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不足及优化策略

郭 娟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4000

《民法通则》规定未满18周岁公民称之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是指对该类公民进行保护、监督的法律制度体系。未成年人的监护一般包括两大类特点：一方面是隐蔽性，未成年人作为不成熟个体，无法实现个人自身权力的有效维护；其次，诉讼难度较高，由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自身价值维护中，从未成年人理解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到参与诉讼具有过程长、难度大的特点。同时社会部分人员受传统观念、冷漠性等方面影响，并未主动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的过程中。

一、国内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的缺陷问题

国内未成年人的监护管理必须参考相关依据，但大部分细则内容是原则性规定，实施细节较为模糊。建议参考相关规定进行指导处理，但无法完全依据其进行相关操作。实践经验表明，司法实践操作中无法完全解决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经常出现未成年人监护人缺失、监护不当等问题，国内监护管理的相关法律内容制定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具体分析如下。

(一)现行法律规定形式大于实质问题

首先，对法定监护人而言，由于现实状况远多于法律规定情形，极易产生管理真空区。当下国内现行法律经常出现脱节脱钩状况，无法及时找到合理的监护人。如父母去世状况下，即使未成年人仍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受其年龄过高影响，老一辈可能自身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法完全落实相应的监护责任，倘若周围亲属受个人情感、经济能力限制，也无法落实监护责任，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未成年人监护管理的处理？这一问题重点考虑要素分析如下。

其一、祖父母、外祖母一般年龄大，即使经济条件允许其进行监护管理，但不可忽略其身体因素，部分老人甚至还需要由其他子女完成监护，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监护人。从国内法律体系出发，即使拥有监护能力，但是并未规定监护人选择依据和具体方法。且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多方争夺监护权的状况，由于无法可依，导致监护人人选实难确定，最终结果可能会导致未取得监护权一方存在负面心理，更无法为其提供相应的标准和依据。

其二、受国家计划生育制度影响，导致国内很多家庭是独生子女的状况，便无法执行兄弟姐妹充当监护人的管理控制。

其三、法律条文中指出的“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属于模糊说法，无法进行清晰界定。同时当下社会逐步朝着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是否所有亲朋好友都愿意承担监护人的责任仍有待确认。

其四、当下社会逐步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受市场经济大环境影响，企业员工一般不会像传统方式般进行子女教育，过高的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导致原本乐于承担监护责任的机构越来越少，即监护机构组织逐渐形同虚设。

其五、居委会、村委会方面，受其个人事务繁忙程度高、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短缺影响，导致无法充分落实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即使勉强将监护职责强加给该机构，后续监护效果也无法保证。

其六、民政部门作为常见监护机构，其规定细则也较为笼统。由于法律体系未规定哪些民政机构可以进行监护，也未对监护条件、资金保障等提出要求，使得这一机构逐渐成为流于形式的组织。

(二)离婚后子女监护问题

针对父母双方均在争取子女监护权的状况，需优先考虑绝育手术方或丧失生育能力方，以及无其他子女而对方已有子女等状况。在处理离婚夫妇子女监护权的状况中，必须充分考虑子女的未来发展、健康成长状况，一般需坚持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则。但是当下法律体系存在模糊性强，模棱两可状况频发等现象，导致部分父母均拒绝承担监护责任等现象，导致未成年子女无法享受相应权益。

(三)未成年人所生子女的监护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种现象：其一、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所生子女的监护人选择；其二，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生子女的监护处理。前者受所生子女父母均未成年，无法行使监护责任，一般由其父母行使相应的监护权利。但是双方父母是否愿意承担责任、由哪方父母承担监护责任等操作并无相应的参考依据。一旦发生双方推诿的现象，极易导致新生儿的监护出现真空区。后者多为成年人和未成年女方发生关系，至其怀孕生子，成年人犯罪不具有监护权，而未成年人尚未达到法定年龄，未成年女方的父母是否愿意承担监护责任也有待考察。增加了相关问题处理难度。这一现象发生频率高，但仍处于法律覆盖范围之外，需引起重视。

(四)监护职责未覆盖精神和物质需求问题

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社会大众一般会将监护当做是家庭内的处理事项，无需外界人员进行监管和干涉。这一思维模式下，引发监护效果多由监护人个人素养决定。再者，监护职责的落实不应仅考虑物质方面的满足，还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和管理，但是当下社会对其认知度不足。

(五)未建立行之有效的监护体系问题

国内报道案例中，不乏未成年人遭受暴力、虐待等状况，但是对相关未成年人的监护方面，国内法律并未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相关规定缺失。同时，遇到家庭暴力、虐待儿童等状况，国内大部分仅从思想方面进行教育，并未考虑隔离、法律制裁等方式，增加了孩子叛逆程度，负面后果较为严重。

除此之外，指定监护的规定与实际需求相互脱离。指定监护多是法定监护人无法经由法律细则确定，或监护人人选存在争议时，由权威机构在近亲亲属中进行指定监护人的操作。这一操作的前提是担任监护人存在较大争议，而指定的监护人为法定监护人按顺序指定，因此，该类型的指定监护可看作是一种法定监护模式，属于补充规定方面的分析，这一状况并非独立监护操作。此外，国内部分机构将上述争端处理权限推卸给下属机构，存在局面混乱、职责不清、相互不作为等现象，严重损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指定人员不明确、原则不清晰等问题均导致了相关机构操作流程的缺陷，这种宣示性规定最终结果便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制度规定等条文形同虚设，降低了事务处理效率，对解决问题而言起到了阻碍作用，无法快速进行争议问题的解决。

二、国内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优化措施分析

(一)优化国家监护制度、弱化亲属监护处理

受我国传统观念等方面影响，大部分家庭更重视家庭观、亲情观等方面的作用，监护制度的执行中受这一思维影响较大。亲属监护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当下常见监护手段之一，该方法存在明显弊端。社会进步较快、各地区经济水平逐渐攀升，城市吸引力较多的外来人口，导致周边村落地区留守儿童的比例越来越大，很多留守儿童由祖辈、亲友监管，甚至存在自我监管的状况，无法对未成年人建立全面化、系统化的保护，监护执行形同虚设。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逐渐弱化亲属监护现象的发展，尽量建立国家监护体系。考虑到未成年人是国家发展的后备力量，为此，国家方面必须为为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保护和监护。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机构必须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监护管理制度，及时对未成年人基于全面的保护，做出正确引导，保证其思想、身体、心理等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完善监护制度体系的具体内容

当下，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管理体系存在可行性差的特点。如规定部分单位作为监护人具有现实性差、监护实质缺失的问题。企业方面无法指派特定人员进行监护，也无法提供专门的经费资金落实监护职责。为了建立行之有效的监护机制，构架可设立补偿机制，及时脊柱社会力量来完成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管理。如父母无法进行监护后，由祖父母、外祖父母进行监护时，国家应及时给予相应的政策帮扶，降低其抚养负担，提高监护管理的可行性、有效性。

(三)优化立法层面的监护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真正发挥其预期功效，必须从立法层面上进行监护，提高立法科学性。如针对监护制度不合理的部分，需及时取消。如父母原有单位执行监护职责中，需在监护人设立的基础之上增加遗嘱监护。这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最后，立法中须明确监护职责、监护权利，包括细节问题，避免滥用监护权等导致的负面后果。在人身监护的考虑方面，需明确教育、管理等具体项目，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合法保护，在基本的生活和安全保障之下可接受正常教育。

(四)强化监督机制

为了促进监护人可更好地落实其监护职责，必须建立相应的监护监督机制。可采取政府机构、亲属联合监督的机制。一方面，亲属监督可充分保证监督的直接性、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监督具有足够约束力和法律约束力。二者充分结合便可将监督机制的效果发挥得更加充分。政府方面，必须保证监护人的具体行为符合有效性要求，维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根据相应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惩戒管理，从而真正意义的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三、结语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管理，需从其成长阶段、实际状况出发，考虑各方面环境因素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进行全面优化。新时期，国家法律体系越加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监护必须引起国家重视。业内专家必须切实考虑其中的缺陷问题、不足之处，立足社会去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