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腔合鸣唱沈阳

近日，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所属沈阳评剧院创排的大型现代评剧《奉天·1932》首度公演，作为沈阳评剧现代戏创作的最新成果，该剧演出阵容庞大，舞台制作精良，尤其是“韩花筱”三大流派传承人构成的主演群体，将各个流派的演唱特色与人物形象完美融合，在盛京的戏曲舞台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陈建摄影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9位知识分子成立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被后人尊称为“沈阳九君子”。他们搜集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罪证，面向世界呐喊并揭露侵略者的凶残，并于1932年提交给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①，成为国联对日本侵华定性的重要依据。同时，他们还全力掩护东北抗日义勇军，奋不顾身地为他们提供药品和经费。评剧《奉天·1932》的故事正是取材于“沈阳九君子”，但由于评剧剧种以旦角为主的特征，该剧将主要艺术形象设定为乔家的三位女性。故事的背景设定为1932年，日本人将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接到长春，并宣称中国北方将诞生一个满洲国，计划在盛京奉天筹划隆重的庆典活动，待到满洲建国之日赶赴新京长春朝拜新主，阴谋营造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而那时的奉天城，中西医分庭抗礼，在使馆区与德国施诊所齐名的民族医疗代表是梅诊所，其主诊医生乔雪梅虽然被日军树为良民典范，但实际却是潜伏多年的共产党员，并且与日军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她忍辱负重，一面承受着市民的误解和辱骂，一面又暗中救治受伤的抗日义勇军，最终为了阻止赴新京（长春）参加满洲建国庆典的活动，乔雪梅与母亲和妹妹雪莲生死诀别，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炸毁了日军的军车，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将侵略粉饰为东亚共荣的阴谋。诚然，《奉天·1932》的故事类型并不陌生，人物设定和情节推进也不离奇，在爆炸声中将戏剧推向高潮更是许多抗日题材作品的“殊途同归”。但在舞台上，《奉天·1932》仍然予人以艺术的享受，这不能不让人惊叹戏曲的魅力。这种魅力源自唱词的凝练诗化，源自舞台的精美大气，源自演出阵容的完整强悍，源自戏曲化导演手段的丰富多变，更源自音乐唱腔的开拓出新和互补与共鸣。

评剧《奉天·1932》的导演徐培成和田敬阳都是经过戏曲舞台历练的导演。前者曾被称为“评剧第一小生”，对视觉语言和戏曲程式均有很深的积淀;而后者深谙花派精髓;主演和执导的作品亦获过大奖。戏曲舞台上的深厚积累，保证了舞台呈现的戏曲化。《奉天·1932》的舞台上虽然人物众多，但文武双全，唱念做打俱佳，不仅主演的核心唱段荡气回肠，从义勇军战士的矫健身手，再到8个日本宪兵队的一招一式，无不体现出戏曲艺术的技巧性和程式化。《奉天·1932》舞台的艺术语言有一种丰富感，这源于其兼容并蓄地吸纳了民间乃至东洋的艺术元素，第一幕身着和服的扇子舞在诡异的电子音乐烘托下妩媚妖冶，而结尾处锣鼓喧天的舞龙救伤员更是热烈非凡。这些情节即合乎剧情的推进，又事实上丰富了戏曲舞台的表现力，而整体舞台的干净与大气，以及从服装到饰品的精致到位，直至主角乔雪梅的服装制作，进一步显示出成熟到位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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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戏曲音乐家陈锦生回忆：“王其珩来了以后，乐队在配器上加了西洋的小提琴、中提琴、大贝斯。评剧唱腔设计也开始丰富，开幕曲、间奏曲、气氛音乐、描写音乐都有。从1963年王其珩写《红楼梦》，沈阳评剧开始采用伴唱，后来排《家》的时候用的比较多。伴唱的功能在于升华，这边演员唱完，用伴唱的形式延续情绪，加深音乐的表现力。②”评剧《奉天·1932》的音乐颇具气势，从序幕交响乐及女高音领唱的合唱就气势恢宏，而结尾处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是将主题进行了再度强化。如今沈阳评剧院在乐队的配置上，不仅有板胡、二胡、琵琶、扬琴、古筝和笙、唢呐等民族乐器，十几把大中小提琴占了相当比例，还有铜管、锣鼓直至电子合成器。乐池中这样完整的配器与帷幕后有十人之多的合唱团队，让大剧院的歌剧厅产生了恢弘的交响。

年逾九旬的王其珩不仅对韩派唱腔的驾驭已至化境，花派唱腔的激越华丽，以及筱派唱腔的苍劲浑厚，与整体音乐的结合均恰到好处。尤其是母女三人离别之时，在三束点光源的照射下，“韩花筱”的传人周丹、吕晓天、王筱评将各自流派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韩派的温润典雅，花派的激越清澈，筱派苍劲的疙瘩腔，既有强烈的对比又依附于人物被整合在乔家的屋檐下。导演徐培成对“韩花筱”的唱腔精髓和艺术特点颇具研究，这鲜明地体现在其对唱段的把握和搭配上。周丹在《奉天·1932》中的演唱激情饱满，浅吟低唱韵味十足，引吭高歌依然层次丰富，既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澈吐字，又有“……烧红半边天”的慷慨激昂，于韩派端庄典雅中平添了几分英武的豪气，将乔雪梅丰富的內心世界演绎得准确到位，充分、细腻、立体地展示了这一形象的各个层面。乔雪梅的妹妹乔雪莲的扮演者吕晓天是花派亲传弟子，其音域高昂，嗓音激扬，颇具“花腔女高音”的风韵。王筱评的老旦沉稳干练，慈祥中透着老辣，演唱亦韵味十足。尤为重要的是，《奉天·1932》并未为了典型人物的塑造而忽略行当的体系，相反它正是通过角色和行当的精密搭配，使评剧的韵味显得特色独具并丰富异常。譬如孙公公这样一个角色，话剧中有所见但在评剧中却并不常见，但葛永明以浓重的乐亭腔调及丑行的程式化表现，尤其是诙谐幽默的音乐形象，使其不仅穿针引线承上启下，而且极大丰富了评剧舞台的角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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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奉天·1932》显示出沈阳评剧的现代戏的深厚底蕴，其舞台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止，从舞台到乐池阵容完整均衡，表导演体系也趋于稳健成熟。尤其是以“韩花筱”三大流派的为根基的声腔体系，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既保持着原生评剧的冀东韵味，又开拓求新找寻当代的精准支点，并应和着恢弘华丽的乐队共同奏响了流畅大气的舞台交响。

注释：

① 1932年4月21日，以英、法、美、德、意5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国际调查团，其团长是英国代表李顿，故又称李顿调查团。

②详见《辽宁艺术名家口述史》（第三卷），2014年辽宁大学出版社。

郑永为    沈阳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盛京戏曲论坛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