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舍友

引 子

一九六○年的春天，我父亲毛永爱作为刚参加工作一年的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支援徐州煤矿的建设大军，从千里之外老家盐城阜宁县城的糖厂来到在徐州矿务局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父亲先是在徐州矿务局建井处一○三工区打井，然后随工区成建制的调入徐矿的母矿——韩桥煤矿。这是个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单位，也是一个人才辈出、英模辈出的单位。涌现出王景全、陆金龙等多位全国劳模，多次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父亲曾和这些劳模一起战斗过。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的一天，父亲和几个工友从徐州东郊的韩桥煤矿，来到西郊的桃园煤矿报到。该矿经过六年的建设，完成了矿井上下的土建施工和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准备移交生产。父亲作为机电维护员参加了矿务局组织的矿井验收，接着就留下来参与试生产工作，成为第一批职工，矿井后又恢复原名——夹河煤矿，父亲在此一直工作到一九九五年八月退休。父亲住过的集体宿舍也经历了油毡纸搭建的工棚、小平房、楼房三个阶段，我跟着父亲在集体宿舍也住了三年。

徐州在淮河之北、黄河之南，但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因为这条河从井田范围里通过，加上当地行政区划属于铜山县夹河公社，因此矿井最初的名字就叫夹河煤矿。建井之际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推广桃园经验，又因为从矿大门到南风井之间有一大片桃园，所以一度改名桃园煤矿，并受到矿务局领导的厚爱，在规划兴建地面生活设施时，特批建设两栋四层的职工宿舍楼，成为桃园煤矿的一大亮点，这在当时同类矿井中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矿井又恢复原名——夹河煤矿。直至二○一六年，夹河煤矿和另外六对矿井一起被江苏省列为徐矿集团去产能矿井而关闭。一个矿井的名字都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的发生联系，作为矿工，父辈们的生活也多多少少的刻印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就是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我上学了。因为母亲在老家农村务农，照顾不到我，我就来到父亲身边，在矿上的职工子弟学校上一年级。当时，父亲他们刚刚搬进新建成的宿舍楼，我也就跟着父亲住进了新楼房，和他睡在一张单人床上。父亲这间宿舍的两个工友分别叫张朝青、刘干如，爸爸让我叫张朝青为张叔叔、叫刘干如为刘大大。他们三个人同住一间宿舍十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间宿舍因在过道南面，窗户朝南，房间朝阳，光线充足，张叔叔的床在房间的东南角，刘大大的床在西南角，两床之间在窗口下是一张写字桌，爸爸的床和刘大大的床一字排开，在西北角。东北角靠门口是一个脸盆架子，旁边又是一个写字桌，两个写字桌的下面各放着一个方凳子，和这个写字桌并排靠墙放着的是一张高度仅有其一半的小方桌，方桌下面放着四个低矮的小板凳。这就是父亲宿舍里的全部家当。当然了，每个人的床下都放着各自的木箱子或纸板箱子，盛放各人的衣物。

父亲他们的宿舍在四层东头、走廊南面的第三间。印象最深的是因为顶楼上面是平顶，夏天热死人，虽然每间屋里都有吊扇，但根本不起作用，扇出来的风都是热风，每天晚上大伙儿都是拿着凉席和枕头到楼顶上露宿，大人们聊天说话时，我一个人孤独地仰望星空，或是看着高高的主井架上飞速旋转的天轮出神。

父亲退休前两年，随着我们兄弟都在徐州参加了工作，父亲就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在工人村里租借了矿上的三间平房安了家。至此，父亲才告别他的舍友，从集体宿舍里搬出来。父亲搬家时，没有告诉我。当时，我已经从井下借调到矿机关工作了，父亲不想耽误我的工作，但我知道，当时父亲宿舍里的舍友都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一辈老人了，大多是后来的中青年人。

二○一○年十月底，父亲在回老家探亲时突发脑梗，我们兄弟赶去把父亲接回徐州，送到矿务局总医院救治，一个星期后父亲离开了我们。时至今日，父亲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明晰，历历在目，父亲仿佛只是远行，并没有永远地离开我们。我们还期待着在不经意间，父亲会突然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父亲走了之后，我不仅常常会想起父亲，还会想起父亲的那些工友、舍友。

张叔叔、刘大大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北与山东、西与河南搭界，西南又与安徽搭界，解放初期，徐州地区曾隶属山东省。徐州人喜欢说自己是北方人，而对苏南、苏中以及安徽人等外地人都说其是南方人。欺生的徐州人就是以口音来划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有些人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里，一听对方是南方口音，态度立马变样，我在学校里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为此，我曾努力的学说徐州话。张朝青、刘干如是南方人，一个老家是江苏兴化的，一个老家是江苏泰州的。但是有许多徐州人仅凭口音是不能确定这俩人是哪儿的人的。他们俩的徐州话都很地道，可能是多年在徐州生活的缘故吧，后来我分析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模仿能力强，或是语感好吧。因为当初，刚来到这个宿舍住下时，拘谨的我还以为他们俩都是徐州人。

长得又瘦又小的张朝青叔叔，具体比我爸爸小几岁我真不清楚，我爸爸总是喊他小张，他喊我爸叫毛师傅。他的徐州话说得好，估计与娶了个徐州老婆也有关。他老家没有兄弟姐妹，工友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家是徐州城南三十里的三堡公社的，现在叫三堡镇，已和主城区连成一片了。成家后，他休假都去三堡，好几年才回一次南方的老家。

洁癖这个词，是我上高中时在一本杂志上第一次看到的，联系上下文才明白其含义，但是要说现实生活中认识有洁癖的人，那要提早到我十岁时。张朝青叔叔的行为特点就完全符合一个有洁癖的人的所有特性。

在我印象里，张叔叔永远都穿着一尘不染的新衣服，那是一身上下一色的蓝工作服。上班时他穿着旧工作服，下班穿着新工作服。别人也穿工作服，包括我爸爸。但是他们一套工作服穿旧了也还会穿，而张叔叔则永远都穿着新工作服。张叔叔只要回到宿舍就会把新工作服脱下，挂在衣服架子上，再用晾衣杆举起挂到头顶上的铁丝上。在悬挂之前，必定会把衣服平铺在床上，把胳膊肘、膝盖弯等处用手使劲拽一拽、再用手掌使劲抹几遍，直到衣服上的褶皱大多被抹平了才悬挂起来。

宿舍里的木板床都是统一配发的，标配还有一床草垫子，上面还有一张芦苇席，最上面是一床细草席。夏天，有人床上铺的竹凉席那是自己买的，或是托南方人探亲时捎来的。其他季节里，大多数人还会在细草席上铺上被单。张叔叔也不例外，但是他的被单总是在临睡前才铺开。起床后，他会先把被子叠好放在床尾，把枕头放在被上，然后把被单拉过来盖在上面，这样无论是谁来，都只能坐在细草席了。展开床单前，他还会先用一把毛刷子很仔细的把细草席子刷一遍，就好像上面落有很多灰尘。休班那天，张叔叔午休前也是一如既往的先刷后铺床单，睡醒后再仔细的叠被、把床单折起来蒙在被上。到了不铺床单的季节，他就把细草席折起来盖在小薄被上，有人来串门，那就请坐在芦苇席上了，但是很少有人坐他的床。即便来的人很多，人们还是喜欢坐在我爸爸的床沿上。那时，谁家来个亲戚朋友或老乡之类的，都是借睡一下上班去的人的床，他的床从来没有人借睡。

对张叔叔的这一贯的所作所为，我爸用一句徐州话给予了概括——假不溜。

张叔叔还有一个与洁癖相反的习惯，也是让人不理解。第一次看阿成的小说《棋王》，对文中描写主人公吃饭的样子，当时我就会心地笑了。因为这让我想到了张叔叔，他每次用一个草绿色的军用铝饭盒从食堂打回饭菜，坐在窗口吃完之后，从床下拿出热水瓶往饭盒里倒上一些水，然后慢慢的把饭盒倾斜让水漫过来，再用筷子很仔细地把粘在盒壁上的米粒、菜叶划拉起来，如此这般把饭盒四壁都这样洗刷一遍后，热水也变凉了，他会先抿上一小口，然后再来一大口，闭上嘴唇含在嘴里很响的漱口，然后再將漱口水咽入肚子，最后再将饭盒里的米粒菜叶再倒入嘴里。张叔叔上班时工作就是开电瓶车，从井口把装满矸石的矿车拉到矸石山下，再由小谭叔叔他们开电绞拉上山倒下矸石后，他再把空车拉回井口，如此反复。南门是煤矿的正门，拉煤的火车道是从东门进出、拉矸石的电车道是从西门进出。放学回来时，经常能遇到从井口往外拉矸石的电车，瘦小的张叔叔坐在电车头里，目不斜视地紧盯前方，一手把握方向盘，一手拉着铜铃的铃铛绳子，叮叮当当清脆的铃声和矿车发出的沉闷轰隆隆声交汇一起，在铁道两边行人的注目礼中，二三十列矿车鱼贯驶向矿外。我很是羡慕开电瓶车的张叔叔，那时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能像张叔叔一样开上这样的电瓶车。

同住一屋的刘大大浓眉大眼国字脸，整天乐呵呵的，我对他很是亲近。我爸爸上班后，都是拜托他照看我。既看管着我，又不让我反感，这就是乐天派的刘大大给我留下的谜一样的好感。父亲突然的离开我们之后，好长时间我都不适应，我会经常拿出父亲年轻时用过的东西看看，比如手表、笔记本，还有他年轻时的照片。一次，无意中在一张合影上看到了刘大大的身影，梳着大背头、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很有派头的样子。刘大大的工作地点在井下，具体做什么不清楚，刘大大怎么管教我的事情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刘大大的大背头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油光可鉴、一丝不乱。还有就是，有几次在矿外见到刘大大和医院的一个护士阿姨一起走，俩人有说有笑的。那个阿姨很漂亮，回来我问爸爸和张叔叔，相视一笑，不置可否的就岔开了话题。后来听爸爸和张叔叔两人悄悄的聊天说起，含含糊糊的知道了一点儿那个阿姨的情况，先是说她离婚了，后来又说她调到另外一个矿医院去了。刘大大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喜欢喝羊肉汤，经常见他从食堂打来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大馒头。汤上一层红红的辣椒油，只见他把馒头撕一小块，擦一下碗边辣椒油再放入口中，然后喝一口汤，如此这般吃法，汤喝完了，碗上的辣椒油也干净了。那红红的辣椒油、袅袅的羊汤香气，让人顿生口水。看我眼馋，爸爸说太辣，你吃不了。我不信，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蹭到刘大大跟前，刘大大用汤匙舀一口给我喝，辣得我一边咳嗽一边眼泪鼻涕一起下，大人们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往跟前蹭了。刘大大还喜欢吃辣椒，这在南方人中，也是不多见的。我上初二那年，父亲探亲回家时说，刘大大死于胃癌，当时我就想是否与他太喜欢吃辣喝辣有关呢？

小谭叔叔

小谭叔叔住在我父亲的对门，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圆头圆脑加上大眼睛，腰身像个汽油桶，还喜欢扎个宽皮带，把白衬衣放在裤腰带里，一大串钥匙挂在腰间，起来路来虽然不紧不慢的，但腰间总是哗啦哗啦的响，很像一个大干部，这是小谭叔叔给我的最深印象。下班后，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擦皮鞋。我曾撩起小谭叔叔床边下垂有一尺多的床单，探头仔细数过两遍，床底下一并排摆有三双布鞋，还有三双擦得铮亮的皮鞋，加上他脚上的一双，那就是四双皮鞋，我当时就很惊讶，我爸爸才有一双皮鞋，平时上下班也不怎么见他穿，都是一双解放鞋，好像只有回家时才舍得天天穿。小谭叔叔有四双皮鞋啊，对他的敬佩和仰慕油然而生，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别人下班后，先是去食堂吃饭。小谭叔叔下班后第一件事是擦皮鞋，几乎天天擦。爸爸给我从食堂打来饭菜，拉出小方桌和两个小板凳，和我在宿舍里吃饭。小谭叔叔要么在他宿舍里擦皮鞋，要么就在两个门中间的过道里擦。他一边不紧不慢地擦鞋，一边漫不经心地和我爸爸聊着井上井下的见闻或工作上的事情。

我拿起馒头一口没咬，先习惯性地喊一声：谭叔叔，你该吃饭啦！

不急，叔叔擦完鞋再吃。

父亲对我说，你谭叔叔不把鞋擦亮是不会吃饭的，你快吃吧。

谭叔叔，你的皮鞋擦得很亮了啊，还不吃饭？

吃完饭我习惯性的用手背擦擦嘴，站在门口对着还在埋头擦鞋的小谭叔叔说。

好了，马上就好了。小谭叔叔抬起头回应道，只见他眯着眼，把叼在嘴角上的香烟拿下来，弹一下长长的烟灰，然后再叼上猛吸两口，随即圆睁大眼抬起手上的皮鞋，对着鞋面左吹吹右吹吹，再继续用布给鞋面使劲的抛光。

等我爸爸把碗筷拾走，我趴在方桌上写作业，间或抬起头来，就会看到小谭叔叔把鞋油、鞋刷、布和毛巾等擦鞋工具一样样的整齐的放进一个鞋盒里，然后再盖上盒盖放到床底下，这才穿上刚刚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走到我身后，看一看我写的作业，然后不紧不慢的下楼去食堂吃饭了。

听父亲讲过，小谭叔叔原来是采煤一区的采煤工，这个工区擅长干薄煤层，只是工人们个个都要蹲着工作，直不起腰，或者侧身平躺着干活，一干就是一个班。身材矮小的小谭叔叔不光机灵还能吃苦，曾经在井下连轴转二十四小时不上井，是工区的先进工作者，还是矿上的生产标兵。一次工作面上冒顶，把小谭叔叔他们三个人埋在了下面，那两个工友遇难，小谭叔叔命大，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但头部受伤严重，恢复后智力大不如以前，以至于有人在背后喊他谭憨子，尤其是伤后人整个胖了一圈儿，和原来大变了样。

井下不仅出煤，还出矸石。在出煤的同时还要把矸石用矿车运到地面，堆积到矸石山那边去。星期天，我和小伙伴瞎转悠，顺着小铁轨，漫无目的的往前瞎走。

突然听到有人喊：熊孩子，跑这儿来干吗？快回去！

原来是小谭叔叔从矸石山下的绞车房出来，边跑过来边呵斥我们。

在我的央求下，小谭叔叔才同意我们进绞车房看看。小谭叔叔开着绞车，把从井下运到地面的装满矸石的矿车用钢丝绳拉到矸石山上，倒下车里的矸石，再把矿车顺着轨道送到平地，这些矿车再被拉到井下去装矸石。谭叔叔就是开绞车的，也叫电绞，他两手握着两根操作把手，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向后拉，两手似乎有千斤之力，只见一节节矿车在钢丝绳的牵引下，呼啸而上直至山顶，倒下车里的矸石后，又轰隆隆的呼啸而下，顺着另一股道停下。小谭叔叔工作时和他擦皮鞋时一样，一丝不苟、聚精会神的。

许大个子

许大大叫什么名字的？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了很多天，也没想起来，但是他有个给人感觉很切合的诨名——大狗熊。

住在我爸隔壁宿舍的许大大，和我爸聊天时，两间屋门开着，我爸给我洗衣服或是干别的，许大大总是在编篮子，用从掘进迎头拾来的各色放炮线编成五颜六色的或方或圆的大大小小的篮子。各人在各自的屋里干着自己的活，漫不经心地聊着，不时还打趣逗乐。许大大身高一米八以上，虎背熊腰的身板，面色黝黑，说话慢吞吞的，给人一种不言自威的感觉，所以我总是有点儿害怕他，每次上学、放学路过他宿舍门口时总是紧跑几步，生怕被他抓住似的。在孩童时代的我眼中，他就是个威严无比的巨人。我调到矿工报社工作后，一次回到矿上采访一个抗战老兵，适逢周末就顺路回去看望父母，在和父亲喝酒时，突然聊到了他。

许叔叔当过兵，是首长很看好的警卫员，本来在部队是很有前途的。一次，他喝过酒后，骑偏斗三轮摩托车玩儿，一下摔到了沟里，摔成了重伤。后来退伍回乡，又辗转来到了煤矿。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从韩桥矿调到的夹河矿。我父亲一直从事机电管理，他先在一线单位掘进工区的掌子面迎头打眼，这是一线的一线，别人用风钻、电钻打眼时，都是两三个人配合，扶的扶、架的架，大家分工协作一起干，而人高马大、力大如牛的许大大则是一个人抱着一台风钻，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干得呼呼的，进度比三个人一起干的还快。后来也是因为出了工伤，才调到运输工区在井口装车。

一个雨后的星期天的下午，已经上三年级的我带着矿校的两个同学到井口看看。正好遇到许大大在井口工作，当时正在往井下运送装满黄沙、水泥的矿车，一长溜的矿车在井口排着队等着进罐笼。一个罐笼分上下两层，一层可以装两个矿车。罐笼从井下提上来的矿车里面是矸石或其他回收的物资。一层层一个个的先卸车，再装车。外面雨早已停了，但在井口房里，还有很大的淋水。许大大穿着雨衣，站在淋水里，随着他的手势，操作室的信号工发出电铃信号，副井绞车房的司机就开动绞车升降罐笼。当罐笼里的轨道和井口地面的轨道不平时，许大大一边挥手指挥，一边吹着口中的哨子，这时候的许大大就像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在他或急或缓的哨声、或快或慢的手势指挥下，罐笼一点点提升、或一点点的下降着，当他的大手用力一挥、伴着口中哨音的急停，罐笼里外的轨道终于平整，他推出装矸石的矿车，再把装满黄沙的矿车推进罐笼，这时候的许大大又像一个拼命的老黄牛。

那次和爸爸喝酒时，他还对我说，许大大曾给我编过一个元宝形的小籃子。并用拇指和食指比画着，只有一拃长、半拃高。我说，我有印象，我上食堂去买馒头时，就提着去，里面正好能放个大白面馒头。当即，我们父子俩便开心的笑了。随即我又问父亲，外表粗壮很显笨拙的许大大，怎么会这么个精致的手艺？父亲沉默良久，长叹一声后幽幽地说单身生活很苦、也很无聊啊！

前几年，看电影《金刚》时，突然就想到了许大大，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关于宽厚、实在的许大大的话题再也无法聊了。而许大大究竟叫什么名字呢？有谁能告诉我，我还在想……

后 记

我爸爸全程张罗着帮助从刘大大老家来的亲戚，把他的后事处理完。刘大大病逝后，他的女儿顶替参加了工作，在食堂当服务员。她家和我弟弟家都在徐矿城住，这是个因棚户区改造政策而新建的住宅小区，离矿有二十多里路，但是离市区近了一些，棚改政策让众多没有能力在市区买房的矿工家庭住上了新楼房。

我在矿校上了三年学，在爸爸的宿舍住了三年，后来转学回老家去了，之后就再没见过小谭叔叔。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才又到矿上看望爸爸。爸爸说小谭叔叔早就调走了，调到离他家比较近的权台矿工作了，起初他还打打电话到工区问候问候大家，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我参加工作时，许大大已经退休回南方老家了，没多久就听说病故了。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在矿上工作，他儿子早先在矿上掘进一区工作，每次见我父亲总是很热情的喊一声毛叔，对我则是很冷淡，所以我俩之间就没有延续父辈们的友谊，有的只是礼貌和客套。那时这个哥们儿也是二十多岁，很讲义气，经常帮别人处理事情——也就是打架，后来遇到一个狠手结下了仇，老是被人算计，最后托人调到了二十多里地外的庞庄矿去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许大大的女儿曾和我妻子一起在洗煤厂工作，后来下岗分流，自谋职业，再后来离异，然后跟一个外地男人走了，就再没了联系，父辈的友谊就此中断。

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叔叔，是一天下午在矿内偶遇上的。当时我在矿工会工作，那天单位在球场搞活动，我回办公室去拿东西，匆匆走在马路上，好像听到有人喊小毛，扭头看了一眼，没有熟人啊，就又往前走了。没走两步又听到有人喊小毛了，便回身驻足找寻，这时路边树荫下的石凳上站起来一个人，天气不是太冷，但是此人包裹得很严实，蓝色工装大衣的毛领子也竖了起来，前面正好挡住了脸部，但还在喊小毛，只是有气无力的。我紧跑了几步迎上去，正是张叔叔，就在路边站着说了几句话。

原来老人是来劳保科报销医药费的，我说等一会儿忙完了用自行车送你去我爸爸家，和我爸爸喝两杯。他说不用了，你忙吧，我下午还要回家去。从矿里到南工人村骑自行车也就十多分钟，但他坚持说没时间去了，我也只好作罢。听说我结婚了，他很高兴，连连说好。没过几天，我去爸爸家吃饭时，提到张叔叔。我爸爸很是惆怅地对我说，小张是个没主见的老实人，在单位听领导的，退休回家了就听老婆的，从来不和老哥们儿联系。又过了几个月，我爸爸去劳保科开工资时，听人说张叔叔去世了……

爸爸和他的工友们，就像他们所开采的煤炭一样，外表不出众、不引人注目，默默无闻、平平淡淡的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燃烧、发热、发光，为社会奉献了光和热之后，化为泥土、尘埃，融入大地融入自然。

毛文清：江苏阜宁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曾在煤矿当过矿工，在媒体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当代小说》《黄河文学》《美文》《阳光》《当代矿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国土资源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