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生活满意度对警察信任感的影响
——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明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一、引言

近年来，从雷洋事件、云南孟连的警民冲突事件到警察日常执法，警民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致使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有所下降。民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左右着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强弱，也直接影响着警察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对警察的执法环境起着塑造作用。因此，对警察信任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警察信任是“公民对警察有技术能力的角色行为期望和对信用义务、责任的期望”[1]。警察信任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媒体引导、社会治安、政治参与、国家政策、警察自身素质、执法水平等等。当前国内对于警察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社会阶层、公民法律意识、媒体舆论等方面。国内学者对民众生活满意度与警察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评价,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的重要参数[2]。相关研究发现，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安全感、幸福感等各方面的综合衡量，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推论的科学性，本研究将生活满意度降维为4个主成分因子进行研究，分别是经济层面——年收入水平，政治层面——民主政治满意度，社会层面——社会秩序(安全感)，个体主观层面——幸福感。本研究以“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警察信任感和个体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力求缕清二者的相关性，为警察信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警察信任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基于不同理论和各个视角，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研究，认为警察信任是由政治、经济、社会、媒体以及个体经历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国内主要研究概况

李峰基于上海的相关数据，从户籍和同期群两层面进行研究，他认为，当地居民比外来人口更信任警察，“80后”外来人口比“80前”更信任警察[3]；吴乐从公众法律意识角度，研究发现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警察的信任[4]；胡荣从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两方面进行思考，认为外在效能感和社区基层选举能够增进对警察的信任，内在效能感和公众的抗争显著降低了对警察的信任；王淑萍基于期望差异理论，研究发现，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感知力量-民众期望；从阶层角度来看，王永杰等的研究认为，主观阶层认同对警察的信任存在明显的负向相关，而客观阶层认同影响微弱；卫莉莉、严洁研究发现社会治安评价与警察信任具有相关性；宋小尊则从冲突论视角研究认为，公民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对警察的信任感[5]。

国内对警察信任感的研究视角广阔，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大部分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较为吻合。

(二)国外主要研究概况

国外学界关于民众对警察信任感的研究最早始于贝尔曼[6]。大体来说，国外学界对警察信任感的研究大致形成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托马斯和海曼将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职业威望、犯罪的受害程度和居住因素等变量进行比较后，认为种族是预测民众对警察信任的最佳变量[7]；Ivan Y.Sun等研究发现，个体对居委会(村委会)的信任、法律威慑的可感知性以及生活水平等因素对警察信任具有明显的影响；Yuning Wu等则认为，户口、阶级、种族等与警察信任显著相关。还有研究显示,社会阶层与警察信任呈正相关，即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随着公民阶层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客观阶层地位对警察信任影响不显著[8]。

国外学界对警察信任感的研究较为集中于种族、阶层等方面，这与国外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其注重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与国内学者不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对警察信任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定论，对警察信任感的研究在民众生活满意度方面较少涉及，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三、研究假设

假设1：人民的幸福感能增强对警察的信任感。

幸福感是民众生活满意度的综合体现。幸福感是指人们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对生活产生的主观愉悦情绪，是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和满意程度。

民众的幸福感反映于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在宏观层次涉及对国家政治、政府领导等的满意度，在微观层面涉及对个人生活条件、环境等的满足感。一个幸福感强的人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充满热爱的。警察是社会群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这一职业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个人的生存发展也存在影响，民众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的实现都有赖于警察职能的发挥。毋庸赘言，警察职能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幸福感的高低，而幸福感又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感受，因此民众幸福感的加强也会反作用于对警察的评价，会促进民众对警察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2：从社会层面上讲，社会秩序稳定能增强对警察的信任感。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是民众的基本需求，它也是评价生活满意度的前提。民众的安全指数与警察职能是否有效运行密切相关，在社会秩序稳定的环境中，民众会有更强烈的安全感，亦对警察有积极的评价，也会体现为更高的警察信任感。

此外，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民众对社会秩序的直接感受与警察信任具有显著相关性。社会秩序的好坏决定了民众的安全感指数，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社会秩序越稳定，民众对公安机关的本职工作就越是认可，对警察就越是信任。相反，如果社会秩序混乱，民众安全感缺失，就会引发群众的不安和抱怨，最终降低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一个对社会治安秩序缺乏管控的警察机关是很难赢得公众信任的，因此社会秩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警察信任的程度。基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3：从经济层面上看，较低的收入水平对警察的信任感起到反向作用。

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经济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之一，即根据收入和财富的多寡进行社会分层。在韦伯的理论中，他认为财富可以转化为权力，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权力代理人，使其为之服务。在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往往还反映于权力、资源等的占有。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是社会中的主导者，他们掌握着社会的优质资源或决定性权力。警察作为社会权力实施的主体之一，在实施部分社会权力时必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必然导致少数群体对警察的不满。在少数低收入水平者眼里，警察代表着高收入群体的利益并为其服务,种种因素的作用最终造成低收入水平者对警察的不信任。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4：从政治层面上看，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认可会增强对警察的信任感。

在学者胡荣的研究中，发现政治效能感与警察信任是密切相关的。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有很多，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是其中之一。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可程度决定着民众对国家政治建设、政治布局等的接受和信任程度，警察作为国家实现管理、实施政治建设的重要国家机器，必然与民主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可和信任往往体现于对国家机器的认可和信任。据此，提出假设4。

四、数据来源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主持的“2015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数据库公开并免费提供给研究者。该项调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依据2015年CNNIC公布的中国网民男女比例数据进行配额抽样，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共收集3 781份有效问卷。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警察信任感。测量指标选取问卷中“信任：警察”这一问题作为对警察信任感的测量指标，该项指标有“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很不信任”四个选项。

2.自变量

本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幸福感四个维度出发，探究民众生活满意度对警察信任感的影响。经济层面，民众生活满意度体现于年收入水平；政治层面，民众生活满意度体现于对民主政治的满意程度；社会层面，民众生活满意度体现于对社会秩序的满意程度。

(1)年收入水平。把问卷中“如果把所有收入都算上，您的家庭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这一问题作为测量民众年收入水平的指标。依据一般社会观念，设置高收入(50万以上)、中等收入(6～50万)、低收入(6万以下)三个分类变量。

(2)幸福程度。把问卷中“总体而言，您觉得您现在幸福吗”这一问题作为测量民众幸福程度的指标。设置幸福、不知道、不幸福三个变量。

(3)民主政治满意度。以问卷中“总体来讲，您对目前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现状满意吗”作为指标来测量。划分满意、不知道、不满意三个变量。

(4)社会秩序。根据问卷中“目前我们的国家虽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秩序井然，欣欣向荣”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来测量。划分有序、不知道、无序三个变量。

3.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性别有男、女两个变量；年龄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政治面貌有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两个变量；教育程度有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专科或本科、硕士及以上等变量。

五、结果与分析

为了具体分析生活满意度对警察信任感的影响，在上述变量选取后，笔者先后建立了5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1)，数据结果与具体分析如下：

模型1纳入了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即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及受教育程度等；从模型1的数据来看，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具有统计显著性,教育程度中，仅“专科及本科”具有统计显著性。

根据有序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相比于女生，男生对警察非常信任的发生比是女生的53.6%，说明男生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这个结果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

就年龄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感有所下降。

政治面貌亦对警察信任感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相比于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对警察非常信任的发生比是非中共党员的1.615倍，说明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对警察信任度高0.615倍。中共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警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是实现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共党员必然更加信任和拥护警察。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专科及本科相比于硕士及以上学历，其对警察的信任度更高，其他受教育程度与对警察信任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一因素究竟是什么影响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表1 生活满意度对警察信任感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p〔B〕:odds ratio)

注:“*”，p≤0.05;“**”，p≤0.01;“***”，p≤0.001。

模型2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秩序”这一变量，主要分析民众对社会秩序好坏的感受对警察信任的影响程度。从数据结果来看，新增的变量对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影响不大。然而，社会秩序情况在警察信任感上具有显著差异。民众主观上感觉社会有序的，与主观感觉社会混乱的相比，其对警察的信任度要高10.049倍。说明，良好的治安状况和社会秩序可以提升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感，这证实了假设2。

笔者认为，社会秩序越好，民众的生活和发展越有保障，因此民众对警察的认可度和信任度越高；反之，社会秩序越是混乱，越会导致公众的不满。一个对社会治安秩序缺乏管控的警察机关是很难赢得公众信任的，因此社会秩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警察信任的程度。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民主政治满意度”这一变量。根据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的民主政治满意情况对警察信任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对民主政治发展不满意的民众，对民主政治发展满意的民众的警察信任度更高，而且差异明显，达到4.40倍之多。说明，民主政治满意度越高，对警察信任感越强。这是对假设4的证实。

笔者认为，警察机关是实现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国家机器，它与民主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可和信任往往也体现于对国家机器的认可和信任。因此，民众的民主政治认可度越高，对警察信任感越强。

模型4进一步纳入“幸福程度”这一变量，探讨民众幸福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自我感觉不幸福的民众，感觉幸福的民众对警察非常信任的发生率是感觉不幸福的民众的2.143倍。说明，幸福程度越高，对警察的信任感越强。这证实了假设1。

笔者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的反映，而自身满足感和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警察发挥职能来加以保障。幸福感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身满足感和安全感得到了保障，警察的职能作用保障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因此对警察更为认可和信任也就在情理之中。因此，人民的幸福感能增强对警察的信任感。

最后一个模型增加了“收入水平”这一变量，主要分析收入水平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根据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的收入水平情况对警察信任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于收入水平低的民众，收入水平高的民众对警察非常信任的发生率是收入水平低的民众的1.553倍。说明，民众的收入水平越高，对警察信任感越强。这是对假设3的证实。

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在自身处境、经济条件等比周边人更差时，就会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很容易导致民众对警察等公权力实施者的不满。因此，当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时，其相对剥夺感也会淡化，对警察等公权力实施者也会更加满意和信任。

六、结论

本文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通过建立5个模型，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幸福感4个层面抽取反映民众生活满意度的因子，分析其对警察信任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民众的幸福感、社会秩序稳定、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可、收入水平的提高等对警察信任感的增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众生活满意度与对警察信任感正向相关，即生活满意度越高，对警察的信任感越强。

警察信任状况是反映警民关系、社会对警察支持状况的重要指标；它是社会民意对警察态度的体现,也是警务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警察信任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警察信任建设要统筹社会民生建设，加强民生警务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民众拥有幸福感。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美好，幸福感提高，警察信任自然水到渠成。

警察信任建设要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的治安状况和法治环境可以提升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感。警察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监管力度,打击犯罪,维护好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进而提高警察执法的公信力，搭建起警察和民众的信任桥梁。

警察信任建设要着力于发展良好的民主政治。民众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满意度决定着警察信任度，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让人民满意的民主政治，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