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晋北家具的形式特征

闫彩杰 李瑞君（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引言

在研读宋人李诫的《营造法式》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人崇尚秩序和严紧的规范之美。宋人在梳理和界定至唐以来中国家具类型的基础上，使家具的组合和搭配逐步系统化，这与元代人讲求便捷而散漫的马背生活和以自由奔放为格调的草原游牧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元代统治者必然会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审美意识融入到家具中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晋北家具具有典型的元代家具特征，甚至可以这样说，晋北家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元代家具。晋北地区是曾经的繁华之地，金元时期更是多种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方，再加上当时的“以汉制代汉人”的政策和佛教影响，这些都影响了晋北家具的形式。金元时代的家具研究文献资料和传世精品相对缺乏，为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一、晋北家具简述

1.晋北地区的界定

关于晋地区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学者张重认为晋作家具中“晋”的范围要大于现在的山西省，同时还包括现在陕、蒙、冀、豫等省的部分地区。另一说“晋”就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划分省份时山西省的简称，本文研究主要以目前山西省的南北划定作为参考。晋北，山西省北部地区的统称。因此本文以大同、忻州、朔州为主要研究对象。晋北与陕、蒙、冀相邻，此地在中国古代就是中原与北方，即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壤地，而佛教的本土化、政治化也起始于大同地区；朔州市在地理位置上北连大漠，南接中原，有三关的屏障和戍守森严。因为这样的自然人文条件，于是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便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

2.晋北家具的孕育

晋作家具的形式丰富多彩，这与山西特殊的历史地域形态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山西省南、北纬度跨越大，加之在古代由于交通闭塞而滞于往来，文化交流匮乏，所以导致山西的自然地理、人文习俗等各个方面会有较大的差异。晋北地区的家具从器物形态上更加接近明制家具，同时还留存着宋辽的气韵风格。由于木质坚硬的榆木和槐木使用寿命长，所以在桌椅板凳的制作上使用最为广泛。于是在家具用料上便有了“一榆二槐三核桃，柳木家具常用料”之谓。

二、晋北辽金元家具的特征

1.晋北家具具有多元化的特性

辽金时期各个政权之间的混战，但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随着西亚文化和佛教的传播，汉文化和辽文化相互的影响融合之下，辽家具逐渐变高，桌、椅和宋式家具相比较，形式上更为粗壮、厚实、少装饰，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在大同市城西地区金代阎德源的墓穴中出土了重要的家具模型，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从大同地区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家具模型，形制和特点已与当时南宋家具基本保持一致。

同一批出土的还有木茶几、木方桌等，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低矮的炕桌是金代家具中的特有品种，这个在清朝家具中也有所体现，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康熙帝的读书炕桌。从图1的木椅可以看到当时的家具在造型上粗犷，但线条流畅，简洁大方，整个家具刚劲严整。制作选用的材料多数为杏木，并不同于我们之前所说的晋作家具常用的榆、槐、核桃这三种木材。整个椅子由扶手、腿足、椅背、椅座四部分组合构成，亮脚型腿足是由四个简单的圆柱几何体组成，这种腿足常见于宋、元、明时期；四个腿足之间分别都用齐平管脚枨相互连接，起到固定的作用；椅子靠背装有一背板，采用的是马蹄背的形式，上面并没有雕花等装饰；平式扶手并且有出头，即“端头”，它的出现主要作用是装饰，这把椅子采用了圆柱形平直搭脑，两个端头较长但却没有装饰，与扶手和椅子立柱保持了统一的简洁造型风格，座面和每个腿足之间由两个托角牙子相连。图1中的木盆座的牙板及牙条上相对增加了装饰，牙板上的装饰较为精致。外围为正六边形，内口为椭圆状，牙板上采用了云头纹花牙子装饰，增加了美观性，又简洁大方。

2.晋北家具具有小巧便携的游牧生活特征

游牧生活极大地影响了家具的结构，另外几件出土家具从材料做工和风格上相似，例如，木炕桌和木椅，图2中的炕桌是由腿足、托角牙子、桌面三部分组成。四个腿足呈圆柱形，粗短矮小；桌面是长方形偏厚；每个腿足和桌面都有牙头和托角牙子相连接固定。这种类型的矮桌是金代家具中特有的品种，也是大同地区平民百姓常用的桌案形制之一，木炕桌的主要的功能是摆放餐饮用具、饮酒器具，或者在祭祀时供奉祭品等，桌案低矮，小巧简约，使用方便灵活。本次出土的是一套家具，还包括木茶几、木方桌、地桌、木影屏、木衣架，与前面的两件家具相比较，增加了装饰造型，木榻的四腿足，没有直接采用简单的几何形体，而是加入了造型特点；图2中的地桌、影屏、衣架装饰纹样造型也多用于端头、腿足。这个造型在元代家具中也应用较多，其他零件部分还是采用了统一的几何体的造型。

3.晋北家具具有装饰性的特征

元代家具逐渐开始注重装饰性，在继承和发展宋、金家具的同时，又加入了伊斯兰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等不同的元素，进而形成一种多种文化并存的家具风格，在中国家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明清家具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例如从山西大同东郊出土的元代初年崔莹李氏墓。从此墓中的陶供桌可见采用了镂空雕花的艺术形式，其中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制的明器和供器，有供桌、长条桌、棺床、太师椅、影屏、方凳、巾架等。

其中如图3中的太师椅，靠背装饰图案是莲花凤鸟，采用了弧形搭脑；供桌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可以取下来的围栏，这种形式具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家具的特色，围栏下部立柱，立柱的顶部有一个扁圆的短横装饰造型，下半部分是长方形桌，桌面下四周镶板，板上采用了牡丹纹样的装饰在供桌外侧，上面雕刻花叶，上下两部分都用朱红色内外满涂，每两个腿足之间都有腿部间虎门雕花券口，供桌的雕花与宋制家具相似，然而围栏延续了辽金家具的风格；其中棺床的外形和长桌相似，正面有双腿足支撑，相对一面是与桌同宽的长条板状支撑，类似箱板型腿足，这种腿足常见于西周时期，但当时多为采用青铜作为主要的制作材料，到明代时这种腿足形式又再次流行，在腿足和床面连接的牙角部分都使用了卷云纹的雕刻装饰；同批出土的陶巾架是圆柱形单腿足，用两个霸王枨将腿足和上方横架固定，在衣架横梁的两端头和下方都有卷云纹造型装饰，腿足的顶端和底部也有造型装饰，底部是一个圆柱形加固稳定的结构，类似宝塔状腿足；火盆架为户型外翻弯三腿足，且上粗下细，圆口中空造型，朱红满涂内外，在盆口有环形弧形简单规律的浮雕图案装饰，在三足两侧均有卷云纹进行装饰；陶方凳座面较厚，四周有边框，中间有镶板，腿之间饰云牙板。由于此墓墓主为女性，这种方凳平时作为坐具，也可以上马时踩踏。

另外一座山西大同冯道真壁画墓壁画中的坐榻，形制较小且矮，榻面为方形，背后立一影屏，榻面之下施四罗汉腿。此坐榻已具早期罗汉榻的雏形。部分“新式”家具还体现了一定的民族生活习性，例如霸王枨和抽屉式就是元代家具新出现的形式。元代家具和辽金时期的金阎德源墓中出土的家具明显增加了装饰性的部分，有浮雕、花纹、色彩，同时在造型上也增加弧线的使用，这些明器上的装饰大多都是采用的卷云纹装饰，以及供桌上了立柱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融合。

三、晋北家具的传承与设计

1.晋北家具创新设计

对家具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其形式特征和制作工艺上，还需要了解它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和对现今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继承发扬。在晋北家具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对其研究也可以为现代实木类家具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文章是针对晋北地域性文化进行的家具特征分析，从而可以进一步设计出具有晋北文化特征的家具，因此设计过程中要考虑舒适、地域、文化等原则，同时可以运用借鉴、融合等手法，将材料、造型、外来元素等要素进行选择和组合。如图1中的盆架上卷云纹的应用，将装饰和结构融合到一起，围板与罗汉腿中间用云纹花牙装饰，起美观加固的作用。图3中的棺床在腿足和面板连接处，也大量使用了云纹装饰。这些特点可以给我们当代设计启发，将现代的设计思想与传统结合，可以创作出更高层次的家具。

2.晋北家具的传承与发展

金元时期晋北地区的家具是以唐宋时期家具的特征为基础继承发展而来的，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夏地区国家的大一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唐朝国家和平统一，以及贸易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成就了家具发展的辉煌时期；辽宋夏金时期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北方民族的入侵、征战，但是也从侧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宋朝由汉人掌权依然延续唐朝的文化仪制，辽、金、西夏为游牧民族，在不断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又将自己民族特色加入其中，在社会和经济、使用、艺术、历史、研究、教育等多方面都有体现，其中家具和生活用品是最直接的表现。

结语

综上所述，家具作为反映时代风貌和民族特点的重要载体，在研究传统家具的本身价值之外，还要进行再生创新发展，传承并不是一味地复古复原，而是在原本的艺术基础上加入时代创新元素，与传统的经典融为一体，为中国的古典家具注入新鲜的元素。文章对晋北地区的家具发展和特点进行研究，应与当代现实结合，将晋北的家具经典的艺术形式进一步发展，在目前国际文化趋同化的情形下，探究晋北家具文化的现代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