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跨文化交往视阈下的林语堂

马佳琦（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引言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文人墨客际会于变幻莫测的中国文坛。姿态各异的他们用不同的声音，汇成了一支中国现代文学交响曲。林语堂作为其中一位耀眼的文化明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文学史上独具一格。可能在有些人看来，林语堂算不上伟大，甚至由于鲁迅先生的著作和注释影响，认为林语堂是个“反面人物”。因而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林语堂的研究在文学史上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独特性，这份独特性是林语堂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林语堂的独特性在于其一生都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他超越了国族、历史与语言的隔阂，向当时对中国不甚了解乃至存在着诸多误解的西方世界系统地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生活艺术、民族特性和思想哲理等，很好地宣扬了中国的文化和基本精神；林语堂的这种独特性是不可重复和无人重复的，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唯他一人。林语堂的独特是一种贡献，他的不可重复则更是一种永恒的生命。

面对这样一个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师；面对现今无人能够很好地继承其独特性——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向中国人讲外国故事的现状，我们应如何汲取其洋洋作品中的智慧和养分。只有掌握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技巧，才能在全球本土化的历史语境中，让我们做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目的，将中国文化更好地推向世界。

二、“性灵解脱文章做，一生言尽中外事”

林语堂的一生，根据作品的受众对象大致划分为：向中国人讲外国故事，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向外国人讲外国故事和向中国人讲中国故事四个阶段。其中，在“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方面，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大量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并翻译了许多高质量的中国古典著作，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使者。“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成为其最大的成就和贡献，林语堂旅居海外多年依然笔耕不辍，力求向西方展示一个他眼中的中国。

1. 向中国人讲外国故事

1923年至1936年，从林语堂留学归国到携家赴美旅居期间十余年，林语堂主要从事杂文、随笔的创作，并翻译部分国外著作：萧伯纳的小说《卖花女》；美国奥里森·马登的论著《靠自己成功》；丹麦勃朗特司所著传记《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以及德国诗人海涅的许多诗歌和政论等。在这一阶段，林语堂创造性地选译了美国成功学奠基人奥里森·马登的代表作品并结集成书——《靠自己成功》。可谓是国内最早传播成功学的第一人。该书的发行对国内青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扫当时青年人消极、悲观、颓唐的情绪，鼓舞他们积极面对自身环境、勇敢奋起、改变自身命运乃至国家命运，给予他们巨大的激励作用。林语堂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造诣以及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掌握，使得林译本《靠自己成功》成为中文版奥里森·马登著作的精品，具有很大的价值。

当时的林语堂热衷于文学创作，持有“艺术之文不可译”的翻译观，对鲁迅“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是有用的”的规劝置若罔闻。因而在这一段时期，林语堂英译汉的作品较之其汉译英的作品数量并不多。

2. 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

1935年，林语堂应赛珍珠之约，用英文撰写了《吾国与吾民》并于纽约出版，在西方世界获得了热烈反响，被认为是“以英文写作、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力作”，发行四个月内创造了连印七版的奇迹，一举荣登当时的畅销书宝座，正式拉开了林语堂英文创作的序幕。《吾国与吾民》的大获成功以及扑面而来的盛誉，对西方文明社会生活向往已久的林语堂，与赛珍珠——想要找到一个“既能用英语写作”，且能够真正懂得中国文化，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的梦想不谋而合。二人一拍即合，遂共同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

1936年，林语堂携家赴美，开启了创作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林语堂凭借《生活的艺术》、《浮生六记》以及《京华烟云》等多部畅销书饮誉世界文坛，将自己的长处——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生活的艺术》向当时传统信仰贬值，精神极度迷茫颓废的西方社会描绘了一个诗意雅韵的、性灵舒展的和谐社会，书中把士大夫流觞曲水的生活铺陈开来，文字富丽典雅、工笔细描，得以充分地展现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娓娓道出了一个人与自热高度和谐的生活模式，遥远诗意的中国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乌托邦。以至于有当时的书评家称“读完这书后，我真想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行个鞠躬礼”。译著《浮生六记》其间所洋溢的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最令西人听来如痴如醉。书中所写，展示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生活艺术哲学的向往，带给当时处于高度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下无处安放心灵的西方读者以新的艺术体验。在这一时期，林语堂通过一系列有价值的作品一步步地实现“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宏愿。

但为何林语堂能够做好“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林语堂特殊的中西双语意识，让他站在中西比较文化的角度上，返身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更易识得“庐山真面目”，根据受众的不同自如地转换中西方思维。林语堂在文化传播的最大的成功是他时刻都考虑到作品的受众对象——是对中国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误解的西方人。例如，《吾国与吾民》为了改变“中国曾被伟大而煊赫地误解过”的现状，林语堂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对于中国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西人不得不重新认识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然，使西人对中国改观的精雕细镂在国人眼里却是冗长累赘。《吾国与吾民》汉译后，在国内反响一般，与西方社会的推崇相反，国内外态度反差之大，主要原因在于《吾国与吾民》的写作初衷并不是通过描写现实来针砭时弊、唤醒国人，而是堪堪为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写一本中国的自我说明”和“对一般误解中国者之一篇答辩”……作为一本大杂烩，《吾国与吾民》融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于一炉，书中叙述实事求是、所写即真，充满真实性却流于表面，缺乏深刻性和独到性。书中所写即平日所见所感，无甚惊喜。

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合作，源于二人致力于——向西方世界推广中国文化。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的一环便是传播客体，即，读者。因此，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林语堂都十分重视读者。翻译时，文章的选取、编裁都朝通俗易懂和读者喜闻乐见的目标靠拢。时刻以读者为中心，通过文化置换的翻译策略，力求译文符合读者的思维习惯；也借翻译展示他族文化语言的表达习惯，看似矛盾的却又水乳交融。有些译著很全，为了忠实原文，字字译出、唯恐漏译讨人嫌。但这样小心翼翼的译著是不自由的。翻译本就是个接受——再创造的过程，过分拘泥于，反而易偏离整体内容与意境。内容与意境的忠实才是原作者所想要传达给读者，切不可因小失大。写作更如是，既然要“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那么作品便是面向西方读者的，除了地道的英文写作，写作中更要时刻谨记传播客体是西方读者，传播介质是英文。身为一个作家，更确切地说，身为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林语堂一直在中西方文化中充当着文化传播的媒介。可以说，林语堂的翻译是隐性的创作，林语堂的创作是显性的翻译。林语堂利用他的出色的文化双语能力，将有着复杂内质的中国文化转译为西方人能够感同身受的作品。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中切换自如，是因为他明白西方读者想要的是什么。了解西方读者的期待域后，身为作家兼文化传播使者所要做的，便是写出一本西方读者能够理解欣赏、看得懂的作品。这样的投西人之所好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使中国开始被了解，改变了“中国曾伟大而煊赫地被人误解过”的局面。许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最初了解便是来自林语堂。林语堂调和了西方人幻想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二者间的矛盾。直至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时谈到对林语堂作品的感受，认为其作品虽距今甚远，但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美国人的“中国观”。

因此，林语堂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其作品时刻以西方读者为对象，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期待域和需要，考虑到其对中国不了解甚误解的普遍大前提。试看同时代至现今中英文水平能和林语堂齐肩的中国作家，为何只有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中国小说能够直接地“打入”西方文学圈和社会？为何只有林语堂一人能够成功地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为何时至今日，西方世界仍对林语堂推崇至极？如此长久的外宣效果，归根结底是中国大部分作家在写作之时只注重传播内容，注重我手写我心，只在意自己想要抒发表达什么、向读者和外界传递什么、反映社会的什么现象，独独从未考虑受众群体的需要和期待值，是作家但不是传播使者。与“一心写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写作之初便明确作品的受众对象以及把读者引为知己、在文章中和读者闲谈的创作观念截然相反。

按照拉斯罗维尔的传播学理论，想要达到好的传播效果，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介质或渠道、传播内容缺一不可。四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传播主体重要，传播内容重要，但传播客体一样甚至更加重要。否则，书无人读、无人赏，作家表达得再深刻独到犀利也无用处。在笔者看来，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主要原因固然是文化差异，但正因为存在着文化差异，那么便需要关注传播客体的接受程度和需求。诺贝尔奖本身是以英语译介作为平台和媒介的，评选组委会对中国文学了解的渠道和程度是狭窄的、和有限的。加上西方人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判时，大多数人对于中式审美是不理解、陌生的甚至怀有敌意的。面对这样的文化差异，我们学习借鉴林语堂的成功之处，即关注到了传播客体的需要。即作者关注到了他意图重点读者对象是谁。这个意图性极端重要，笔者认为这是林语堂能够四次提名诺贝尔奖、成功地促进西方社会对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现今希望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讲中国故事的中国作家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3. 向外国人讲外国故事

自1935年携家赴美后，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翻译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充分利用自己的“双语”意识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赢得了西方读者的广泛喜爱和认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使者。除此之外，林语堂还用英文写作了《逃向自由城》《美国人的智慧》等以外国生活为背景题材的作品。企图仿效“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一样向外国人讲外国故事。可惜作品反响一般，并不如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或翻译的中国题材著作。

究其原因，这一尝试不成功源于林语堂虽然旅居海外多年，熟悉西方文化，但实则并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真实内核。作为一个外国作家，想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他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绝非易事，更何况要原汁原味地展现还原给本土的西方人。如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写的以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中国农民疾苦的长篇小说《大地》，虽然一举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但国人并不买《大地》的账。实际上，《大地》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且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中国读者读来全不知书中所云为何、不知此书好在哪里。可见，即使赛珍珠常年定居中国，对国人的特性、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深厚，能够较好地将中国介绍给西方读者。但这也是赛珍珠相较其他西方人而言所具有的优势罢了。比之国人，赛珍珠天然无法避免地与中国文化存在着某些深层的距离和隔膜。于是其优势则不再成其为优势了。

同理，作为一个中国人，林语堂的“向外国人讲外国故事”反响甚微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林语堂的“旅居”“游学”“游历”也意味着他并未真正停留在西方的某处，停下来去深入了解当地。虽然比之当时的国人，林语堂的海外生活经验堪称丰富，对西方的了解堪称透彻。但这些不能掩盖林语堂较之西方本土人民，他对于西方的许多认知和“闲谈”都只是浮于表面、虚浮空洞，无法写出饱含真实性的西方本土故事，从而打动、感染外国读者。

4. 向中国人讲中国故事

1966年，时年71岁的林语堂思乡心切，于是“还乡”至台湾定居。在台《中央日报》的特约专栏“无所不谈”上撰文。他重弹旧调，又拾起幽默、性灵的旗子，作品侧重将文字寄情于山水之间，如《记瑞士风光》、《纽约钓鱼》。一部分作品则体现了晚年林语堂思乡心切却因个人原因“无处归乡”，《来台后的二十四快事》《说乡情》，但大部分精力则放在了词典的编纂上。

来台后的林语堂实则已搁笔中文创作三十余年，无论是跟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再“讲故事”了。最大原因在于林语堂远离故国，对于国内的实际情况不愿也不想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考察，旅美期间虽几次回国但只是匆匆“漫游”一番。没有兴致前往抗战前线进行考察的林语堂却在回到美国后炮制了一本“抗战游记”《枕戈待旦》。此书受到了国外进步舆论的指责，林语堂的名声也一落千丈。至此，最擅长讲故事的林语堂再不讲故事了。在人生后两个阶段：向外国人讲外国故事和向中国人讲中国故事里，林语堂著作寥寥，影响甚微。个中原因，莫过于他脱离了曾经的创作源泉和文化氛围，又因为持有的不系统不完整的哲学观，不愿随时代进步，闭门造车，无法撑起其后期写作雄心。作为五四以来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文学大师，除了贡献之外，林语堂后半生创作的失败尝试也给予我们一些启迪和警示。

5. 故事阐述观念下的现实启示

“林语堂诞生于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他未必是时代的宠儿，但的确是时代的产儿”。特殊的家庭文化与求学经历让林语堂处于中西文化的边缘交界地带，形成一套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导致了林语堂是用“西洋传教士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中国文化。长期基督教文化浸润下滋养而成的西方思想文化理念和“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的主观原因和长期远离国内的客观原因，使得林语堂对于当时的国情并不十分的了解。

林语堂根深蒂固的西方思想文化理念主要体现于他复杂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的家庭文化氛围熏陶下，林语堂自幼便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年轻时立志献身于基督教。基督教思想作为林语堂重要的精神侧面，对哲学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写作与人生道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初期基督教中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为初初踏入文坛的林语堂创作和政治思想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的唯心主义和排他性在后期则逐步显现并越来越多地呈现消极作用。基督教的唯心主义使得林语堂不喜客观哲学和社科，无法接受无神论，而错误的生活实践哲学又导致了片面不完整的政治观，使得后期的林语堂在脱离了所熟悉的国内生活后无法再复现曾经的创作巅峰期。

林语堂的人生观或者说哲学观是：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读。林语堂只读他感兴趣之书，他自知自己的哲学观是错误和缺乏系统性的，却多年来一直自我满足于这种生活实践哲学，天真地认为单凭人的理性智慧就能改变自己、世界。哲学为建立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一个不读哲学的大师，只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不关心社会变革，严重脱离实际，对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和历史进程茫然无知，又深受宗教宿命论和唯心主义影响，自然无法正确了解历史、社会和人生，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乏哲学维度和见解偏狭。到了晚年，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作品中则是观点谬误百出。对于其后半生在创作上的失败尝试，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得到警示和启迪。

胸中只须存真我，历史自会论功过。“大师者，从人到文，有其可观之‘大’，也有难以求全责备之‘小’”。对于林语堂，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使者在其人生中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他用生动幽默的笔调，牢牢抓住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征服了西方读者，成功地用讲故事的方式为西方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用讲故事的方式为国人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因此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使者”。曾有一位西方人这样评价他：“东方和西方的智慧汇聚于他（林语堂）一身”。林语堂旅居海外多年但依然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拥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不忘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林语堂向世界颂扬国人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享受人生的乐观态度，展示中国文化的智与美，用一生来书写“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这一宏愿。在现今全球本土化的历史语境下，各国都急于输出本民族文化，争相向世界讲述本国故事，试图凭借文化这一软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部大环境尚且如此，本国也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的不断推进，大力强调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示更全面的中国形象。这一举措的关键便是拥有像林语堂这样的“讲故事的人”。想要向世界讲中国故事，“讲”、“故事”和“人”三者缺一不可。我们有“故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有“人”，精通多国语言的综合性人才汗牛充栋；我们缺的是“讲”，缺的是讲故事的方法、技巧和策略。想要做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应该多读读林语堂的作品，多看看林语堂走过的创作之路，反思我国长久以来在文化交流中的“单行道”现象，并努力探索和学习如何使“讲”、“故事”以及“人”三者有机统一，更好地培养“讲故事的人”，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不懈努力。

三、结语

现今时代，中国的急速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全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而通过什么方式来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向西方讲好中国故事呢？作为后来人的我们，谁又能够接过中华文化传播的火炬、成为中国文化的传译者呢？在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林语堂先生学习，注重作品传播的客体，充分考虑客体的需求和文化心理，用西方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不能只重视传播的主体和传播的内容，传播客体的接受度其实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所需要重视的最重要一环。应该认识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负债”状态。文化贸易的逆差应该更让我们进行反思、学习。既然改变不了西方人对于他国文化的俯就感，那么就应学会“投其所好”、“照顾”西方人的阅读需求和文化心理。对于异族文化，我们是因为喜欢而接受呢？还似乎因为接受而喜欢呢？也许只有让读者先开始喜欢，才有可能会逐渐接受另一种文化。因此，只有作为传播客体的听故事的人愿意听且听得懂，以及作为传播主题的作者才能接收到客体的反馈，有了反馈，双方才能进行交流和互动。这样的文化的传播才不会是单行道式的，而是双向的沟通交流，从而把中国文化更好地向世界进行传播，也将世界优秀文化传入国内，推动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不断更新与发展，永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