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下不同理性主体融资效率差异分析

2019-12-09 02:06甘甜
智富时代 2019年10期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

【摘 要】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民营资本和作为国有资本的传统商业在中国的普惠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各自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基于国有资本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理性的特征而导致国有资本的融资效率较低,其主要表现是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关键词】普惠金融;国有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企业融资一直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尽管学术界可以用长尾理论来理解和解释中小微企业在信贷市场中的一种位置特征,但是,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规模较小且分布很散,加上近年来因各地方政府的大量政策资金支持而兴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并不缺少资金等特征,国内小而散的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与放贷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之中小企业主体可抵押物少、法人治理结不完善、资金实力弱且部分小企业的还款意愿低等异质性特征,信贷市场往往会歧视中小企业,认为其会导致众多风险进而增加金融机构的坏账比率,因此逆向选择在中小企业的信贷市场时有发生。近十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的收集和甄别能力大幅提升,信贷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可能逐渐减弱甚至得以克服,大数据、云数据对信息的收集分析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可以让个体的各项信息数据在互联网下无疑遁形。此时,互联网金融的产生与形成规模正是充分地利用了互联网大数据收集能力、云计算的信息分析能力,能够更全面的多角度的描绘中小企业的企业资质、衡量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基于大数据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精准识别与动态定价机制为核心,以提升客户的信用体验和价值创造为导向,以长尾理论作为分析基础,以金融机构之间的市场定位差异为原点,通过比较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之间的差异,构建传统融机构互联网化和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国内中小企业信贷模型。一般而言,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模式和业务开展是一个多层次逐级递进的有机统一系统,它包括核心层、功能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核心层:即基于大数据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精准识别与动态定价机制,这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开展信贷业务时进行价值创造和风险规避的核心手段;功能层:即为了进一步保障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价值创造和风险规避,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具有市场机会搜寻和识别以及风险识别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主要功能模块。功能模块之一:即完善的风控体系,其包含小贷产品的设计及审核、中小企业客户的征信及审核、中小企业的资质审核到贷后催收管理等整个流程,要有能力掌控贷款的每一步,把握每个环节的质量,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和投资客户的资金安全保驾护航。功能模块之二:即信息甄别,通过接入第三方征信机构,采集分析第三方征信的数据,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大数据来全方位了解借款客户和贷款企业的信用历史,并以此为重要依据来进行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为贷款提供核心数据支撑,让部分企业的老赖无所遁形,难以继续通过贷款骗取投资客户的资金。功能模块之三:即智能风控预警。互联网金融平台可时刻监控借款动态,每日代办信息、制作可视化的报表视图,让互联网平台的投资客户能轻松掌握全局,熟知中小企业的日常资金动态;应用层:即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融资的典型商业应用。如P2P、网络小贷公司、众筹、网络理财公司等。

就全球发展来说,普惠金融的概念及政策理念随着小额信贷的发展而逐渐普及和实施,世界银行于2005年(即世界小额信贷年)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长期被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困扰的中国也一直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并着力为中小企业、农民核城市务工人员等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可负担的普惠金融服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首次进入了政府的决策范畴,当年十一月,发展普惠金融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为中小企业、农民等特殊群体。为了进一步落实和推动普惠金融政策广泛地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先后出台了《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国内普惠金融的具体政策措施和手段。从2017年开始,中小企业成为普惠金融覆盖的重点领域之一。根据《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要求,积极引导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延伸拓展服务半径,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互联网金融平台公司和传统的银行部门均已被纳入普惠金融的支持框架体系之内,都有责任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义务为中小企业和农民等特殊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本文主要关注作为民营资本主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和作为国有资本主导的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表现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主导的商业银行在向中小微企业发放信贷的过程中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全国金融机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从三个点上升到六个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9年五月底,全国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是六个点,高出向大型企业发放信贷产生的不良率的四个百分点,高出向中型企业发放贷款产生的不良率的三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國有资本主导的商业银行的非理性与民营资本主导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理性之间的差异性。

二、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之一:国内信贷市场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融资的金融机构:其一是传统类型的金融企业,这类企业就是传统的商业银行、信用社,在普惠金融政策的推动下,为满足政策要求,传统的金融企业也开始致力于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供给;其二是互联网金融企业,他们与传统的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具有明显的市场信息优势,如阿里小贷,京东供应链金融等,依托自由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产生的海量交易数据和交易行为,这类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对客户信息的甄别和积累来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判断各类客户的信用风险;基本假设之二:市场中存着众多类型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类型既可以以不同行业的类型来进行区分,也可以以不同企业的信用差异来衡量;基本假设之三:基于普惠金融的传统银行金融机构可能更加偏好于政策的实施程度,而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时更加偏好于中小企业的收入利润等财务表现的提升。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办发[2016]24号)的要求,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信贷要有利于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此外,若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产生的不良率不高于整个银行所有信贷产生的不良率两个百分点以内的,且发放贷款的程序合理、遵守监管部门的规章及本行的风控措施的,可对发放贷款的信贷人员给予免除合规责任的追究,这种豁免规定让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会更加愿意推动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

三、不同理性主体的融资差异性分析

1.中小企业信贷模型的构建。现在,本文进一步假设市场中想获取市场资金中小企业的分布,按照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异,本文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第一个区域是盈利能力大于R的,这一区域的中小企业基本上属于优质企业,而且信用水平相对较高;第二个区域是盈利能力接近小于R而大于r的,这一区域的企业属于中等企业,信用水平一般;第三个区域是该区域的盈利低于r的,该区域的基本上属于经营不善、还贷能力较差的企业。上述的企业异质性分布是一种实际分布,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这就导致借贷契约的不完全性。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进行市场信贷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结果:企业经营成功,则意味着存在一个收益R>1;反之,当企业经营失败时,则意味着企业的收益为0。我们企业获得成功的概率为p,p是一个严格递增的凸函数,而且我们还假设,企业并没有足够进行信贷担保的个人资产。对于中小企业的放贷者而言,给出一个借贷利率r,并且r

上述的分析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贷款者在获得贷款之后的努力程度(a)和放贷者的贷款利率(r)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关键。假设贷款者无法观察到借款者的努力和投入的程度,而且贷款者无法控制借款者的行为选择和借款用途。而借款者这时候会在给定的合同条件下选择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这样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当然,解决这个办法的最好途径就是抵押贷款,但是,在政府的普惠金融政策的引导下,只需要进行信用贷款。这样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出现了,那就是利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和信息甄别优势来确保借款者的行为在合同框架内运行。换句话说,如果放贷者能够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优势能够判断借款人的行为按照预期的进行,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或者降低了借款人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对于传统的金融企业在普惠金融政策的支持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信息优势,这时候,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传统的金融企业同样面临着一个逆向选择和道德分析问题,即使得没有偿还能力的中小企业进入了普惠金融的政策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作为国有资本的传统金融企业比作为民营资本的互联网金融具有更高的信贷效率。

2.银企之间共生模式。面临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的融资困境,市场和政府必须寻找一种机制以克服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市场风险。互联网似乎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一线的希望,互联网公司不仅可以通过建立信息机制实现与中小企业的连接,而且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来识别借贷者的信用水平和信用特征,这对于解决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基于普惠金融政策由于过度的强调对中小企业的覆盖范围的扩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普惠金融实施过程中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和信用水平的培育。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资本的非理性特征,国有商业银行在对中小企业实施普惠金融政策时,往往会注重对任务的完成的程度;而具有民营资本性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往往会注重对利润的追逐。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由于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够理想。互联网金融基于一种市场的短视行为,往往以一种较高的利率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在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低于放贷利率时,要么是中小企业放弃贷款,要么会导致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互联网金融公司和国有商业在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思考。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必须考虑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企业信用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着手。互联网金融由于具有天然的信息收集和甄别能力,金融企业在信贷供给时,一旦能够做到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这样,贷款者与借款者之间会一种长期类型的关系型契约,这无论对于中小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来说都可以实现一种所谓的良性互动。具有内生特征的银企共生模式可能未来互联网金融与中小企业之间良性互动的必然趋势。尤其是西部地区,面临着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双重市场的脆弱性和竞争力不强的局面,只有在银企之间形成相互扶持、相互成长的模式或者组织方式,两者才能得到共同发展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本文通过比较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金融企业由于其理性的差异性,是导致国有资本在普惠金融政策實施过程中的不良贷款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鉴于上述原因,传统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信贷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设计以及政策机制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改变国有资本的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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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甘甜(1988-),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经济学硕士,就职于成都方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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