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纪行”

□ ［俄］李福清 著 朱艳红 张帅臣 译

1907年5月10日，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城墙下漫步，偶遇法国知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阿列克谢耶夫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在巴黎法兰西学院进修时就已结识沙畹，1905—1906年听过这位欧洲最知名的古代中国史专家的精彩讲座。法国汉学家早就抱定，要走遍中国进行第一次科学考古。1895—1905年间沙畹翻译并出版了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史记》，译文中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现在他想实地考察（躬览）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汉朝的古迹，主要是碑碣石刻。

阿列克谢耶夫请求加入沙畹的队伍。5月16日，他们二人连同在北京雇用的张姓摄影师、宗姓拓片专家及宋姓仆人，一行五人从北京出发，前往天津。就这样，阿列克谢耶夫开始了人生中毫无准备，却最有趣的一次旅行，从他决定加入沙畹的队伍到启程只用了三天时间。但也可以说，他早就做好了所有准备：经过在圣彼得堡的多年学习，加上在伦敦和巴黎的进修，阿列克谢耶夫具备了认识中国现实所需的专家眼光，绝不是匆匆而过、不求甚解的普通游客。

1881年1月2日，阿列克谢耶夫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贫苦的劳动家庭。他的父亲在军队里是文书，在他年仅11岁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体弱多病，没有受过教育，但竭尽全力让儿子考上了中学。1898年，阿列克谢耶夫中学毕业后面临抉择：去哪里继续求学？他向古希腊语老师求教，这位老师建议他报考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只剩下决定未来的专业方向了，”1918年阿列克谢耶夫在自传中写道，“对东方研究没有任何喜好，一无所知，甚至对打算考取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也是一无所知，我选定专业竟然是通过……抓阄儿。结果，我就考了汉蒙满专业。”①Алексеев В.М.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й 1907 г.М.: Вост.лит., 1958, c17.

学习毅力顽强的阿列克谢耶夫开始学习远东语言。最开始他喜欢蒙古语，老师阿·马·波兹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1851—1920）是著名旅行家，游历过蒙古国和中国，教学相当严格。不过后来艰涩的汉语文本吸引了阿列克谢耶夫，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当时一批德高望重的汉学家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在佛教研究方面著作颇丰的瓦·巴·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1818—1900）院士、他的学生阿·奥·伊万诺夫斯基（А.О.Ивановский，1863—1903）、儒学经典翻译家巴·斯·波波夫（П.С.Попов，1842—1913）。不过据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回忆，这些汉学家教课并不好，不是点燃了学生们学好汉语的希望，而是让他们感到悲观。

阿列克谢耶夫考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时，正值中东铁路修建，铁路从西伯利亚经哈尔滨直通北京。当时想进入汉语专业的差不多有100人，90%是年轻人，他们幻想着美好的前程，然而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愿望学习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我在同学们中没有发现科学愿景，”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所有人的意图都极其功利。比如说，我的学长们会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唯一重要的科目是……英语，它对外交官的职业生涯才是有用的。在他们看来，其他一切课程仅仅是为了拿到毕业证。”①Там же, c18.阿列克谢耶夫对这种功利观点并不认同，他无私地追求知识，学习阅读艰涩的汉语文献。学校里仅研究官方文献记述的中国和它的主要学说，如儒家学说、佛学以及众所周知的道家学说，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关心。甚而，阿列克谢耶夫承认，这些内容的教学非常不成体系。

不过大学还是毕业了，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阿列克谢耶夫没有选择当时东方语言系毕业生通常的做法—去外交部工作，他的窘况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新人在一两年内不发薪水。他留在了教研室，准备申请教授职位。

留校后我一下子惊慌失措。不懂外语，无法阅读需要的文献，汉语也不懂，甚至烂到连碰到的第一个长句的意思都无法自己确定的程度，对研究对象完全没有兴趣，就是说不知道研究汉学哪个领域—我陷入难以描述的沮丧。②Алексеев В.М.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М.: Наука, 1982, с269.

16年后阿列克谢耶夫如此写道。阿拉伯语专家维·罗·罗珍（В.Р.Розен，1849—1908）和印度语专家谢·费·奥利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两位非汉学家的介入，帮助他克服了消极情绪：前者建议他研读儒学经典的英文翻译版，后者则帮助他实现1904年开始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之行。为了提高汉语，他于1906年又去了北京。

阿列克谢耶夫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曾到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工作，拜访了牛津和剑桥，之后就去了巴黎。阿列克谢耶夫在巴黎见识了蓬勃的学术生活和在俄罗斯和英国都不曾有的研究流派。许多年以后的1948年，阿列克谢耶夫曾写道：“伦敦—牛津—剑桥不是非去不可的。……1904年本应该去巴黎，只去巴黎，因为那里才是让我学东西的地方！白白牺牲了时间，迷失了方向。”③Баньковская М.В.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и Китай: книга об отце.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10.38с.在巴黎，新科学蓬勃发展，这里讲授最新的真正的研究课程，这惊醒了阿列克谢耶夫。他在1906年2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要改变，要采取新的方式为人类服务。要更新理想信念，然后勇往直前……人类只有靠崭新的学派才能生存—在观念更新中生存。”④Архив(наследие) М.В.Баньковской.Общая тетрадь.Дневник 1906 г., 1 января – 23 июня.

阿列克谢耶夫在巴黎聆听了许多不同流派的德高望重的学者讲授的课程，但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爱德华·沙畹的精彩课程，内容关乎孔子、孔子哲学与祭礼及孔子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当然，还有讲授司马迁的课程。这是生动的学术报告，按照阿列克谢耶夫的记述，沙畹“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沙氏科学”。沙畹经常邀请阿列克谢耶夫到家里聊汉学，话题五花八门，师生关系亲密。因此，1907年北京街头的不期而遇其实是他们友谊的继续。

早在大学期间，阿列克谢耶夫就得到一幅鲜艳的中国年画，画的是寿星，配有表达美好祝愿的题画诗。他试图辨识年画上的题画诗，解开画中蕴含的象征意义。为此他曾向老师请教，甚至请教从中国请来的满族老师，却没有人能给他解释。大学毕业后他曾受邀作为编外人员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Эрмитаж）整理古币藏品，都是中国和日本钱币。在这里他再次接触了非官方的中国，民间的中国，因为在藏品中除了古币还有古币形状的各种护符，中国人佩戴在身上驱魔辟邪。为了区分护符和古币，将符咒准确地翻译成俄语，阿列克谢耶夫必须通晓中国民间宗教—一种复杂的糅合，包含了晚期道教中的古代元素（主要表现为萨满信仰）、佛教和部分儒教。大学里没有教授这些内容，只能用自己的智慧去研究。几年以后，阿列克谢耶夫在大英博物馆古币部和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章牌研究室继续对这些护符进行研究。他曾打算将学位论文定为这个题目。

因此，到北京之后首先引起阿列克谢耶夫兴趣的是活的中国，民间的中国，而这都可以在喧嚣的商业街道、农村的小饭馆、遍地的庙堂亲见亲历，庙堂里不仅供奉着官方认可的中国人信仰的神灵，还有地方民众信仰的神仙，甚至村庄周围出没的狐狸也被当作神仙供奉起来。1906年阿列克谢耶夫一接触到中国民间生活就着了迷，他开始抄录路边店铺招牌、小饭馆里悬挂的祝福语，书写在门拱柱和殿宇庙观墙壁上的祝福语。有一次他路过一家酿酒作坊，看到门口悬挂的对联“李白闻香下马，刘伶知味停车”，立刻用汉语抄了下来。这句广告语每个中国人都能领会其意，因为唐朝伟大诗人李白（701—762）对酒的嗜好人人皆知，传说他因酒醉后想要水中捞月，坠湖而死。魏晋时期的诗人刘伶（约221—约300）因嗜酒名声远播，出门远行时马车上总要带上几坛酒，他还会命令随行仆人带上锹，嘱咐说：“我要是喝酒醉死，你就马上埋了我。”在中国李白和刘伶跟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阿列克谢耶夫抄录的其他对联中也经常见到。

怀着真诚的热情，阿列克谢耶夫开始购买价格便宜的从木板上拓印下来的纸质神像画，还有五颜六色的年画。“想找到卖这些东西的小店并不容易。”阿列克谢耶夫不止一次在1907年的旅行日记中提到这句话。这是因为年画只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才卖。1912年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南方之旅的总结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要买到只在过年、五月和八月才有卖的木版画真难啊！”中国人把木版画叫年画，字面意思是“过年挂的画”。中国人认为应该在农历新年挂年画，装点住宅，避灾驱魔，或者召唤神仙入宅，比如财神。不仅画上的人物，作画的颜料也有效用。比如，画掌管魔鬼判罚的判官用的是朱砂，根据中国人的信仰，妖魔鬼怪惧怕朱砂，不敢闯进挂了这种年画的住宅（使用其他颜料的年画价格要低很多）。阿列克谢耶夫提到五月和八月不是偶然的：农历五月初五，中国人庆祝端午节，夏天来临；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这两个节日前后也卖木版画。

然而单纯购买木版画还不够，还必须理解画的含义，理解隐藏其中的象征意义。比如，谁能想到，几个快乐奔跑的小男孩儿，一只脚穿着草鞋，另一只则光着脚，这样一幅画表达的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①原文如此。此处似指年画《春牛图》，其中放牛郎指“芒神”，一脚穿草鞋，一脚赤足，表示不旱不涝。遇旱，双脚穿草鞋，遇涝则双脚赤足。

劝说聘请的中国老师帮助解释年画的含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件事情帮了阿列克谢耶夫这个大忙。阿列克谢耶夫的一个老师是古文专家，像其他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对民间绘画的事听都不想听，却突然打算学习德语。然后周围的人开始不断给他送来德语资料让其翻译。必须承认，他的德语水平达不到翻译水准，这位学者很为难，阿列克谢耶夫就利用这次机会，提议由自己将这些资料从德语翻译成汉语，作为交换，由这位学者将自己收集的年画的寓义描述出来。这位古文老师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同意。他找来一批通晓年画故事情节和民间寓意的不识字的老妇，记下她们对这些画的解释。现在这些珍贵无比的描述（超过1000篇）保存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

在中国旅行期间，阿列克谢耶夫也开始关注小型木版画和书法—一种特殊的艺术信封，尺寸不大（大约是现在信封的一半），当时用来邮递科举考试榜上有名、添丁增口、新婚之喜、官位升迁和其他庆典的贺信。信封（阿列克谢耶夫收集了700余个各式各样的信封）上印有精美的寓意画和书法作品。他还在旅行时收集了艺术笺纸和古碑拓片。至少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在位）起，中国习惯把皇帝旨意、重大仪式、军队奏凯、科举高中、庙观落成等刻文立碑以示纪念。有的石碑刻有儒家学说经典和佛经。碑文可用严谨的所谓法定字体行书雕刻，也可模仿古代的篆书字体。之后必要的时候，在石碑上抹上墨汁，再平铺上白纸，这样就得到了碑文的印痕—拓片，拓片上黑色背景下白色字体清晰可辨。有时石碑上除了碑文，还会雕刻名人画像，或者将著名书法家的题文小心地刻上去。

沙畹1907年中国考察的目的之一是访古，主要是汉代刻有神话场景或公元前后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刻有历史意义的题文的石碑。为此他还聘请了一名宗姓拓片专家同行。在中国，石碑拓印不属于民间艺术，准确地说属于士人的高雅艺术。阿列克谢耶夫对拓印同样兴趣浓厚。因此，1907年8月31日他跟沙畹一同前往西安那座1090年建成的独特的石碑博物馆—碑林，那里藏有1 000多块石碑，碑上有9世纪时雕刻的儒家十三经和历代著名书法家的选作。“我与人商妥购买这些石碑的拓片。它将是欧洲第二大拓片收藏。一想到可以拥有它就心潮难复，收藏家的热情被点燃了！”①Алексеев В.М.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й 1907 г.М.: Вост.лит., 1958, c229.

必须指出，1906年至1909年期间，也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收藏拓片的时候，中国没有人，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没有人对民间艺术感兴趣，不管是木版画、笺纸，还是艺术信封，都没人收集，更别说对这些藏品进行科学的描述或者意义解码。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1881—1936）和他的朋友—著名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郑振铎（1898—1958）才将古笺纸编册出版。到20世纪50年代末，艺术理论家王树村（1923—2009）才出版了自己收藏的几千幅年画。他于1959年出版了一本最好的中国年画集。这里应该适时地回忆一下，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1895—1953），以法语名“Ju Peon”闻名欧洲，1934年在圣彼得堡见到阿列克谢耶夫的木版画收藏，断言中国绝没有这样的收藏，要再做类似收藏几乎已不可能。古代表达祝贺用的艺术信封至今仍是艺术理论家未知的中国小艺术领域，而且应该看到，1984年底中国学者看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的阿列克谢耶夫收藏时是怎样的惊奇和赞赏，他们马上做了简要的登记，以便把信息告诉中国出版人，促请他们研究是否可能共同出版这些收藏。

阿列克谢耶夫不仅收集民间艺术作品，还记录了一些民间口头创作样本。后来在他本人的一篇文章中，阿列克谢耶夫就引用了1908年在北京记录的根据“一个住在他家门口的盲人的话”书写的一段文字。他还曾记录过经常拜访的法国人巴比尔家一个中国女保姆、汉语老师张丙翰和其他许多姓名现已无从知晓的人讲的故事。他收集儿歌、摇篮曲、数数歌、谚语俗话、街头小贩生动的叫卖声，比如：“樱桃儿，比老虎眼还大的樱桃儿。”如泉水般喷涌的中国市井生活，只有汉语和中国习俗专家才能领会，它深深吸引着阿列克谢耶夫这个满身民间味儿气质的人。

中国之行结束多年以后，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彼时的欧洲汉学家对中国民间生活、大众艺术和口头创作如此不屑，他们主要做跟中国人一样的研究：历史、文学、艺术、地理和一些次要知识领域。模仿中国学者的研究且迎合欧洲通行的意识形态，欧洲汉学家错将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当作雄伟广场上诞生的上层文化掉落在底层的残渣，况且这残渣的生活“贫乏简陋”，让人不屑一顾。这种对民间创作（从这个词的最广义上讲）的浓厚兴趣贯穿阿列克谢耶夫一生。更甚者，他善于就普通中国人熟悉的话题与他们交流，这在当时的中国着实让人惊奇。

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旅行时就一直在思考欧洲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认识问题。他有生之年一直反对所谓“东方风情”，反对彼时流行的其他小说家对中国的描写，比如奥·米尔博（О.Мирбо，1848—1917）的《秘密花园》（«Сад пыток»）和科·法拉（К.Фара，1876—1957）的《吸食鸦片的人》（«Курильщики опиума»）等著作，对真实的东方完全不了解，写起来却煞有介事。阿列克谢耶夫对批判所谓的“东方风情”终生不懈。他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场合讲述这个问题。1936年春，阿列克谢耶夫在列宁格勒某个杂志上读到一篇异国情调的“中国故事”，他马上给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写信，信中充满愤怒，建议将杂志社所有编辑人员告上同志审判会。高尔基幽默地拒绝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建议，同时写信告知了杂志社所有编辑：他们刊登了一篇极其恶劣的文章，内容纯属胡说八道。

因为兴趣差异，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畹的中国之行相得益彰。很多情形下他们的兴趣是重合的，但是在某些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在深层次上他们差异巨大。原来，他们曾一路同乘在中国雇用的马车，道路糟糕异常，马车车板没有弹簧，颠簸难忍，有时还要徒步并肩而行，终于登上了神圣的泰山。他们都写了旅行日记，但所记内容却并不相同：沙畹记录的更多的是官方的，而阿列克谢耶夫所记则是民间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离开中国回国后，沙畹写了一本厚厚的关于泰山的书，并于1910年在巴黎出版。该书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宗教仪式专讲”。可是我们翻阅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其中写道：“泰山上多数庙观供奉的是送子娘娘，民间传说她是公元前12世纪的杰出统治者周文王的妻子，似乎文王有100个儿子。”阿列克谢耶夫的档案资料中有一张送子娘娘庙的照片，照片上是送子娘娘和她威严的丈夫，他们面前摆着一张祭祀用的小桌，小桌上放满了泥娃娃，来庙里求子的女人可以带回家，等自己生了孩子后再按三倍，甚至十倍数量送回来。我们再看看法国汉学家的著作，其中没有这些有意思的信息，沙畹也只是在罗列泰山神碧霞元君的随从人员时，简单提及送子娘娘。阿列克谢耶夫记录的这些信息，我们在中国或者日本关于民间宗教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它们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资料。

中国之行的旅途中，年轻的汉学家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化的特点、民族的性格、历史、儒家学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基督教、汉语和汉字、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日记中的很多思考一直在阿列克谢耶夫的人生中延续并不断发展，很多见闻他牢记了一生，并作为他后来完成以及未完成的很多著作中的初始资料。1906—1909年，阿列克谢耶夫跟随中国老师研读儒家著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制定了自己翻译《论语》的翻译原则。他翻译方法的本质是对这本古老的哲学著作进行文学性翻译，结合翻译朱熹（12世纪）的注解，同时加上自己的注释。三层文本可以让读者更深刻地领会这本古老的经典，同时说明，中世纪时对这本著作的理解有什么特点，如何从欧洲现代理念出发理解这本著作的意义。

在日记中阿列克谢耶夫对《聊斋志异》也有所思考，思考它不同寻常的精练和令人惊奇的情节—“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奇妙融合”。《聊斋志异》是17—18世纪著名作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现在也广为欧洲读者所知。其中有些文章被圣彼得堡的教授们选作汉语教学材料，但没人从艺术的角度研究过这部作品。当时还根本不曾将这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俄语，这个使命就落到了阿列克谢耶夫肩上。他将蒲松龄154篇短篇小说译成了俄语，翻译准确。艺术魅力不亚于原作（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其中一些篇章又被翻译成了白俄罗斯语、爱沙尼亚语、乌克兰语、吉尔吉斯语和塔吉克语），译文曾多次单独出版。阿列克谢耶夫还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歌，译文准确、艺术性强，而其中最难的是用散文体翻译李白的诗作以及将具有令人惊叹的艺术表现力的文言文名作翻译成韵文，同时将原作诸多特征细致地传达出来。

如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旅行日记中所述，他计划先写一篇关于护身符的论文，再写一篇关于中国民间绘画的论文用来申请硕士学位，但结果是1916年他提交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术委员会的是一篇名为《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翻译与研究》（«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837—908›，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的宏大研究。《诗品》中二十四品，每品十二句，研究细致入微，论文打印稿差不多有1 000页。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学者才关注《诗品》，着手阐释这些复杂的诗句。笔者曾读到过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用英语出版的关于司空图的一本薄书，令人诧异的是，作者竟然以为自己是欧洲第一个司空图研究者。这篇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语文学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学位论文来源于阿列克谢耶夫对理解本地概念实质重要性的思考，不仅要学会阅读复杂的象形文字，还要善于用中国文化人的眼光，然后对等地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找到准确的词语来阐释这个概念并确定它在文化史上的位置。“我想成为汉学文化学家，全面、精深地掌握中国文化。今后的工作我想竭力拓宽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互通轨道，展示和宣传这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广阔、精彩的世界。”①Алексеев В.М.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уствий 1907 г.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8.—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阿列克谢耶夫旅行日记中所述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是即便现在来读，第一眼并不会觉得日记内容已陈旧过时，这真是令人惊奇！当然，中国已今非昔比。难怪阿列克谢耶夫当时就感受到了变革即将来临。他第一次中国之行后五年爆发了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是阿列克谢耶夫旅行中记录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征保存至今。现在，民间评书艺人甚至活跃在城市里，说《聊斋》，还有中世纪的长篇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种艺术形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震荡，重获新生。1981年我在古老的鼓楼旁一个普通的房子里，跟一百多名不同年龄的中国人一边喝着带涩味的绿茶，一边听有关三国故事的评书，就像当年的阿列克谢耶夫。说书人叫连丽如，是已故著名说书人连阔如的女儿。连阔如20世纪20年代跟从几位说书人学艺，也许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时就听过这几个说书人说书。不同之处是，现在说书人还通过广播电台说，将他们的说书内容录制下来并大量出版。早在20世纪50年代，天津评书艺人陈士和所说的《聊斋》12篇故事就曾单独成书出版。

如同阿列克谢耶夫那时一样，现在中国仍然从木版上拓印民间绘画，然后手工上色。1981年我到天津时，请求到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畹去过的杨柳青看看，阿列克谢耶夫还在那里买过木版画模板。我们乘车几分钟就到了目的地。原来，杨柳青“搬家”到了城里。当然，这不是指距天津近30公里的杨柳青那个地方，而是指利用“文化大革命”中留存下来的旧木版拓印画像的工厂，它们所生产的木版画不仅在中国销售，还出口到华人聚集的东南亚。我带着阿列克谢耶夫所著的《中国民间绘画》（«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到了一家工厂。这本书 1966年出版，当时中国的“红卫兵”们正在毁坏古代传统文化，将大量刻有画作的木版劈烂、烧毁。自然的，杨柳青没人对我拿去的这本书表示怀疑。工厂经理、艺术总监，还有研究部（现在竟然都有了这样的部门）主任围坐在桌旁，兴致勃勃地审视书中的插图。一会儿说：“是我们杨柳青的画！只不过木版早已失传！”一会儿说：“木版是从某个农民那里找到的。”“这个木版是山东魏县的，现在那里也恢复了木版画印刷厂。”重建的印刷厂众多，无一例外都是印制传统木版画，因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在民间传统艺术（无论是评书还是木版画）中引入新主题的大力尝试实质上并没有产生多少优秀作品，只是制造了一批粗糙的宣传画和大量缺乏艺术性的作品。

阿列克谢耶夫在日记中讲到，他曾参观过中国大量文物古迹。据他记载，6月8日参观了济南千佛山，山上有建筑拱门，墙上饰有书法，悬崖峭壁上凿出的岩洞里矗立着—座座佛像。阿列克谢耶夫曾到过千佛山两次：第一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周，第二次是1981年。1966年，他们一行人沿着小路，一个岩洞接着一个岩洞地走着，欣赏唐代雕刻的佛像。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什么，一些山洞门前会突然出现一块立着的牌子：“外国人禁止入内”。1981年已经看不到有上千年历史的佛像，都被“红卫兵”给毁坏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复制品，制作比原来粗糙（虽然中国人一般来说非常擅长制作极其精美的古文物仿制品和修复古文物），上色用的是现代化学颜料。不过书法名家的墨迹却得以幸免于难。我很好奇它们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有人骄傲地告诉我，一得知灾难即将到来，千佛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连夜用泥巴给遮盖起来封上了。十多年以后，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泥土敲打下来，所以现在古代大家的书法名作又呈现在参观者欣喜的目光中。因为千佛山古称“历山”，相传部落联盟首领舜曾在这里耕田，所以现在山顶建了一座小亭子，内立舜和他两位妻子的塑像，这是阿列克谢耶夫来时所没有的。

笔者于1966年到过曲阜—孔子的家乡。我拿着阿列克谢耶夫的游记在城里徘徊，试图弄清楚，在过去的近60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占地广阔的孔府内建造了一家宾馆，不过住在里面的是几名教师和从非洲南部某个地方来的一位华裔企业家。这位企业家不会讲普通话，不过认识一些汉字，他在纸上画了一个“汽车”的形状，想以此让人明白，他需要一辆汽车。看护孔子家族庞大墓地的年轻人把我们带到孔子墓，一切都还是阿列克谢耶夫日记中所描写的样子。只在孔庙西侧出现了一座小型汉代石雕博物馆。以前那儿只有7块浮雕，1949年以后从曲阜周边地区又搜集了100多块。这个博物馆的年轻馆长向我展示了刻有神话人物和二千多年前场景的画像石。当我告诉他，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畹见过这些他们刚搜集来的画像石，而且沙畹把这些画复印在了自己的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中并于1913—1915年在巴黎分卷出版时，馆长的震惊无以言表。他从未听说过这位法国汉学家的名字，其实他也没听说过欧洲其他汉学家。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已经出版了沙畹这本历史性著作的增补。

阿列克谢耶夫可以证实，沙畹曾梦想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现在中国各大城市都建立了博物馆，超过180座建筑杰作被当作国家级文物保护起来。1981年上海还出版了第一本《中国名胜词典》，其中收录了4 400多处名胜和不同时代的珍贵建筑，其中一部分在阿列克谢耶夫20世纪初的日记中已有描述。

“旅行就是一本书”，阿列克谢耶夫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如此写道。1907年，日记由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遗孀和女儿玛·瓦·班科夫斯卡娅（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1927—2009）筹备并首次出版（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在十月革命前已将日记整理好，但他认为应该先等沙畹的日记出版，所以放弃了先行出版自己的日记）。在中国旅行时，阿列克谢耶夫除了写俄语日记以外，还写了汉语日记，不知为什么他将后者交给了宗教历史博物馆。筹备出版1907年日记时，阿列克谢耶夫的妻子和女儿在他的汉学学生的帮助下，利用汉语日记中的一些信息对俄文日记进行了补充（遗憾的是，现在博物馆工作人员找不到这本汉语日记了）。同时在准备首次出版时，对日记中某些细节进行了删减，比如关于性格差异巨大的阿列克谢耶夫与沙畹之间并不总是顺畅的个人关系。

《1907年旅行日记》于1958年出版后立即引起关注。俄国六家杂志刊登了热烈的书评，西方国家的东方学家如汉学家埃·卡帕尔多涅（Э.Гапардоне，1985—1982）、日本学家谢·叶利谢耶夫（С.Елисеев，1889—1975）、蒙古学家尼·博别（Н.Поппе，1897—1991）纷纷发表评论。之后意大利发表了安娜·布雅蒂（Анна Буятти，1937—2013）关于该书和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间绘画研究的长文。《1907年旅行日记》俄文版面世后被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首先是由在圣彼得堡完成中学学业的贝尔森（С.Берзинг，1903—1994）翻译的精彩的德语译本，随后是天津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翻译的中文译本和安娜·布雅蒂翻译的意大利语译本。可能以后还会有保加利亚语和英语译本。德语译本配有精美插图，插图来自阿列克谢耶夫从中国运回的玻璃版底片，所以译本一问世就引起热烈关注，四家德国报纸刊登了长书评，奥地利维也纳《新闻报》（Die Presse）上刊载了格·卡明斯基（Г.Каминский）的长文，文章的副标题是“带着阿列克谢耶夫的旅行日记去中国”（В Китай с дневником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лексеева），证明阿列克谢耶夫的旅行日记没有过时。多年之后，两个在上海工作的德国人，受阿列克谢耶夫日记的鼓舞，沿着他的足迹完成了一次中国旅行，还写了一本书，以德文和中文出版。

阿列克谢耶夫的旅行日记中文版引起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关注。他近年来主持一个大型民间艺术搜集和保护项目。冯骥才首先在天津一家晚报上撰文评论了此书，之后到俄罗斯访问，在其所著《倾听俄罗斯》一书中专辟一章“年画狂人阿列克谢耶夫”讲述这本日记。以上种种表明，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旅行日记》中对中国文化及其特征、命运的沉思，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完成此次中国北方之旅时，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畹曾打算到南方也做一次类似的旅行，甚至已将行程定在次年。然而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自1908年开始，阿列克谢耶夫在1899年成立的北京中东铁路俄语学校教成年人俄语，工作并不轻松。1909年他决定趁新年假期到中国南方游历20天，前往上海、苏州、杭州和武昌。跟之前一样，阿列克谢耶夫最感兴趣的还是民间风俗、神灵崇拜，当然还有民间绘画，他在当时著名的绘画印刷中心苏州买了不少画作。然而事实上，他所买的很多画作并不是在苏州印刷，而是在上海——苏州和上海的印刷厂联系密切。阿列克谢耶夫在1940年给地理学会所做的一次讲座中，曾讲过这次短暂的旅行。2004年，玛·瓦·班科夫斯卡娅曾就此事给笔者写信：

为给南方之行的材料寻找合适形式伤透了脑筋：它与“旧中国”反差如此之大。我就像布里丹之驴，难以选择，但最终我认为还是找到了合适的编撰形式，据此对1909年旅行材料进行了加工整理。以阿列克谢耶夫在地理学会的报告提纲为基础（这一部分稍微有所删减和修改），添加了旅行日记中我认为最有趣和符合该书整体风格的一些摘录。

1912年阿列克谢耶夫终于完成了中国南方之旅。与北方之行相比，这次旅行完全不同—目的迥异、行程短暂、主人公年龄渐长及中国的巨大变化。这是一次由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与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组织的对中国南方沿海城市—上海、厦门、汕头、福州、广州的科学考察。在俄罗斯汉学家中，阿列克谢耶夫第一个考察了普陀山岛—中国最知名的观世音菩萨的朝圣中心。这次考察，阿列克谢耶夫携带了相机和为民族学博物馆购置物品的钱款。众所周知，阿列克谢耶夫为博物馆运回千余件展品，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对这些展品进行科学描述，尽管其中一些，比如福建和广东佛山的展品，已经在中国出版物上刊登过。此次考察之前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朝政权被推翻，确立了共和国政体。这已是一个众多方面不同的中国，然而阿列克谢耶夫大体上发现了新中国的外部特征，包括剪掉象征臣服于清朝政权的辫子。此时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也不再是在读研究生，而是在大学任教的副教授，他在圣彼得堡的办公桌上放的是选题独特的论唐朝司空图诗学的学位论文，往日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并未遗忘。

因为种种原因，1912年日记与1907年日记完全不同，前者显得更精干、简练，“年轻人”日记中动人的艺术性几乎消失，但是观点和思维的锐利还在。重要的是，将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体散文归入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最杰出的游记著作之列，丝毫不显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