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辨体”实践反思

赵黎明

在新文学运动之初，胡适发起“诗体大解放”运动，摒弃千年诗歌成规，给诗歌文体带来了空前危机：《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不讲对仗”等，传统诗词格律的各种规训被扫地以尽；《谈新诗》更进一步，“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注]胡适：《谈新诗》，载《胡适文存》(一)，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26-127页。，诗歌一夜之间回到了史前期。旧派诗人当然无法接受，新派诗人也屡生疑窦，“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新诗”[注]废名：《新诗问答》，参见《新诗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成为大家共同的疑问。人们不断追问：没有格律的分行文字算不算诗歌？即使存在一种“新诗”文类，那么其是否也应遵循诗之为诗的规范？等等。早期白话诗人制造的这些“元问题”，被一代又一代诗论家传递下去，成为新诗文体史上颇富张力的焦点议题。

单从年齿上看，新诗诞生已有百年，看起来已经长大成人，实际上其“身份焦虑”一直未有化解，卞之琳的一句话反映了这种状态，他说“新诗虽然诞生了60年，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门类占统治地位也有半世纪之久，可是不少人仍然目之为谬种，不承认它为正宗”[注]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载《卞之琳文集》(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页。，其实就在今天，这种“谬种”阴影难说全部散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跟新诗的身份认同有关，因此，中国新诗坛持续不断的“辨体”实践，本质上是新诗文体合法性确认活动的一部分。

在传统诗学系统内，辨体是被置于所有诗学活动首要位置的，“盖诗之有体，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