之谋。若反以此为先生忧，自不敢固执私意。先生既以斯年北去休养为合宜，斯年亦觉目下在南京，精神上苦痛之至，而肺炎病后半年，不得咳嗽，肝虫亦须留意。此皆在南京大不便，在北平则有较好之医院而静居，可以闭门。惟斯年决不能以自身之便，开研究院之恶例，似请应请〔应请〕济之负责代理所长事务，而斯年在北平当设法维持研究院规定时间之工作。盖工作如属于编辑、著文及搜集材料，已可不致心乱而气躁，病后过一、二月便当胜任也。在史语所五、六年，所著作已刊者，仅短文数篇，较大者约五、六件，皆不完，有去完甚迫者。多作此类事，先生必以为然也。至于明年暑假后工作如何最为适宜，当付将来面陈请示耳。

他还这样反映中研院同仁带来的压力：

……且七月间，斯年发见院中不少同事极以斯年为不满，史语所欠债一千元之问题，皆其大罪。巽甫先生谓，以友谊之故，劝斯年自动退出，此一千元以亚尔培路房作抵，答应支款不必开会……思之者再，以为济之兄任史语、社会两所事，必较斯年环境为宜，而斯年自身读书著文之愿，亦得以稍遂之。然则此意固造访久矣，非一时之冲动，即设法请济之继任，亦足谋之二年以上之事。前年问计于丁在君先生，他说，如欲自己走，须先找到人慢慢代替。幸史语所有济之，他所或多无此幸运也。济之兄学问，固不待说，其任事务，亦决不如斯年之慢乱焦躁，此众所共见也。故此意如由斯年相机上陈，当可不有误会，而孟麟先生突然言之，漫无本末，自不免劳先生惊怪耳。……

傅斯年的辞意早在1931年时便已萌芽，终在此际爆发出来。然则，就如同傅斯年对蔡元培的进退出处深感关怀，为之献筹代谋一样，蔡元培同样地对傅斯年此时的情绪反应颇致关爱之情，依情援理，务求说服他打消此想。蔡元培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蔡元培1934年2月13日日记，《日记》（下），第56-57页。：

自回沪后，连接孟真来函四通，其中主要之点：（一）述病状;（二）辞所长职，荐济之自代;（三）一年中勉守四个月假期之限;（四）整理旧稿或以其他方法抵还多支之薪水。此君硁硁然以必信必果自勉，诚可敬可爱;然此时提出辞状，于院有妨;特致函劝止之。

蔡元培的这封“劝止”信是这样说的

《傅档》，档号III：737（本函系年为1934年2月13日）;本函中所谓傅斯年致蔡元培的“一月廿三日惠函”，“二月五日两函”，“七日惠函”，均未见。：

自南京回沪，始得读一月廿三日惠函，旋接二月五日两函，顷又接七日惠函，兄病中作如此繁复之函，对于兄思想之缜密，律己之谨严，除佩服以外，别无可说;惟病中常此多思，甚不相宜，请姑拋弃一切，专力摄养，相期远效，不务近功，至祷至企。惟有数端，不得不声明者，姑简单言之。

一、兄本月五日函中，有愿辞所长职，而荐济之自代之说，此说万万不可提出，提出则无异于拆研究院之台。在君已声明，如兄辞所长，则彼不就总干事职;元任已表示，如兄去，则彼亦随而去;其他研究员中，与元任同一态度者尚多有之;恐济之亦不免;如此则史语所必先解体，而其他各所必有随之而摇动者，岂非自杀之道？在兄以遥祝领为恶例，固出于爱院之诚意，然因爱院而毀院，岂兄之所愿乎？请兄再思，速取销辞意。

二、最后一函所述欠款一层，既有许多公费在内，可以补报销账;即一时无暇办此，亦可暂阁〔搁〕，不必力疾整稿以了此案。

总之，弟所愿劝兄者，目前以健身为第一义，万不可多虑，一切事都有水到渠成之机会，万祈勿急。……

蔡元培甚至同意傅斯年治病的医药费，由史语所、社会所两所“分任”

史语所公文档，档号元472-1b（本函系年为1933年10月14日）。，对傅斯年的爱护之情，期望之殷，明显可见。不过，傅斯年的辞意并未因之而打消

观乎丁文江在1934年3月15日给傅斯年的信言及如何处理傅个人的职务问题，即可推想：傅欲辞去“博物院职务，不成问题”，至于“社会科学研究所……拟请【陶】孟和兼任”，关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事”，当由傅“自觅替人……一有替人，决不勉强也”（《傅档》，档号III：1498），参见：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第385页。。傅斯年虽有辞意，始终未成事实;抑且，日后傅斯年代理朱家骅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全力应对中日战争军兴之后中研院西迁南徙的繁多事务

傅斯年与蔡元培商议互动这方面的事务，应列入中央研究院因战事而迁移的整体脉络里论述，不详论。，除了傅斯年个人的责任感使然之外，显然更颇有回报蔡元培知遇之情的意义。

蔡元培与史语所成员的互动，自不以傅斯年为限;史料有阙，难能多所着墨;蔡元培和傅斯年之间的往还全貌，更还有着另待完整勾勒的空间。本文所述，只以关系“中央研究院”及史语所事务往还者为限。以之为例，多少显示学界中人间的人际关系与彼此互动往还的境况，相当复杂，一时之间的误解，都会引起不必要的风波，从而为整体学术环境的正常发展制造无谓的干扰。不过，领道者与僚属若能共体其艰，直言不尽，殷忱相待，应当能将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结论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的成长与发展过程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蔡元培身为这个学术建制的创始者，自是功不可没。从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和互动来看，他尽可能的提供一切的助力，史语所得以茁壮成长，蔡元培虽不是直接提供奶汁滋润的奶母，却无疑扮演着扶植奖掖者的角色。

学术建制的正常而健康的成长，纯粹学思交流营塑的学术气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毕竟，学界中人一样沾染着凡人的七情六欲，即使彼此相当熟稔亲近，可惜在一时往来之间，仍不免误解丛生，谤怨并至。还好，正因为有相互间的长久交谊，沟通有道，笼罩双方心绪的阴影终能铲除，为营构理想的学术建制戮力不已。学术建制的领道者与被领道者，若能坚持共同的理想，相互体认经营事业的角色与作用，共励互琢，并建立得以持续交流、化解误会的管道，必会让这个学术体制向更美好的前景迈开大步，积累出更丰硕的学术果实。蔡元培在史语所成长过程里扮演的角色及双方的互动历程，对新生世代的学术领道者，实是启示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