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下的《聊斋》中人狐相恋故事模式

车梦瑶

摘要：《聊斋》是中国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堪称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内容丰富，情节离奇，写到了许多狐鬼花妖的故事。其中的人狐故事模式堪称经典也有其独特的特点，《聊斋》人狐相恋的故事三十九篇，这些故事大都有其固定的模式和特点。本文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用精神分析的视角进行剖析，得出结论是因为蒲松龄的科举情结以及其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

关键词：聊斋;人狐故事;科举情结;潜意识欲望

精神分析理论是奥地利精神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该理论阐述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幻想、思维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无意识）三个层次，好像深浅不同的地壳层次而存在，故称之为精神层次。而一些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却在不知不觉的潜在境界里发生，因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本，人的理智，无法进入意识被个体所觉察，这种潜伏着的无法被觉察的思想、观念或痛苦的感觉、意念、回忆常被压存在下意识这个层次。这种被压抑感情潜藏在心里可转化为一种潜意识欲望和某种情结，无意识的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行为。

《聊斋》中人狐故事数量多且篇幅长，大都存在一个特点，女主都是狐妖，她们化成美女;男主都是穷书生，但品性高尚。书生遇到美女之前他们穷困潦倒，通过她们的帮助，最后功成名就、家庭幸福。那么蒲松龄为何不厌其烦地创作人狐之恋的故事？弗洛伊德将创作动力解释为就是“未能得到满足的愿望”。通过剖析这样的故事模式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蒲松龄的生平经历有很大关系，其屡战屡败的科举考试造成其难以消化的科举情结;其潦倒的生活经历造成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欲望。这些无处发泄，他诉诸于文学作品，通过写美女帮助书生的故事可以让其潜意识欲望得到满足，所以才造成《聊斋》中大量人狐相恋故事的产生。

一、科举情结

蒲松龄的祖辈是中小地主阶级，后来以较为丰厚的家底用来经商，在经商的道路上家族渐渐的败落之后，蒲松龄便刻苦读书，希望以后能有一番作为。蒲松龄19岁的时候去参加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一时间声名大噪。但是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却是屡试不第，直到71岁时考成贡生。为了维持生计，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蒲松龄还在村里给人家做私塾先生教书，以这两项工作来维持生计，小米白粥，佐以菜蔬，这便是一天的伙食。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将近42余年。

《聊斋》中人狐故事模式的男主角类型化倾向相当严重，这不仅表现在其身份上几乎都是书生，更表现在他们的性格特点、家庭状况、社会地位、人生遭际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共性，属于典型的寒士形象。蒲松龄自己便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个寒士，他少年得志，曾底气十足地宣称“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可是之后的屡战屡败导致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科场之上，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能走出失败的阴霾。

在科举之路上锲而不舍、奔波劳碌的蒲松龄自然不会想到，他掙扎一生的结果不过是在证明自己终究没有蟒袍加身的命数。可就在时间还没有将这份坦然慷慨相赠的时候，现实中的失意促使他在虚幻的创作之中找到一条自我疗救的途径，他在各种狐鬼花妖的故事中得到满足，在人狐相恋的故事中化成美女的狐妖帮助书生的结果最后都是科举考试得了功名。《红玉》中“妾前以四金寄广文，已复名在案。若待君言，误之已久。”红玉帮助冯生找到孩子同时帮助他中了举人。

穷书生就是他自己的影射，他压抑了四十多年的科举梦是他的心病，这种科举情结造成《聊斋》中人狐故事男主角的类型化倾向。这样的故事模型也是其多年的科举情结在作品中的呈现。

二、潜意识欲望的满足

历代人狐之恋故事中的狐精们无论形貌如何像人，性情如何柔顺，身世如何堪怜都是面目可憎的，因为他们的身上带着浓重的妖性，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与人间的安宁，是“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降临人世的”。然而《聊斋》中的花妖狐鬼之流都“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覆盖在其精怪身份之上的是人性的光辉与平常少女的真性情。可是人间那些封建礼教约束下的女子们往往谨小慎微、举动不敢自专，性格唯唯诺诺且逆来顺受，对于爱情与婚姻，她们并选择的权力。狐女则不然，她们的美超凡脱俗，她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多具备“神秘力量，能主宰自身命运，并佑助他人改变命运”;她们是自由的，绝不依附于人;她们是大胆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主动向心仪的男子求欢。蒲松龄以虚幻而强劲的笔触，刻画了这一群人性浓郁而又与人间女子截然不同的、充满着神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狐女形象，这些狐女形象集中地体现着作者对至情至性、至纯至美的理想伴侣的期许。

妻子刘氏温和坚韧，奈何貌不出众，与梦中佳人的标准相去甚远。为人沉默寡言，既不聪慧，又与世无争，在兄弟几个为了分家一事闹得沸反盈天的时候，她只能站在旁边“默若痴”。刘氏虽为秀才之女却目不识丁，没有半点情趣。颇为自信且极具浪漫气质的蒲松龄从来没有将自己对于爱情的期盼寄托在她的身上，而与她的婚姻也多多少少令蒲松龄体验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从现存的诗作来看，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尽管文采斐然，精通往来酬酢与诗歌应答，却并没有只言片语留给自己的发妻。而从他后来哀悼亡妻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最多也只是“哀君多病苦勤劳”的悲悯和身为丈夫却不能为她致得富贵人生的羞愧，所谓“未能富贵身先死，惭愧不能报汝恩”。正是对妻子的失望之情使他更多地将情思寄托于《聊斋》虚幻的爱情故事中，以白日梦的方式补偿现实的失意和匮乏。

《聊斋》人狐之恋故事中的狐女形象很多都是在白日梦里为了满足性幻想而创作出来的。如狐女夜里蹲守于墙头，以自己的美貌引诱男子“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月下墙头，向来就是才子佳人恋情开始的地方，狐女红玉用这种明显的暗示与自身美貌表达对于男子的追求，胆大出奇、积极主动，与人间女子的循规蹈矩相比，是如此地不同。而身为狐仙，还有祛病救命、消灾解祸，娶妻纳妾、生子保嗣、化来金银的能力满足男子的人生宏愿。操持家务。对于很多书生来说，娶到狐女便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开始，狐女们 在这里，狐性的色彩渐渐隐去，贤妻良母的精细与能干越发鲜明。“贤，益乐资助之。约半年，人烟腾茂，类素封家。”（《红玉》）“徒四壁。狐女红玉夙兴夜寐，如农妇一般操劳，在废墟之中重建家园，令冯家‘腴田连阡，在持屋渠渠，一派欣欣向荣。《聊斋》中的狐女因缘而来，满足了书生的情欲，除了情欲上的满足之外，狐女“登堂入室”之后，在世俗人生中为书生扫除障碍，获得家庭、功名与财富。

《聊斋》中人妖恋故事里那些陷入恋情中的以狐女为代表的女妖们身上所有的“辉煌色彩”都成了蒲松龄本人的“精神安慰”，这种安慰的实质一方面是情欲的满足，另一方面又体现在狐女委身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世俗好处。

蒲松龄渴望出现一个像女狐一样的人，可以既满足自己的情欲也可以帮助他获得功名和地位。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在作品中得到满足，造成了《聊斋》中人狐相恋的故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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