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哲学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

李林军

【摘 要】邓小平曾经饱含激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邓小平的哲学思维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他的思想不但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而且还对其弊端进行了恰到好处的修正和改进，发展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邓小平;哲学思维;中国传统文化

一、以民为本的思想

以民为本的核心内容是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早从殷周时期，就有把“天”的意志说成是来自民众意愿的思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哲学不仅丰富了这一思想，甚至在孟子处，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系。《论语·宪问》中写到，“修己以安百姓”;《老子》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牧民》中有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制民之产”的经济要求和“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他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

虽然这些思想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都是为君王巩固统治而服务。但邓小平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抓住了其中的内核，以民为本。并以此为基本点，重视民心的向背，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他要求共产党人一切方针、行动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个人或是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始终热爱人民，关心人民，服务人民，取信于民，甘为人民公仆。反复强调，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以民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其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战争年代，需要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时期，也认为要“得人心”，“取信于民”;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依据。他认为要赢得民心，就应关心民众的生存，满足温饱，解除疾苦，维护人民切身利益。

二、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

西周晚期，史伯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就是将不同的东西结合产生新事物，而把相同东西结合则不产生新事物。继而，孔子将其发展为“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后，又有思想家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力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张载论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

古人的这种和而不同的辨证思维方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智慧，但也有它的保守性，因为现实中的矛盾并非总是能“和而解”，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邓小平则利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它加以吸取和重新铸造，从保守转化为积极，成为解决矛盾的有效思维方法。运用此方法，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上，他提倡百花齐放，反对一花独放;在新时期的经济生活中，他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打破，主张将其结合起来，产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在新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他建造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邓小平力图为中国赢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事端。他强调“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国与国的关系，用和平方式而不以对抗方式，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特别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更是这一思想利用的精髓。在台湾问题上，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三、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

变法精神自古至今便有之。商鞅的革新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韩非的更化思想，“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王安石变法的无畏态度，“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康有为变法的急迫呼唤“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上皇帝第六书》）;谭嗣同为变法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

邓小平在批判继承古人的变法精神上，又将它与马克思的实践精神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改革精神。他在“文革”复出后，马上进行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过去我们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因而，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支持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推进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改革开放进展的关键时刻，他鼓励人民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努力创新，“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四、义利观

从春秋战国开始，“义”就有分配的含义，而在孔子处，则包括了人际关系的各方面。孔子说，“礼以行之”（《左传》），义就是合乎礼。孔子重义，“君子之化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也不否定利，但主张重义轻利，“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西汉的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动”（《汉书·董仲舒传》），对重义轻利的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宋代理学家则将义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遗书》卷11）;而且把义利问题看成公私问题， “灭人欲”，并不是绝对不要物质利益，而是指不要不合理的利。

这种片面抑制利欲的传统义利观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交织在一起，极不利于中国的发展。邓小平对其批判地吸收，并加以发展，主张重利而不轻义，主张利义统一的价值观。他认为物质利益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动机背后的经济原则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就是对传统义利观的重大变革。首先，他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此前提下把人们的精神和物质追求结合起来。他坚持义与利的统一，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因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同时，他又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其次，以鼓励“先富”为手段，以“共同富裕”为目的。重利又非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