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桑谷里的村庄

张波

通向山外的路

村子在山谷中，两边是巍巍山峦。通向山外的路，只能沿着河流向上下游蜿蜒伸展。

从前的路都在河滩里，在鹅卵石上，在树林中，人和牲畜踩出一条小径。洪水泛滥的时候，路就不能走了。洪水退去，小径也许就得随着河道走向重新开辟。“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有的地方，需要涉水。人们就在浅水的河面，用大石块隔两步垒一个高出水面的石台，搭成人能过的跨水桥。推车和牲畜，就只能下水了。

从我们的村子沿河下行七八里，是太河镇。河水在这里和淄河主流汇合，沿河的路也就随着河滩向东北拐去。到黑旺镇，离开河沿北可通淄川，再向下游去，则可达临淄。

沿河上行，过峨庄，沿途是齐国古战场悬羊山，齐国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曾在这里悬羊击鼓，大败敌手。过紫峪，翻过直直岭，就到了沂源县境内。沂源的三岔店有大集，从前村里很多人去三岔店赶年集，天蒙蒙亮就出门，往返步行七八十里路，就像去远处的坡里看了看庄稼，没有人说累。

从前这山嵧里的人外出或还乡，全靠步行。住在上游嵧梢的人们，出门或还乡途中找人家住宿过夜是常事。好在山里人热情淳朴，留个宿管顿饭，也不太在意。途中天黑前要估摸好，哪个村有亲朋好友可投靠，或者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能去打扰。赶夜路的人也有，那得有好胆量好体魄。要有个伴，那就更好了。长夜漫漫，路途迢迢，两个人说着话，越说越投机，分别时竟有些依依不舍，仿佛成了多年的朋友。

这条山谷长三十多里，出了山谷，北去离黑旺镇五十里，南去离孙家庄二十多里，那里才通公共汽车。离最近的辛泰线桐古火车站也有十几二十里，可那趟火车，不是人人要坐的。

那时候，汽车很少开到山里来。偶尔有一辆解放牌汽车从河滩路过，恨不能全村的人出来看热闹。汽车后的尘埃里，一群衣衫破旧的少年追逐着，去闻那汽油味。有一回傍晚发洪水，把一辆老解放汽车困在河滩里，驾驶员爬到驾驶室顶上待了一夜，躲过了一劫。

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修通了洪山至峨庄的公路。公路从黑旺沿淄河溯流而来，到太河转弯进山谷，沿着河边山麓，有时在半山腰，有时在村庄旁，逶迤而上。公路修好，跑的多是货车、拖拉机，并未马上通公交车。你要搭不上货车或拖拉机，还得靠步行丈量崎岖的山路。

还有一条路，从我们村西向西北翻过几个山头，绕过太河水库的上游，过淄河，可达孙家庄汽车站。要是水库蓄水量大了，就得再向上游绕，去口头汽车站。这条山路也要二十多里，有的路段在悬崖上，下边就是浪花翻涌的水库，胆小的人会吓得腿软。曾有村人冬天走这条路去孙家庄车站，贪近路走了水库结冰的水面。走到一半，脚下的水库里传来轰隆隆的水响，冰面随时有要塌下去的感觉。几个人吓得浑身打颤，大汗淋淋，大气不敢喘。他们硬着头皮往前走，到了对岸，棉衣都快被汗水湿透了。

通向山外的路，就是游子回家的路！

出门在外的人，总要回那个山窝窝里的家。哪怕路途艰辛，哪怕囊中羞涩，回家的路，总是让人又激动又焦虑。

我在七八十里外的洪山上学时，常走翻山越岭绕水库的那条路。

去山外求学，入校一个多月，想家了。那一年我十五岁。周六上午上完课，中午吃过饭就去赶汽车。离家最近的路就是坐公交车到孙家庄，过淄河，翻过山回家。有段时间传说这翻山的路上有劫道的，后来知道，那是谣传。真实的情况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路上向一个路人要东西。那人拿着一个锅盖大的锅饼，看到有人要抢就吓得随手一扔。锅饼顺着山坡滚下去，那疯子就追锅饼去了——敢情他是稀罕那大饼。

我下车后，太阳就快落山了。找了处水浅的地方，我脱了鞋袜蹚过淄河。时间是深秋，河里的水冰凉，一下水让人浑身一紧。河底的卵石上布满了厚厚的青苔，踩上去倒也不硌脚。过了河赶紧穿上鞋袜赶路。待我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山顶，天已黑了。月亮升上了天空，静谧的群山里，只有我一个人走路和喘气的声音。下山的路就很熟了，我们割柴火、打猪草、给生产队摘豆角，走过无数遍。

待来到山下平坦的田间路上，所有的紧张、焦虑都释然了，剩下的只有兴奋——月光下，不远处村庄的上空笼罩着炊烟或薄雾，朦朦胧胧，又实实在在，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正把我吸过去，任何力量也阻拦不住。

有一次，是夏天，从家里回学校。吃过午饭，天就下起了雨。母亲一直送我到村口，我走出老远了，回头望望，她还站在那里。我爬上山嶺，大雨像是从天上浇下来，风刮得伞撑不住，我浑身被浇透。我想，这雨，淋在我的身上，可是浇在了娘的心里啊！

去外地参加工作后，许多时候是以淄河西岸的桐古火车站为乘车的中转。从村里到火车站二十里路，不通公共汽车时，十余年间，步行、亲邻用自行车接送、搭坐拖拉机，各种赶路的方式都用过。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从桐古火车站下车，正赶上刚下过一场大雪。我背着买回的十几斤大米和几瓶酒，在一尺来厚积雪覆盖的山路上走了三个多小时，浑身被汗水湿透。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脱光了钻进被窝里，等母亲在炭火炉上把衣服烤干。我和妻子回家结婚那一次，下了火车，公路正修路不通汽车。我们在河滩的乱石中艰难跋涉着，妻子那双高靿皮靴，时髦变成了累赘。一台十二马力的小拖拉机吐着黑烟摇摇晃晃开过来，突然在我们身边停下了——车上一位亲戚的干兄弟认出了我。我们只在过年走亲戚时吃过一顿饭，他真是好记性、好眼力。我们匆匆忙忙爬上拖拉机，和几个搭车的人背靠背挤在一起，在剧烈的颠簸中顺利到了家。女儿两岁时，我们回老家，一下火车天就黑了。在微弱的月光下，群山黑影憧憧，半睡半醒的女儿，一离开妻子的怀抱就哇哇哭。那次恰好有母亲同行。我拎着行李，妻子抱着女儿的上身，母亲在后边托着女儿的双腿，就这么慢慢走了一个晚上。

通往山外的路况，在淄博第三十九路市郊车开通后有了极大改善。汽车连接整个山谷里大部分村庄，过淄河，钻山洞，翻山越岭，直达淄川城。可车次少时，坐车仍是个大难题。我们村在河下游，汽车从上游沿河开来，人就坐满了，挤不上去。有时司机连车都不停，任等车的人摆手、追赶，大呼小叫，最后嘴里开骂脏话——反正他是听不到了。为了保证能坐上车，村里人有的干脆买票跟车上行到终点站，不下车，再买票返程去淄川。

即使半路上了车，人多拥挤，要没座位，汽车在七扭八拐的山路上疾驰，站在车上也是一种煎熬。从峨庄到桐古这一段三十里路，一溜下坡，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人挤着人，脚下踩不上力，汽车转弯或下坡时，人就像在车厢里飘了起来，腹内五脏翻腾，头上直冒冷汗，晕车呕吐的人不在少数。

再后来，私人运营的客车出现了，在路上招手即停，比国营车按站上下的方式灵活方便了很多。车次多了，交通状况彻底改善。公交车上，赶集的大爷大妈们，神色变得坦然，上下车、买票、往货架或座位底下塞东西，娴熟得很。熟人们在车上旁若无人地聊着家常，旅途几乎见不到晕车的人了。近两年许多人有了私家车，出行或还乡，就更加方便了。女儿参加工作有收入后，每次从我们居住的小城回老家，她坚决主张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到淄博站，再打的一个小时到家，免去了坐长途汽车或普通火车辗转大半天的劳顿。

那一次，我探亲返程，坐在去淄川的公共汽车上，邻座是个上高中的女学生。交谈中得知，她家在山谷嵧梢直直岭下的村庄里。在淄川城上学，每年的花销不少，为供她读书，父亲去遥远的内蒙古下井当了煤矿工人。因为自己当过矿工，那一刻，我觉得她如此亲近，仿佛那父亲成了我。我说，你可要好好学习。她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羞涩的红晕，算是回答。在这条通往山外的路上，她刚刚起步。好在，路畅通了，有车坐了，旅途不再艰难……

感恩地瓜

地瓜在我们这里似乎名声不太好。

从形态上说，地瓜长得长不长圆不圆，不像西瓜、葫芦那么憨圆萌人，没有柿子山楂那样艳丽可爱。人们说某个人笨、脑袋瓜子不灵活，就说他：你这个地瓜！一种东西被用来骂人，想来它也不被人珍惜。

从食用方面来说，人们对吃麦子、小米、玉米，几乎没有抵触的情绪。但地瓜吃上几顿，就会有人发牢骚：还吃地瓜！

但地瓜在乡村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人们不待见它，却又离不开它。

地瓜是外来物种，原产地南美，明朝才传入中国。在人民公社时代，它被广泛种植，成为人们的主食之一。究其原因，就是它不择地块，耐旱涝又高产，还好储存。

春天，人们把地瓜从窨子里取出来，开始育苗。育苗要在地瓜炕上进行——河边盘一溜火炕，上面覆上沙土，地瓜埋在沙土里，天天洒水滋润，下面烧火保温。有充足的水分和温度，地瓜很快就发芽。芽苗长到一拃长，就可以取出来栽秧了。

地瓜从沙土里取出来，上面是嫩绿的叶芽，下面浑身毛茸茸的根须。叶芽擗下来，已空糠的“母地瓜”，生产队分了，大家拿回去煮了喂牲畜，那些人还能吃的部分，就拿来充饥。

地瓜地多在山脚下或洼田里。翻松过的地里搂起了一条条隆起的波浪似的土脊，这蓬松的土脊就是地瓜的家。人们担来水，把地瓜秧栽下去，再浇上一瓢水，保证秧苗成活。地瓜苗初时在地里稀稀拉拉，甚至可怜巴巴。可待它返过苗来，透上两场雨，很快就会爬满地。秧苗长大后，还要翻松土壤，锄掉杂草。甚至地瓜秧长长、长密了，还要“翻地瓜秧”——把茂盛的地瓜秧扯起来翻到一侧，把太长的割掉，让土里正在生长的地瓜透透气晒晒太阳。

秋天，地瓜们在舒适的窝里慢慢长大了。它们个个身体膨胀，抱成一团，把地瓜脊撑开了一条条土缝，有的还露出了粉嫩的表皮。

它从这时候起，就成为人们果腹充饥之物。

那些去山上干活的人，收莊稼、收山果，去偏远的坡里一干大半天，累得饥肠辘辘，渴得嗓子冒烟。到了地瓜地边，顺手扒开地表，不费事就揪下一个沉甸甸的地瓜，用手一抹土，啃得口角流白沫，满嘴生津，又解渴又压饿。

那些上山打猪草、割柴火的半大孩子，偷偷扒块地瓜啃，就当吃了零嘴点心。确切地说，他们从地瓜刚有拇指大，就开始偷偷扒着吃了。不过他们做得很隐蔽很有技术含量，不会弄坏地瓜苗，影响它继续生长。

深秋，其它的庄稼都收完了，人们才开始收地瓜。它不像某些庄稼那么娇气，到了节令就必须马上收，否则就熟落、腐烂。它耐实得很，在地里多埋些时日，糖分更足，倒更甜了。

翻刨过的地瓜脊上，大大小小的粉红色地瓜，一溜溜躺在褐色的土壤上。它们不光有鲜艳的肤色，也是有生命的，是一个个小小生灵。它们其貌不扬，但都充满了能量。这就是土地对人们辛勤劳作的回馈。人们挑着花篓、架筐，把一担担沉甸甸的地瓜挑回家。

地瓜的生命力强大。有些地瓜并不老老实实在地瓜脊里生长，它们把家安在了更深更远的旁边的土壤里。生产队的地瓜地刨过以后，半大的孩子们就扛着镢头带着筐，去地里翻找那些不安分的家伙。顺着一根细细的根须挖下去，也许一个大地瓜还在地里睡觉，做着要在那里过冬的美梦呢！一个下午翻出几十斤地瓜，能顶一家人几天的口粮。

地瓜丰收，家家院里屋里堆满了地瓜。煮一锅地瓜，一家人就有了一天的饭食。狗狗们一年到头，也就这时候主人顿顿慷慨地喂个饱——一个大地瓜就够它们饱餐一顿。地瓜让人畜在这个时节感到了食物充足的优裕。

当然，储存是必不可少的。多数地瓜要切成片晒成瓜干，来年当口粮。人们把地瓜挑到河里洗净，切成薄片，晒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妇女和儿童都来到河滩，切地瓜，摆晒瓜干。一时间，满河滩一片片全是白色的地瓜干。成群的乌鸦从蓝天上飞过时，它们黑色的身影和河滩上白色的瓜干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

切地瓜，有手摇的地瓜刀，一个蹲在地上的圆盘状铁家伙。把地瓜放进它的肚子里，攥着一侧的把手摇转带刀的圆盘，嚓嚓嚓，地瓜就变成薄片落下来。地瓜刀切得快，但容易切碎，出碎屑。还有一种“地瓜挤子”，用一个木柄，把地瓜挤向横在一侧的刀刃上切片。用它切的地瓜片，比较完整，废品少，但需要技术，不熟练容易切破手。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人被它切破手，跑去卫生室包扎。我也曾被它切去右拇指上一块肉。

天气晴好，瓜干要一遍遍翻晒。赶上阴天下雨，男女老少，全都跑到河滩上，急急火火把瓜干收拾起来运回家，以免受潮发霉。

瓜干晒好了，通常是放囤里储存。用土坯垒成一个大箱子样的容器，上方盖严防老鼠，下方留有小口方便拿取。这一囤瓜干，就是全家人来年度春荒的口粮。

除了晒瓜干，地瓜还可以窖存。土厚的地里，竖着打一个几米深的窨井，井底再向四周扩几条洞。在这洞里储存地瓜，能保湿保鲜，保证地瓜来年春天不坏。入冬上冻前，人们挑那些没有破皮伤的地瓜，一筐筐放到窨子里，留做种，也好来年春天吃个鲜。

整个冬天，人们嘴边都离不开地瓜。没切的地瓜放在炕洞里、桌子底下，随吃随拿。摊了煎饼，也要吃块煮地瓜，这样可以少吃煎饼，节约小米、玉米等主粮。灶上烧火，主妇们不忘记往里扔块地瓜。有人不喜欢吃煮地瓜，但烤地瓜还行，有人还专爱吃那烤焦的地瓜皮。

冬去春来，青黄不接的时节到了。每年这时候，家家粮食都不宽裕，地瓜干成为天天吃的主食。瓜干从囤里取出来，做成各种食品。最简单的，用水一泡，直接煮食。这种吃法最不受欢迎，吃上两顿就反胃吐酸水，食欲全无。瓜干碾碎掺点儿杂粮煮稀饭，几乎是这时节晚饭流行的做法。好一点儿的吃法是把瓜干碾成面，做窝头。地瓜面窝头黑黑的，非常结实，不好消化，但口感比煮瓜干强多了。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有次晚饭前，父亲捧着窝头，知足地打趣说：“你看，和羊肝一样……”

地瓜，让多少人填饱肚子，度过缺粮的时光。有多少人是靠吃着地瓜才长大成人。但成年后，我反感吃地瓜，一看到地瓜就想起吃多了它吐酸水烧心的感觉。有一次，我带着妻子女儿回家过年。这天家里烤了地瓜，妻子和女儿吃得香甜，也让我吃。我不屑一顾地说：“小时候我吃够了。”

父亲看了我一眼，接过话茬说：“你吃够了？要没有地瓜，你早饿死了！”

我一下愣住了。

柴火，柴火

上个世纪，电器、液化气进入家庭之前，农村人做饭，全靠烧柴草。煤炭只买一点儿在冬季点炉子取暖用。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为开门七件事之首。大锅小锅，煮蒸熬炖，要烧硬一点儿的柴草，火头才有劲，最好是木柴。烙饼用的平底锅、摊煎饼用的鏊子，火要文，必须烧软的柴草，食物才不致煳。鏊子放在平地的鏊子窝里，粗硬的柴草也填不进去。

但那年月可烧的柴草有限。农作物的秸秆，数量不多。有些秸秆，像谷草，人们还指望把它卖给山外边喂马的人，换个钱花;麦秸，因家家住草房，还要留着做屋面的修葺;玉米秸，生产队还要留一些，冬天给牛羊等牲口吃，分到户下的很少。大人们要在生产队劳动，没时间弄柴火。拾柴火，通常是未成人的少年们来担当主力。十来岁的小孩子，就要拿上镰刀或镢头，背上架筐（一种三股提系的农具）或拿条拘绳，上山拾柴火。我就担任我们家的“能源部长”好多年。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拾柴火，也有它的规律和法则。

春天，积雪融化，经过人们秋冬两季的索取，山上几乎没有直立的柴草了，显得光秃秃的。而这时，家家上年储存的柴火垛开始告急。人们拿上镰刀或镢头，到山上砍草根，到梯田里刨上年收割后地里剩下的棒子茬、高粱茬。高的草根砍没了，就拿一种铁耙子，去耧山坡上的“护山网子”，一种地衣植物。这种地衣植物，烧起来火很旺，刺啦啦响，摊煎饼烧鏊子最好，还有山阴处的蓑草可以刨。蓑草，是山上植被的最后一层皮。把它连根刨了，大山就裸露出了黄褐色的泥土。那时课堂上学杜甫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就想，古人真是多事，有柴烧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烧炭呢？又想，古人还有柴砍，烧柴竟比我们方便！

每年这时节，是最难熬的时候，通常是头天刨了一架筐蓑草背回家，第二天就烧没了。有这样的事：因为缺柴草，农妇只好去自家的屋面上，冒着漏风漏雨的风险，抽一抱遮雨的麦秸，做一顿饭。那真是燃眉之急啊！这时节，放学后就背着架筐上山刨蓑草，是我和伙伴们的必修课。

所幸的是，新麦快成熟了。上山的路上，摘一簇麦穗搓搓吃，清香得很。新麦穗要拿到山上用柴火烧一下再吃，那就真成了美味了，虽然嘴巴要沾满黑灰。

转眼麦收到了。麦穰虽暄腾，也可烧一阵子。地里还有麦茬可以刨，火焰也比蓑草有劲。接下来，酸枣棵、荆条长起来了，可以割来烧了。荆条的叶子有浓郁的清香，现在许多人把它连根刨出来，做盆景。酸枣棵有刺，割它要一手拿一柄用树枝做的木叉，一手拿镰，用木叉来对付这满身是刺的家伙。往家运也有套路。大一点儿的孩子，可以把酸枣棵捆成两捆，用扁担挑。小一点儿的孩子，还挑不动担子，只能捆成一捆背在身后。满捆柴火都是刺怎么办呢？可以用其它的草捆在身后的位置，垫住那些扎人的刺。乡亲们把酸枣棵叫棘剌子。割完棘剌子，要再割一抱草当“垫柴火”。

表哥是割棘剌子的高手，在他的带领下，我和表弟也成了能手。十来岁的表弟从坡里背一大捆和他差不多高的棘剌子回家，引得大人都赞叹。

棘剌子火头很足，蒸馒头烧汤，很受主妇们欢迎。

入秋，山上的草都能烧了。黄背草、白羊草、狼尾巴草，最受青睐，这些草结实好储存。人们忙碌着，在山上割了成担的柴火，挑回家，晒干，再捆成草个子，在空闲的地方垛成柴火垛。家里有几垛像样的柴火，才显出主家的勤劳和殷实。每到这时节，街上、天井里、墙头上，人们到处晒满了柴火，空气中飘着浓郁的草香。

深秋初冬，山上的柴草割完了，地边还有豆角秧、南瓜秧和庄稼叶可以收拾。接下来寒风一吹，树上的叶子都落了，人们带上花篓和耙叉子，去搂树叶。这时候，要把一切能烧的柴草弄回家，储存过冬。乡人趁着季节储存柴草，让人想起熊类储存脂肪准备冬眠。

一年四季，人们要不停地上山拾掇柴火，维持一家生计。

离村很远有几条山谷是林场，谷深草密，平时有人看守，不准村民进去割草。深秋，要集中一两天时间“放坡”，让大家进去割柴火。那两天，生产队也统一放假，男女老少齐上阵来分享满坡茂密的柴草，简直是村民们的狂欢节！

那一年，放坡這天，有人趁着月色，半夜就进了山。父亲也起了个大早。我和母亲来到十几里远的林场时，天刚蒙蒙亮，林场已到处是人，半山腰以下的柴火已被人割过了。即使是割人们遗漏的柴草，也比平时砍草根的收获要丰厚。这天过午，父亲捆了两大捆柴火让我挑回家。我十三四岁，身体瘦弱。这两捆柴火有七十来斤，超过了我平时挑担子的极限。山路迢迢，饥肠辘辘，肩上的柴火越来越重，走不多远就要歇歇。离家有四五里路的时候，我终于支撑不住了。在这全村人狂欢的日子，我竟守着一担柴火，不知羞耻地哭出了声！

听风说什么

在乡村，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秉赋。这倒不是说他们能力比别人强，而是他们有一种从某个层面、某种视角、某个领域去领悟自然的灵性。他们专注于某种事物，久而久之，就洞悉了其中的奥秘，掌握了它的规律。

夏天，蝉在树梢上聒噪。树林里，好多人拿了长长的木杆或竹竿去粘知了。这是个技巧活儿，有人从来也粘不了几个，也有人收获不菲，一上午能粘几十上百个——那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烈日当头，汗流浃背，脖子酸疼。可有人就对粘知了抱以不屑的微笑，他看到别人的收获，并不羡慕。他悄悄走开，等待时机的到来。一场大雨过后，天刚放晴，他出动了。林子里，许多蝉被急雨浇湿翅膀，从树上掉到了树下。他没怎么费工夫，捡的知了比人家一天粘的还多，然后悄悄回家去了。他从不声张，不向人炫耀。这是他和树林的秘密。

秋天，庄稼收过之后，碰上连阴天。细雨霏霏，雾锁山川，满世界都是湿漉漉的。天晴了，人们懒洋洋地从家里走出来时，发现邻家大嫂满脚泥水，拎着半筐水灵灵的豆芽，从地里回来了。豆地里，人们割豆子时散落的豆粒，这几天被雨水一泡，发成了豆芽。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人都没见过豆芽长什么样。你这时再回过神来，想去捡豆芽，已经晚了。

还有人会在雨后合适的机会，去河沿边山脚下捡地骨皮，去山上松树林里拾蘑菇。

当然，也有很多人想找这个巧，可什么也没捡到。

就是上山套兔子、掀蝎子这样许多人会干的事，也不是人人都有好收获。乡亲们把那些在这方面有特殊能力的人，叫作有机巧。机巧不是技巧。技巧是手艺，机巧则掌握了某种机密，通晓了事物的某些法则。

谭鞋匠就是个机巧人。他学修鞋子，无师自通。妇女们织毛衣，他看上几眼，拿过来就能织下去。他的机巧还不只这些。

有个早春的清晨，母亲送我去路边等公共汽车。刮了一夜的风，天空刚刚要放晴。河边的树林里，枰柳、杨树被春风一吹，腰肢好像更柔软了，枝头苞芽在酝酿萌发。

谭鞋匠背着老大一捆干树枝，弯着腰从树林里走出来。那捆树枝，从肩部一直垂到他小腿的位置，要不是酥干的，量谁也背不动。对这样一捆干木柴，天天烧火做饭的母亲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你看他那些柴火好不！”

待谭鞋匠走近，母亲夸奖他：“你真会拾啊！真会找巧！”

谭鞋匠笑笑说：“这些干树枝，不刮大风落不下来！”

夏天刮风下雨，树上总有一些树枝被刮断。日晒雨淋，这些树枝干成了黑色，挂在树上。或因虫害枯死、雷电击中，有些树枝干枯了，并未断落，黑黑的枝丫指向天空。昨夜，这场风的号令，有几个人能听懂呢？

那一刻我想到了一句话：

“大风说：我要修剪树的指甲。”

张 波：1964年生于山東淄博淄川，在兖矿集团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已发表小说、散文近三十万字，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近年创作有“淄河系列”乡土散文五十余篇。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兖矿集团文学创作协会主席、《乌金潮》内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