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大学。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總而言之你要小心,他几乎让所有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一下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吗?”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着。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清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