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匈牙利新闻传媒体制变革研究*
——以1989年圆桌谈判的相关进程为例

邰浴日

1989年6月13日至9月18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是匈牙利共产党。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11月1日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匈社工党”)执政当局与当时社会上的反对派阵营举行了圆桌谈判。在此过程中，朝野双方得以就国家今后实现政治变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持续而艰难的谈判博弈，并最终达成了一个政治协议，确定将于次年举行全面的议会自由选举。此后经过1990年的选民投票，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随后主导成立了新一届政府。匈牙利由此实现了二战后的首次政党轮替，初步确立起议会民主制度，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型。此外，匈牙利在圆桌谈判结束之后的局势发展还间接促发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德政权的垮台，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了此后东欧剧变的连锁反应。

在此次圆桌谈判当中，总共设有6个政治谈判工作委员会，其中政治谈判第五工作委员会[注]根据谈判各方达成的相关协议，此次圆桌谈判设为三个层级——最低一级是“工作委员会层级”，负责具体议题的谈判工作；在此之上是“中级会谈层级”，负责就那些工作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的议题进行更高层级的磋商与谈判；最高一级是“全体大会层级”，主要定位为各方发布重要宣言及正式签署谈判协议的公共政治平台。工作委员会层级总共设立了6个政治谈判工作委员会，分别负责宪法、政党法、选举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新闻媒体法以及和平转型法案的谈判工作，此外还设立有6个经济谈判工作委员会。参见Document No. 38/a, “A Nemzeti Kerekasztal résztvevo"inek megállapodása a tárgyalások témaköreiro"l és munkarendjéro"l1989. június 21”, in András Bozóki, Márta Elbert, Melinda Kalmár, Béla Révész, Erzsébet Ripp and Zoltán Ripp, ed.,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1989-Ben, Vol. 2, Budapest: Magveto", 1999, pp. 138-139。(以下简称“第五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新闻传媒体制变革的谈判工作。在展开实际运作之后，其所涉及的谈判议题可谓涵盖了匈牙利新闻传媒体制变革的方方面面。

鉴于一国新闻传媒体制的变革不仅是其实现政治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会反过来对政治转型进程本身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此前的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匈牙利实现此次政治转型的背景、条件、方式及结果评价[注]主要有András Bozóki, András Körösényi and George Schöpflin, e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r, 1992; Adam B. Seligma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Hungary,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4; Béla Király and András Bozóki, ed., Lawful Revolution in Hungary, 1989-1994, Boul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至多只是对此次圆桌谈判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或重点议题予以介绍[注]主要有András Sajó,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Hungary”,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69-98; László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邰浴日：《1989年匈牙利圆桌谈判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3期。，因此本文选择将第五工作委员会的谈判进程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档案文献予以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来对朝野双方针对相关议题所展开的谈判过程以及后续影响予以实证性的考察，进而尝试对政治转型时期新闻传媒体制变革的一系列特点予以总结归纳。

一、关于公正信息委员会(临时监督委员会)的建立

第五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政治转型时期新闻传媒体制变革的谈判，它是在反对派圆桌会议[注]“反对派圆桌会议”是由数个反对派政党组织共同成立的一个联合组织，其成立于1989年3月22日，解散于1990年4月27日。的坚持之下才得以设立的，因为在匈社工党看来，在通往议会大选的这段过程当中去草拟一份新的新闻媒体法案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反对派阵营针对新闻传媒体制变革有着诸多的诉求，其中最为核心的诉求之一，就是要争取为反对派组织在将来的议会选举阶段确保获得平等的机会。具体而言，就是要为各个反对派政党组织争取获得全国性媒体如匈牙利广播电台、匈牙利电视台、匈牙利通讯社以及全国性日报对之进行平均报道的权利。为此，在专家委员会谈判的开始阶段，反对派圆桌会议便很快提出了要求建立一个“临时监督委员会”(Provisional Oversight Committee)以确保媒体进行平均报道的主张。

反对派圆桌会议在1989年7月13日召开的内部大会结束之后，对外发布了一份声明，公开就建立临时监督委员会的相关事宜提出了如下提议：第一，为了保证全国性的大众传媒机构能够执行一种中立客观的报道政策，反对派方面提议建立一个临时监督委员会；第二，该临时监督委员会将由不多的成员组成(5至8人)，适合于执行操作性的工作，是一个被赋予临时任务的机构，其履职期限直至下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公布为止；第三，建立临时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应当由政治谈判会议作出，其委员将由第五工作委员会予以推荐。

这份声明还同时列举了临时监督委员会所应具有的相关职责：第一，提出制作节目的政策建议以保证机会公平的条件；第二，对来自公共组织、政党以及社会运动组织的相关投诉予以评估；第三，履行发布相关警告的权利；第四，拥有作出人事任命建议的权利[注]Note 8, Document No. 75,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lius 18. jegyzo"könyv”, in Melinda Kalmár and Béla Révész, ed.,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1989-Ben, Vol. 6, Budapest: j Mandátum, 2000, p. 490.。

反对派继而将这份提案提交至7月18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予以讨论，参与谈判的其他两方即匈社工党和第三方组织的代表们在原则上并未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因此，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由第五工作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专家子委员会便接着就建立临时监督委员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基于反对派所提交的那份提案拟定了一份关于建立临时监督委员会的计划书，随后于7月25日将它提交给了第五工作委员会[注] Note 9, Document No. 75,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lius 18.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490.。

在8月8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参与谈判的三方代表共同对这份计划书进行了审议，并且最终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具体而言，三方代表首先就反对派圆桌会议提出的意在实现媒体公正报道的五点建议达成了一致，即提议即将建立的“公正信息委员会”[注]在此次会议上，三方代表还一致同意将原来提案中的委员会名称“临时监督委员会”改为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公正信息委员会”(Impartial Information Committee)。应当对匈牙利通讯社、匈牙利广播电台、匈牙利电视台这三家全国性公共服务机构的相关工作予以监督，督促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应当就国内的政治事件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展情况予以公正地报道；第二，应当对不同政治力量的行动和立场予以平等地报道；第三，应当为各种政党和组织作出回应提供同等的媒体条件，同时在报道其具体的声明和立场时采用如下社论和新闻标准，即应当明确述及该政党组织的起源、背景、并进行相互参照；第四，这些媒体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其工作过程中，应当避免透露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第五，那些负责新闻政策和编辑工作的(媒体机构)管理人员对于履行上述基本原则更应负有特别的责任。

此外，三方代表还就建立公正信息委员会的其他事宜达成了一致，具体包括：第一，认定该委员会应当作为一个实际运作的、高效且独立的五人机构来与政府方面协同工作，其委员应当是因其公正性而受到社会尊重的著名人士，与各个政党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且又是公共传播领域的专家；第二，政府方面应当通过适当的决议来配合该委员会的建立，同时为其开展运作提供技术设备；第三，该委员会的成员应当领受薪水；第四，该委员会有权制定其自身运作的方式和标准，为此它有权充分地使用媒体资源；第五，政府方面应当命令各家大众传媒机构的负责人来协助委员会开展相关工作[注]Document No. 78,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8.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499.。

在达成上述共识之后，第五工作委员会便委托匈牙利部长会议将其关于实行公正报道的原则以及建立公正信息委员会的五点提案转交给了三大全国性大众传播机构即匈牙利通讯社、匈牙利电视台以及匈牙利广播电台的领导层予以审议。这三家机构的负责人也很快就此给出了公开回应。在这三封回信中，他们一方面对于第五工作委员会所提出的政治原则表示了认同，但是另一方面也从政治和专业的角度对于建立公正信息委员会的提议表达了诸多的疑虑[注]参见Note 7, Document No. 79,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15.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05-507。。

到了9月12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三方代表开始就公正信息委员会的委员进行提名。反对派代表团为公正信息委员会提出了5名候选人，但是其中的一位候选人鲍布什·安德烈(Babus Endre)遭到了匈社工党代表团的否决，其理由是此人已经是民间组织开放俱乐部(Openness Club)主席团的成员之一了。于是三方代表最后同意，反对派应当在下一次中级会谈大会召开之前提名一位新的候选人[注]Document No. 84,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szeptember 12.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25-526.。

不过在此之后，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却一直未能就公正信息委员会的委员提名问题达成一致，因此也就未再提出过新的候选人建议，这便使得建立公正信息委员会的计划最终未能得以实施。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匈牙利政府在其于1989年11月20日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由15名委员组成的(媒体)监督委员会，其委员将由时任总理予以任命[注]Note 3, Document No. 78,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8.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500.。

匈牙利政府随后还于11月22日发布了一份《关于监督匈牙利电视台和匈牙利广播电台相关工作的指导规定》。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匈牙利电视台和匈牙利广播电台对于实现和平转型的目标将具有重大的贡献。这便要求对其监督和管理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重组，以使其能够与政治多元化以及新兴的多党制度实现某种有机的结合。为此，匈牙利部长会议发布了一份正式指令，宣布了建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并且明确阐述了该委员会所应具有的职责[注]关于这份指令的具体内容，参见Note 2, Document No. 85,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szeptember 19.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29-530。。

虽然该媒体监督委员会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但是从这份政府指令的内容可以看到，委员会的职责要求事实上已经在诸多方面借鉴甚至是直接采纳了此前反对派的提案以及第五工作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中的一系列要点和原则。因此可以认为，第五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谈判工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对于当时的媒体机构乃至于政府当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造成了持续的冲击和影响，并且最终得到了某种制度化的落实。尽管在某些反对派组织看来，这其中还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

二、关于谈判的公开性问题

(一)谈判早中期的博弈

第五工作委员会负责讨论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涉及整个圆桌谈判的公开性问题，而该问题又是与此次谈判的合法性问题紧密相关的。事实上，早在1989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所举行的筹备性谈判期间，谈判双方的合法性问题就已经被提及了多次。一方面，反对派阵营对于匈社工党执政当局以及处于其掌控之下的本届议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诸多质疑，这自然情有可原；然而另一方面，尽管反对派阵营有理由相信其自身在民间享有着比匈社工党更高的支持率，可是在下一次议会自由选举举行之前，这些反对派组织其实也同样没有获得社会的任何正式授权来与匈社工党就体制转型的问题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反对派在法理上其实也同样不具备主导这场体制变革的合法性[注]Document No. 39, “A Nemzeti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2, pp. 154-155.。

既然各方政治势力都缺乏必要的合法性，那么如何为这场政治谈判尽量地确立起某种基本的合法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反对派阵营才极力主张，未来政治谈判的使命只应局限于为建立民主制度创造条件和提供法律基础，此后经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新一届议会才应当被赋予处理其他问题(如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权力。而当前这一合法性缺失的现实，同时便意味着谈判过程必须尽量做到公开透明，因为这个过程需要得到民众的监督与认可。

然而随着圆桌谈判的正式开启，谈判的公开性问题却随即增添了新的变数。在谈判三方于6月10日签署的筹备性谈判协议中，曾初步设立了全体大会和工作委员会这两个谈判层级，并且规定了全体大会将对外界开放，而由专家参与的工作委员会会议则不对外界开放。然而到了三方代表于6月21日就此次谈判的组织架构安排签署协议的时候，谈判架构又因为匈社工党代表团的坚持而增设了一个中级会谈层级。由于此前的那份协议只是明确规定了全体大会应当对外开放，所以就谈判的公开性而言，这一新增的中级会谈层级的一系列谈判会议便被自动归入了工作委员会那个类别，成了不对外界开放的闭门会议[注]Note 10, Document No. 75,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lius 18.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490.。

中级会谈大会的职责是负责就那些工作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的议题进行更高层级的磋商与谈判，不难想象，它将成为各方开展博弈的一个重要政治平台。所以自从增设中级会谈层级的那一刻起，反对派便一直在极力推动中级会谈大会的公开化，同时还在争取所有层级的谈判会议都能得到媒体的报道。

至于匈社工党的立场，则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可以想见的是，谈判的过程越是公开透明，匈社工党在那些实质性的改革议题上所将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其代表团在谈判会议中的处境也将更为不利。因此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匈社工党代表团都坚持以此前的协议未有明确规定为由，极力拖延中级会谈大会的对外开放。

除了极力推动中级会谈大会的公开化之外，反对派阵营还在努力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来进一步提升谈判的公开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举措，便是提议匈牙利电视台应当尽早开播一档定期的谈话节目，来对圆桌谈判的相关进程予以及时地呈现。在反对派代表团的推动之下，第五工作委员会得以就谈判的公开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草拟了一份提案提交至7月6日召开的中级会谈大会予以审议，这份提案主要包含了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该提案明确提出，为了向公众定期地提供相关资讯，第五工作委员会建议中级会谈委员会敦促匈牙利电视台最高管理层尽早开播一档定期的电视节目；其次，该提案就这档节目的播放时段、播出信号和播出频率等事宜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再次，该提案对涉及谈判公开性的其他问题进行了阐述，譬如建议在中级会谈大会开始后的前五分钟，各类媒体可以对之进行不受限制的报道，而在每次大会结束之后，三方的发言人可以接受媒体采访，其各自的代表也可以发表相关声明；最后，该提案还就会议的记录方式提出了建议，即提议三方代表团授权一个叫做“黑匣子”的摄制小组来用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所有三个层级的谈判会议并摄制一部纪录片[注]Note 7, Document No. 74,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lius 10.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483-484.。

在7月6日召开的中级会谈大会上，三方代表一致决定，允许各家媒体在中级会谈大会开始后的前五分钟在场进行报道。关于开播电视节目这个议题，第五工作委员会随后在7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原则性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应当立即开播这档定期的电视节目，但却未能就细节问题进行商定。到了8月1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匈社工党代表团的立场相比之前出现了一些倒退，因为其否决了每周播放一次节目的提议，此举也直接导致第五工作委员会未能就此达成一个协议[注]Document No. 77,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1.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494-495.。与此同时，涉及对谈判进程开启定期的电视报道以及在议会选举开始前制作播出对各个政党进行介绍的电视节目等议题的提案，也曾在电视台管理层和第五工作委员会之间往来反复了多次[注]Note 4, Document No. 77,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1.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496-497.。

贯穿谈判的早中期，反对派似乎一直难以说服匈社工党代表团以及电视台管理层在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之外再有所实际行动，在涉及到保障全国性媒体的平均报道尤其是电视台的报道等议题时则更是步履维艰。无论是匈社工党代表团还是电视台管理层，似乎都在试图推延相关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开播。

(二)反对派阵营的单方努力

在1989年5月31日召开的内部大会上，反对派圆桌会议作出了一项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反对派自身的电视专家委员会，并委托该委员会在与电视台高层官员所进行的双边谈判中全权代表反对派圆桌会议[注]Note 8, Document No. 74,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lius 10.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484.。这项决议为电视专家委员会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应当确保三方谈判的公开性；第二，在议会选举开始之前，应当为反对派圆桌会议的成员组织以及其他反对派组织确保获得通过电视台进行自我介绍的机会；第三，应当确保上述两档电视节目(即报道谈判进程和介绍反对派组织的两档节目)的报道不会导致其他公共电视新闻以及政治节目中相应报道时间的减少。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反对派圆桌会议还继而为电视专家委员会讨论制定出了如下谈判策略：首先，应当与电视台管理层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友好接触，承认并声明一个事实，即有迹象表明电视台方面在过去的数周时间内已然作出努力，为反对派圆桌会议提供了一定的报道空间，并且继续鼓励这一进程；其次，应当在所有的谈判会议中明确表明，反对派圆桌会议绝不希望以一个多党体制下的文化专制来取代如今一党体制下的半军事化文化专制；最后，应当明确表明，直至(下一届)议会大选结束，全国性的电视新闻报道都不应受到匈社工党和政府当局的指挥干预，同时应当要求对电视台的内部资源进行重组，并且给予一定的从事(新闻)专业工作的自由度[注]Note 8, Document No. 74,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lius 10.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484-485.。

基于上述目标和策略，反对派电视专家委员会此后与匈牙利电视台管理层进行了总共三轮的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反对派电视专家委员会拜访了匈牙利电视台台长并提出了相关要求。电视台方面予以了友好的接待，其管理层于次日召开会议对反对派的要求进行了讨论，并且作出了台长决定。

第二轮谈判于7月7日举行，电视台方面有8位高层管理人员参与了谈判。反对派在此次会上提议，未来应当由电视台的相关新闻节目以及一档由佩塔克·伊什特万(Peták István)担任主持人的电视节目(其内容应包含反对派要求的专家公开辩论)来共同承担确保圆桌谈判公开性的职责。当然其前提条件是需要尽快取得其他两方代表团所出具的书面同意书。反对派电视专家委员会主席厄里·乔鲍(O"ry Csaba)就此提交了一份谈判会议纪要的复印件，随后得到了电视台管理层的接受。

反对派方面本有可能在第三轮谈判中取得更多进展，不过由于此后不久匈社工党代表团的谈判立场随着其负责人的变更而转趋强硬，整个谈判进程也因此陷入了某种停滞状态。该局面直至8月24日的中级会谈大会重启才算有所突破。

(三)最终方案

在8月24日得以重启的中级会谈大会上，三方代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此后的中级会谈大会将对外界开放，各家媒体的记者们将可以全程参加中级会谈大会进行报道[注] Document No. 62, “A Nemzeti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középszinto" politikai egyezteto" bizottságának ülése 1989. augusztus 24”,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3, p. 410。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谈判会议(尤其是在谈判的早期阶段)是否应当完全对外公开，其实并非毫无争议。因为公开会议的做法将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的确能提高谈判的透明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对公众情绪造成过于直接而迅速的影响，从而反过来对谈判进程带来不当的干扰与冲击。事后看来，匈牙利圆桌谈判的中级会谈大会直至谈判接近尾声的8月下旬才得以对外公开，或许恰恰不失为一个较为适宜的状况。因为它既在谈判早期避免了社会情绪的侵扰，又在谈判后期适时增加了透明度。。此外，匈社工党代表奇科什·约瑟夫(Csikós József)还向大会提交了第五工作委员会基于已有共识所拟定的一份提案，其内容主要涉及公正新闻报道的原则以及新闻媒体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反对派代表还进而对这份提案的内容进行了两点补充：一是提议将工作委员会层级的会议也同样对外界开放；二是再次提议尽快开播那档定期的电视节目来对谈判进程以及各个政党组织的情况予以报道和介绍。匈社工党代表团对这份提案表示了认可，但是暂未接受反对派代表补充的那两个提议[注]Document No. 62, “A Nemzeti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középszinto" politikai egyezteto" bizottságának ülése 1989. augusztus 24”,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3, pp. 377-379, 407-409.。

虽然此次的中级会谈大会依然未能完全解决谈判的公开性问题，不过反对派阵营的单方努力此时终于取得了更多进展。在此前的8月22日和23日，反对派圆桌会议的代表洪基斯·埃莱梅尔(Hankiss Elemér)已经与匈牙利电视台台长拜赖茨基·久洛(Bereczky Gyula)等媒体机构的负责人就电视节目的相关问题举行了两次会谈。基于这两次会谈所达成的成果，洪基斯起草了一份协议草案，并且随即得到了反对派圆桌会议成员组织的共同签署。

具体而言，反对派圆桌会议与匈牙利电视台主要就以下事项达成了协议：

第一，自(1989年)9月11日开始，匈牙利电视台将为一档政治类的节目提供每周三次的播出机会，该节目将于晚上9点30分开播，时长为45至60分钟。该节目一方面将呈现出此次就民主转型而开展的三方会谈中的主要争议点，另一方面也将呈现出在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中展开角逐的各个政党组织及其重要领导人的风采。

第二，在一个由两至三人组成的公正专家小组的监督下，该谈话节目将通过电视台进行直播。节目的每一轮辩论都将聚焦于一个单独的根本性议题。每期节目将由参与政治谈判的三方各派出一到两名专家来参加，间或也会邀请其他嘉宾来参与节目。

这档节目将要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1.如何进行投票？不同选举制度的长处与短处；2.经济模式问题，存在哪些可以使得匈牙利从经济危机中逐步复苏的替代性方案；3.欧洲与匈牙利，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选择与困境；4.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替代性方案及其挑战，同时还包括设立国家总统职位的相关问题；5.自治政府，地方权力中心以及地方民主的问题；6.公共行政改革的理念和方案；7.关于贫穷、财富、社会思考和公共负担的问题，以及与政治和经济改革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三，对政党进行介绍的节目将由各个政党组织自己进行制作，匈牙利电视台将对此提供技术支持，如果需要还将提供专家协助。这类节目每期时长为30分钟。各个政党将在节目的框架内对其政治主张的关键内容及其高层领导人予以介绍。

第四，参与相关电视节目的各个政党组织、负责编辑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努力去使得这些节目对于广泛的电视观众来说是通俗易懂且不乏趣味的[注]Note 5, Document No. 81,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29.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17-518.。

此后，在第五工作委员会的不断敦促之下，匈社工党代表团团长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终于在8月28日召开的中级会谈大会上宣布，电视台管理层内部已经决定，每周将为谈判各方提供50至60分钟的节目时间，以使得此次谈判变得更加地透明和包容[注]Document No. 64, “A Nemzeti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középszinto" politikai egyezteto" bizottságának ülése 1989. augusztus 2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3, p. 490.。三方代表还进而决定，将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来与电视台的编辑团队协同合作，负责为相关电视节目的制作进行准备。随后这档负责报道谈判进程的电视节目于9月8日晚得到了首次播出[注]该节目在每周五晚上9点30分播出，由匈牙利电视台高级编辑鲍洛·哲尔吉(Baló György)担任主持人。参见Note 4, Document No. 83,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szeptember 5.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523。。

此外，反对派还一直在就对各个政党组织进行介绍的电视节目的开播问题与电视台方面进行着磋商。最初，反对派要求获得每周2次、每次50至60分钟的节目时间，但是电视台方面表示只能给予反对派和第三方组织总共45分钟的节目时间[注]Note 3, Document No. 82,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szeptember 4.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20-521.。后来反对派将要求降低为每周2次、每次30分钟的节目时间，不过依然未能获得电视台方面的接受。双方最终达成的方案是，反对派圆桌会议将会在每周三晚上9点30分开播的电视节目中得到45分钟的时间来对自身情况进行介绍，而第三方组织也将获得同等的介绍时间[注]Note 5, Document No. 83,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szeptember 5.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523.。随后这档节目于9月中旬得到了首次播出。

三、关于地方报纸的问题

如前所述，反对派对于第五工作委员会谈判的核心关切之一，便是要为反对派组织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争取到平等的机会，这同时便意味着要求匈社工党放弃其对于媒体资源的绝对垄断。而这里所谓的媒体资源，也并不止于上文所述的全国性媒体，同时还包括处于首都布达佩斯之外的地方媒体资源，其主体便是此时依然处于匈社工党地方党委组织控制之下的地方报纸。

因此在1989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反对派代表团便首次提出，第五工作委员会应当就匈社工党对于日报(尤其是地方日报)的垄断问题以及如何打破这一垄断的问题尽快达成一个共识。就此而言，反对派认为由匈牙利记者协会于8月9日提出的那份倡议是一个好的开头，至于是否接受这份倡议，则还需等待其他两方代表团的回应。反对派代表还进而指出，在逐渐临近议会大选的这段时期内，谈判各方应当就该问题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如果匈社工党对于地方媒体的垄断到了议会选举时期还没有被打破的话，所谓各政党都能平等获取媒体资源的这一承诺将注定成为一句空话。

然而匈社工党代表却在会上回应表示，诸如变更地方党报的管理者以及使这些报纸同样能为其他非政党组织所用等问题，都应属于其初始创立者的权限范围。也就是说，那些涉及全国性报纸的相关问题只能由匈社工党中央委员会来予以决定，而那些涉及地方报纸的相关问题也只能由作为出版者的(匈社工党)地方党委会来予以决定。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类议题应当由(负责政党法谈判的)第二工作委员会而非(负责新闻法谈判的)第五工作委员会来负责讨论决定，因为第五工作委员会并不具备就政党的组织及其资产等议题作出决议的权限。随后第三方组织的代表也发言对匈社工党的立场表示认同，认为涉及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所有权的问题并不在第五工作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因此第三方组织明确拒绝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注]Document No. 79,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15.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03-504.。

此后直至9月18日圆桌谈判闭幕，各方都未能就该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社工党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新闻从业人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9月30日，在民间组织开放俱乐部的组织之下，来自首都布达佩斯之外的地方报纸和独立报纸的新闻记者们聚集于匈牙利东南部城市塞格德(Szeged)，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新闻记者大会。大会随后通过了一份宣言，并且发表在了10月2日出版的《匈牙利民族报》上。

这份宣言指出，随着匈牙利的政治转型不断取得进展，地方报纸的改革前景问题也正变得愈益迫切。基于地方日报享有信息垄断的那种乡村的媒体结构，对于大多都不是匈社工党党员的当地居民们来说，如今已变得无法接受了。同样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匈社工党中央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还垄断了当地的报纸，保留着任命主编的权力，并且决定着总印数多达125万份的20种日报的编辑政策。

塞格德大会的参与者们进而在这份宣言中明确提出，在对所有事项予以考虑之后，他们决定敦促全国调解委员会将地方报纸和出版社的所有权问题紧急列入其议事日程。在他们看来，地方报纸应当为所有的政党和组织提供平等的机会，其编委会应当保证为本地居民提供可靠的信息，主编职位应当对外开放招聘，而且这些出版物不得作为任何一个党派或运动的独家宣传工具。因此，大会的参与者们公开敦促全国调解委员会切实履行已经于1989年8月24日获得通过的关于匈牙利通讯社、匈牙利广播电台以及匈牙利电视台的公正信息原则，并且应当使得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地方报纸[注]Note 2, Document No. 87,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október 3.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535.。

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匈社工党代表团终于在10月3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过渡方案，并且在其中明确提出，为了在选举期间创造媒体报道的平等机会，匈社工党愿意将地方报纸的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并就此提出如下提案：

“第一，在选举时期，即从提名程序开始到投票结束，政府应当为一份全国发行的选举出版物的创刊发行提供便利，其所需资金应当来源于为选举而拨付的中央财政预算。政府应当邀请相关专家来对发行此类出版物的成本影响和编辑原则予以研究，同时还需考虑到在选举期间所要保证的平等机会原则，进而就发行和定价等技术问题制定出操作方案。在选举期间，该出版物的功能定位是就各个不同政党平台以及候选人的情况来为公众提供全面综合的信息。

第二，地方出版社应根据其所掌握的技术和组织手段来出版一些选举周刊。本着机会平等的精神，这些出版物应当对各个政党的目标、选举方案以及候选人予以介绍。

除了地方上现有的能对舆论起到引领作用的报刊之外，一些独立的组织机构从提名过程开始直至选举结束，也都应当起到与那些跨党派的竞选监督委员会相类似的功能，即应当对选举相关的媒体业务予以监督并且维护机会平等原则的实行。

在出版选举周刊的时候，地方出版社应当从拨付给竞选活动的中央财政预算中获得拨款。

第三，由于每个机构法人和自然人至少在法律意义上都拥有创立发行一份独立出版物的权利，因此如果参加竞选的某个政党提出了相应要求，政府便应当为那些独立的或者某人自己的选举出版物提供拨款，该款项将从竞选活动基金中予以拨付。

第四，为了保障媒体平等，专家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所谓的独立出版物来提出参与竞选活动的标准和方式，以便委员会也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第五，匈社工党代表团将不排除会授权发布付费广告以传递一些积极信息，并且保证将在今后予以另行决定。”[注]Document No. 87,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október 3.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534.

在10月10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反对派代表团针对匈社工党给出的上述提案作出了进一步的评论和回应[注]Document No. 88,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október 10.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p. 537-538.。当然，随着匈社工党于10月9日之后重新改组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以下简称“社会党”)[注]1989年10月6日至9日，匈社工党召开了第14届代表大会。大会作出决议解散了匈社工党，同时宣布将改组为一个新的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党”。，以及此后不久议会选举大幕的徐徐拉开，反对派后来也并未执意坚持先前的原则立场，而是转而采取了某种较为现实的策略，即一方面接受了发行选举周报的方案，另一方面则在继续努力推动地方报纸尽早地脱离社会党的控制。

四、关于新闻媒体法的草拟

第五工作委员会当初是在反对派阵营的坚持之下予以设立的，其原本的职责定位主要是在通往议会大选的这段时期当中去草拟一份新的新闻媒体法案。反对派代表绍约姆·拉斯洛(Sólyom László)的主张很具代表性，他曾明确提出，反对派圆桌会议在第五工作委员会进行谈判的整个过程当中，首先应当关注那些具有长期影响的民主立法问题。因此，他曾极力敦促第五工作委员会应当就新闻媒体法的相关议题讨论出一个详细的提案，进而促使涉及新闻服务以及信息保护规范等内容的新闻法草案得以尽早地获得通过。

可以想见，在随后展开的谈判过程当中，新闻媒体法的草拟工作也自然受到了三方代表团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几乎在第五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每一次会议上，三方代表都会就新闻媒体法草案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和条款表述展开讨论，也常常能够就某些议题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譬如在198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五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三方代表便得以就新闻媒体法草案中的一系列事项达成了一致[注]参见Document No. 81,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augusztus 29.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515。。

然而同样不难想见的是，在第五工作委员会的现实工作当中，针对新闻媒体法的草拟工作也常常会受到其他更为紧迫谈判议题的冲击和取代。此外再加上这项立法工作的内容又的确是过于庞杂且还需不断协调各方立场，其工作负荷和协调难度都可谓大大超出了第五工作委员会谈判代表的能力范围，所以直至第五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三方代表都未能就新闻媒体法的修订草案拿出一个大致的文本。

不过另一方面也需看到，其实正如本文所梳理的那样，第五工作委员会所负责讨论并每每有所进展的一个个谈判议题，其实无一不牵涉到国家传媒体制的重大变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第五工作委员会最终未能就新闻媒体法的草拟工作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其所开展的谈判工作，却又都可谓是在对国家的新闻传媒体制实现着某种变革与突破，同时亦是在对原有新闻法的相关规定和条款进行着某种实质性的冲击和修正。

五、小结：匈牙利新闻传媒体制变革的影响与特点

匈牙利在二战后被苏联红军占领，随即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其后又在匈牙利共产党的主导之下建立起苏联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其所采行的新闻传媒体制也是典型的苏联共产主义模式。而当匈牙利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现了政治转型、并继而完成民主巩固之后(以匈牙利于2004年正式加入欧盟为标志)[注]匈牙利在实现政治转型之后，经受住了欧盟从1997年到2002年连续六年对其进行的系统评估，历经入盟联系国、入盟候选国及欧盟成员国三个阶段，于2004年正式加入了欧盟。，其传媒体制也已大体转型为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如果说上述两段时期的传媒体制都无法跳脱经典传媒理论的分类和概括的话，那么匈牙利在实现政治转型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即从1988年5月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被迫下台[注]匈社工党于1988年5月20日至22日召开了一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大会免去了在1956年事件之后担任匈社工党最高领导人长达32年之久的卡达尔的匈社工党总书记职务，授权之前担任政府总理的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取而代之。到1990年5月经由议会自由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这段时期，其传媒体制可谓已然超出了以往传媒理论的解释框架。因为其一方面开始得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突破了旧有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又仍然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匈牙利政治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因为正持续经历着种种变革和调整，所以其既无法被归类为卡达尔下台之前的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也无法等同于加入欧盟之后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尴尬地”处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而且虽然此时匈社工党执政当局对于传媒体制的控制程度可谓介于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间，但是这种状态也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威权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归纳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经典模式的传媒体制类型——政治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而从本文对于匈牙利传媒体制变革谈判的相关考察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重要特点。

首先，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变革，其本身便是匈牙利实现政治转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次圆桌谈判的架构和议题设置，便已十分直观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谈判所设立的总共6个政治谈判工作委员会，所负责的恰恰就是在谈判各方眼中属于政治转型“基本法律”的谈判专题。也就是说，新闻传媒体制的变革与其他几个工作委员会所负责的宪法、政党法、选举法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一样，从谈判的一开始便被视为实现政治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稍稍回顾第五工作委员会所重点讨论的那些议题，便不难发现，这些涉及国家传媒体制重大变革的议题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无疑也会对匈牙利当时所经历的政治转型、乃至于其后所将经历的民主巩固质量，产生十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其次，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变革，又是与匈牙利其他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在此仅以反对派提出的应当实现媒体报道的自主性和公正性这一要求为例，其实这并不单单涉及传媒体制的变革那样简单，而是会牵涉到匈牙利整个政治体制运行。因为匈社工党中央委员会曾在1983年12月以及1988年7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上，制定并确认了其所谓的党员干部权限清单。该清单明确规定，全国所有工作单位的员工在行使其雇员权利以及作出人事决定之前，都必须事先征询一位具有相应职权的匈社工党官员的意见。这一典型的苏联式制度安排，显然与传媒体制变革的应有之义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因此对于反对派而言，若是想要真正实现传媒体制的变革和突破，就必须努力迫使匈社工党去弱化乃至废除这一干部权限清单制度。然而对于匈社工党来说，仅仅放松对于一些传媒机构的控制或许还可以商量，若要废除整个干部权限清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那将意味着匈社工党会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诸多领域失去其以往的控制权和影响力。

此后在反对派的持续施压以及匈社工党党内改革派的努力推动之下，匈社工党中央委员会终于得以在1989年5月8日召开的会议上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且最终决定对此前已经于1989年3月29日作出的相关决议再次予以确认，正式宣布匈社工党将废除干部权限清单[注]Note 5, Document No. 73, “Az I/5 számú munkabizottság ülése 1989. június 30. jegyzo"könyv”,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6, p. 480.。此举固然是为新闻媒体展开更为自主和公正的报道工作扫除了一个重大的制度障碍，然而可以想见的是，虽然匈社工党在名义上已然作出了废除干部权限清单的决定，但是其在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退出进程又是不尽相同的，而这又将取决于反对派与匈社工党所展开的各种谈判博弈的具体进程和结果。在政治转型的推进过程当中，各种制度变革之间所产生的相互推动和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变革，与匈牙利整个政治转型进程也存在着某种十分紧密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其政治转型进程的开启往往意味着新闻舆论管制的有所放松，而舆论环境的逐步宽松又会进一步促发民间的思想解放风潮、增强实现变革的民意基础，而这反过来又会成为推动政治转型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动力。

就此而言，1989年年初发生的所谓“波日高伊声明事件”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1989年1月28日，时任政府国务部长的匈社工党高层领导人波日高伊在接受一档电台节目采访时，竟然公开表示：党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次“人民起义”，而非卡达尔时代所宣称的“反革命事件”[注]在1988年年中的时候，匈社工党中央曾任命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来负责对1956年事件重新进行调查，并最终得出了这个新的结论。然而这只是匈社工党党内的分析和情报，当局从未打算将这些结论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众。一般而言，相关专家的分析报告通常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由党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之后，才会发布到特定的媒体上面。但是波日高伊此次却突然打破了这一不成文的规定，继而将匈社工党党内高层的分歧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参见Note 3, Document No. 4, “Független politikai szervezetek nyilatkozata az MAZMP KB állásfoglalásáról 1989. februá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1, pp. 51-52。。他的这一言论随即在民间和党内引发了十分剧烈的反应——匈牙利民间因为受到该言论的鼓舞，要求匈社工党执政当局为1956年事件正名以及开启实质性改革的呼声可谓与日俱增；而匈社工党高层也因为迫于党内和民间的巨大压力，最终决定对波日高伊的这次“出格行为”免于追责[注]波日高伊自行宣布这一党内调查结果的举动，还最终促使匈社工党中央在其于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会议上作出决议，正式接受了历史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这份报告，并且允许社会上就这一历史议题展开讨论。参见Note 3, Document No. 4, “Független politikai szervezetek nyilatkozata az MAZMP KB állásfoglalásáról 1989. februá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Vol. 1, pp. 51-52。。

此后，各家新闻媒体更是逐渐得以较为自主地开展采访和报道工作。而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现实以及历史事件(尤其是1956年事件)所进行的更为客观全面的报道与评论，无疑又大大促进了整个国家的思想解放风潮，并进而激发了社会上对于开启实质性改革的普遍期望。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真相的发掘与普及，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各方政治势力汲取相关教训，从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新闻传媒体制的逐步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闻舆论环境的逐渐宽松，也完全可被视为其得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总而言之，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具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点，可谓完全跳脱了学界以往所定义的任何一种传媒模式框架。相信在对于更多的转型案例予以实证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或许能够就政治转型时期的传媒体制变革理论作出某种令人信服的总结归纳，从而为经典的传媒理论作出某种有益的补充和发展。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各国传媒体制变革的异同以及各国政治转型进程与其传媒体制变革间的相互关系，还能为人们呈现出这其中所蕴藏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而为其他国家将来所要展开的传媒体制变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一些极具价值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