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北遊不歸原因再探

孫雪霄

提要： 論文依据顧氏詩文中的相關線索，試對梁啓超提出的顧炎武終老不歸鄉里的“啞謎”做一解答。顧炎武北遊不歸原因有四： 家難和松江獄的雙重威脅是顧氏北遊初期不返鄉里的主要原因；北遊後期經濟上的困窘，是顧炎武不能返鄉的客觀原因；北遊極大地拓展了他的生存空間，對顧炎武生平功業著述的實現大有裨益，這是他北遊不歸的深層原因；此外，北遊不歸亦是顧炎武深心思慮、考量得失之後作出的抉擇，與其遺民心理和清廷羈縻政策下的暮年境遇相關。四點原因之中，後兩點才是顧炎武最終決定北遊不歸的關鍵。

關鍵詞： 顧炎武 北遊 不歸

顧炎武自順治十四年(1657)離家北上，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曲沃(今山西临汾)病逝，其間除了有過五次短暫的南歸以外，這二十五年的時光幾乎全部是在北方度過的。爲什麽顧炎武會選擇在北方度過自己的後半生，寧願客死他鄉也不肯回歸故里？這一問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梁啓超曾慨言：“他雖是南人，下半世卻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極厚、守禮極嚴的君子。他父母墳墓，忍着幾十年不祭掃。夫人死了，也只臨風一哭。爲何舉動反常到如此田地？這個啞謎，只好讓天下萬世有心人胡猜罷了。”(《清代學術之建設》)(1)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頁50。顧炎武的北遊及其終老不歸的原因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黄正藩、陳友喬、趙剛等學者重點從顧氏北上抗清志願和家難威脅兩方面分析了顧炎武離鄉北遊的直接原因。(2)詳見黄正藩《顧炎武北上抗清辨析》，《蘇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頁100—105；陳有喬《顧炎武北遊期間的經濟生活》，《蘭州學刊》2009年第7期，頁210—212；趙剛《顧炎武北遊事迹發微》，《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頁45—50。陳友喬從顧氏北遊期間的治生之道與遺民心理角度分析了顧氏北遊不歸的經濟基礎與精神訴求，并從歷時的角度，分析了顧炎武北遊二十五年中，從“不敢歸”到“不能歸”再到“不忍歸”的心路歷程。(3)陳友喬《顧炎武北遊期間的經濟生活》；《顧炎武北遊不歸的地域傾向性探析》，《武漢交通職業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頁8—11；《顧炎武北遊不歸之原因探析》，《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頁87—90。然而，前人的論述多聚焦於顧炎武北遊不歸現象本身，對顧氏北遊期間的學術交遊與著述活動之間的關係並未展開細緻的考究，對清初羈縻政策影響下的遺民環境和心態變化也較少深入地論及，而事實上，相比顧氏北遊的直接動因及不歸的客觀原因，這兩點更應作爲其北遊不歸的關鍵。因此，筆者擬就顧炎武的生平經歷及其詩文中的相關線索，對其北遊不歸的原因再作一番梳理，並就此論題給出更爲全面的考證與論析。

一

家難和松江獄的雙重威脅是顧氏北遊初期不返鄉里的主要原因。

顧炎武嗣祖去世之後，族人每爲家産分配問題爭執不休，以至屢構家難。崇禎十四年(1641)春，顧氏族叔顧葉墅、族兄顧維先構難，其後族人爲侵奪田産，(4)吴映奎《顧亭林年譜》記本年事云：“先生從叔季皋(顧葉墅)與先生從兄仲隅(顧維)構家難。”周可真《顧炎武年譜》“崇禎十四年條”又據徐乾學《舅母朱孺人壽序》“家難復作，室廬失火被焚”，判定當年至少發生了兩次家難。見周可真《顧炎武年譜》，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54。又遣人放火焚燒顧家房屋。顧炎武在《十月二十日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墓之左》詩序中稱：“昔重光大荒落(筆者案： 崇禎十四年，1641)之歲，葬先王父，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遂熄。”(5)顧炎武撰，王蘧常《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89。顧炎武迫於族人侵奪家産的威脅，無奈之中將八百畝良田半價典於里豪葉方恒，又於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奉母率家人遷居常熟唐市。儘管一再妥協退讓，但仍不能使災難平息，崇禎十七年十月，其崑山千墩家中再度被劫，佃屋亦被焚毁，顧氏在《與歸莊手札》中述此事云：“往日之舉，犯而不校，逆獸已無所用其炰烋。今乃黑夜令人縱火，焚佃屋一所，弟既蕩無一椽，僕悲亦瞻烏靡集。……包藏禍心，日甚一日。”(6)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25。上次焚屋之事由顧炎武族叔從中調停，(7)顧炎武《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曰：“先王考捐館，余壘焉在疚，而鬩侮日至，一切維持調解，惟叔父是賴。”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頁162。據此可知，往日族中構難，係由顧炎武族叔顧蘭服從中調停。故顧氏“犯而不校”，然族人不知好歹，竟再尋仇隙，顧炎武忍無可忍，他在給族兄顧維的書信中嚴詞質問：“孰使我六十年垂白之貞母，流離奔迸，幾不保其餘生者乎？孰使我一家三十餘口，風飛雹散，孑然一身，無所容趾者乎？孰使我遺貲數千金，盡供猱攫，四壁并非己有，一簪不得隨身，絶粒三春，寄飡他氏者乎？”(《再答從兄書》)(8)《顧炎武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一，頁193。順治二年乙酉(1645)，清兵南下，顧葉墅、顧維二人殉難，然而家族内部的恩怨卻並未因此終結。據顧衍生《元譜》“順治五年條”，是年顧炎武從叔父季皋與從兄仲隅構難，語濂涇家中又遭劫，家難雖時逾十年而猶未解。(9)見周可真《顧炎武年譜》“順治六年”條，頁132。顧炎武爲避冤家陷害，於順治七年扮作商賈，離鄉遠遊，其《剪髮》詩云：

畏途窮水陸，仇讐在門户。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10)《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二，頁309。

王蘧常案曰：“時葉案尚未起，曰‘在門户’，明指族人，頗疑維雖死，其子洪徽等仍續與構難，竟致不能安其所居。”(11)《顧亭林詩集彙注·詩譜》，頁1295。又，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曰：“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12)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二，朱鑄禹《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29。可見顧炎武爲逃避族人陷害，於吴中各地輾轉，遂已有“浩然思中原”(《剪髮》)之志，(13)《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二，頁310。然其行蹤未遠，尚未作北國之遊。

順治九年，顧家世僕陸恩投叛里豪葉方恒，與之合謀誣告顧氏潛通鄭成功聯絡抗清，冀顧氏畏罪逃亡，從而吞并其田産，鄉里之災隨之升級。順治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顧氏歸崑山擒殺叛奴陸恩，以是松江獄起，幸得摯友歸莊、路澤溥諸人多方營救，經歷數月牢獄之苦，於次年春獄解返鄉，旋即赴南京鍾山旅居避難。里豪葉方恒構陷未成，怒息難平，遂再遣刺客至南京太平門外伏擊顧氏，意欲置其死地，幸得路人相救，才保住性命。叛奴陸恩黨羽亦受葉氏指使，趁間再劫顧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14)歸莊《歸莊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33。這次災難促使顧炎武決計遠行，誠如歸莊所言：“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能勝，則浩然有遠行。”(《送顧寧人北遊序》)(15)《歸莊集》卷三，頁233。然而，顧氏遠行初意向南而非北，他曾與南明使臣聯絡，想要投赴南明朝廷，(16)順治十三年秋，顧炎武在神烈山脚下茅舍中密會了一位神秘使者，有《出郭》詩記其事，詩用“王稽”、“《僮約》”典。王蘧常案此詩曰：“王稽云云，當有所托。疑南明當有使至……時永曆初入雲南；魯王已去監國號，鄭成功奉居金門；成功方應永曆詔，欲北上爭衡。則先生此行，或滇或閩乎？”又曰：“此詩全用《僮約》，不知其意何居？或謂已變姓名獨去，事必躬親耶？”(《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513—514)。再參合隨後所作《旅中》詩中對此行途中“釜遭行路奪，席同舍兒爭。混迹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糝中羹。浦雁先秋到，關雞候旦鳴”這番艱辛情形的描述和“買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515)這番心迹流露的話，王蘧常的推測不無道理。或因二詩中確實隱藏着顧炎武聯絡南明使臣的秘密，潘耒刻本才特意將二詩删去，以免因此獲罪。在南行未果的情形下，纔於次年秋辭别親友，北遊中原。

族人的再三尋釁、里豪惡奴的殘忍陷害令顧炎武心有餘悸：

余既爲宵人所持，不敢遽歸，而叔父年老，望之彌切，貽書相責，以爲一别十有八年，爾其忘我乎？炎武奉書而泣，終不敢歸。(《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17)《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頁163。

“宵人”迫害是顧炎武北遊初期不敢歸鄉的重要原因。但是，鄉里之災的威脅很快隨着社會人事的變遷而消解，以顧氏之聰明機警絶不會没有察覺，其仍執意不歸令親友難以理解，歸莊曾以書信責之曰：“顧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仇，勢非得已。歲月既久，怨仇已釋；且今年讎家已盡室赴任，更無所慮。……兄今欲歸，其孰禦之？獨無丘墓之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懇懇於懷者也。”(《與顧寧人》)(18)《歸莊集》卷五，頁324。順治十五年(1658)，里豪葉方恒中進士，舉家入京，不可能再爲害鄉里，且顧炎武的三位外甥接連中第，各居大學士、尚書高位，(19)徐元文於順治十六年(1659)年中狀元；徐乾學於康熙九年中探花；徐秉義於康熙十二年中探花，一門三鼎甲，名振朝野，顯赫一時。往日仇家縱有心陷害，亦不得不投鼠忌器，故鄉情勢確如歸莊所言：“前事萬不足慮。”(《與顧寧人書》)(20)《歸莊集》卷五，頁340。因此顧炎武北遊後期不肯回鄉便無法再以“避仇”二字簡單釋之，其中必另有隱情。

二

北遊後期經濟上的困窘境地，是顧炎武不能返鄉的客觀原因。

北遊後期，顧炎武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曾自慨：“哀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與李中孚書》)(21)《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0。康熙六年(1667)，他在給歸莊的信中説：“承諭三窟之計，向時曾有之。今老矣，時時念故鄉，繞樹三匝，未嘗不作南枝之戀也。人從吴會來者，言彼中人家，日就凋零，情況日就鍥薄。又見震澤波濤，魚鳥俱亂。而冥飛之羽，晏然不聞，暫且偷安異邦，陸沉都市，豈有文淵邊郡、子春無終之意哉！少俟倦還，即當卜鄰偕友，追年少之歡悰，樂丘園之肥遯。合并之期，可計日俟耳。”(22)此札爲顧炎武佚文，由吴縣顧氏鶴廬收藏，今本《顧亭林詩文集》失收，轉引自柴德賡《跋顧亭林〈致歸元恭札〉墨迹》，《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313(是文原載於《香港大公報·藝林副刊》1965年1月10日)。據柴德賡考訂，是札作於康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當是顧氏於淮上啓程北歸前所作。歸莊來信已佚，然據顧氏回信文意可知，其來信中有“狡兔三窟”之語，蓋謂顧氏北國所歷多置田産，似有終老於此之意，故以“三窟”擬之，顧氏回覆好友説自己年事已高，思鄉之情日切，並無馬援、田疇終老邊郡之志，並表示已經準備返歸故鄉，“合并之期，可計日俟耳”(同上)，與好友重逢指日可待了。然而，就在顧炎武爲返鄉做準備的時候，卻再次因姦人誣告，卷入了黄培詩案。是案前後審理近一年，居獄半載，(23)自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顧炎武聞山東有案株連，次日啓程投案，至康熙八年三月十六日結案，前後歷時一年月餘，其間自三月十五日入獄拘禁，至九月二十日獲保出獄，計有半年時間身陷囹圄。參見周可真《顧炎武年譜》“康熙七年”條。若非親友徐元文、李因篤、朱彝尊、顔光敏等人竭力營救，險些性命不保，因此回鄉之事被暫時擱置起來。

實際上，在入獄之前，顧炎武的經濟狀況就已出現問題。他曾於康熙五年(1666)致書陳芳績，稱：“微本爲人所負，相知官長一時罷裁，姦人構旤，幽囚異方，僕夫逃散，馬驘變賣，而日用兩餐無所取給。”(《答人書》)(24)《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二，頁205。此書雖爲拒絶陳芳績提攜請托而作，未免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也可以看出此時顧炎武由於千金貸款無法收回，田産又隨時可能被姦人侵占，日子過得很不寬裕。入獄期間，顧氏生計更加艱難，“債主斷絶，日用艱難。莊田之麥俱爲劉棍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與人書》)(25)《顧亭林詩集彙注·亭林佚文輯補》，頁235。獄解之後，顧氏再生歸鄉之念，他在《與人書》説“於新秋挂帆南下，小憩淮上，即去吴中”，(26)《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二，頁202。即擬於康熙八年初秋啓程返鄉。至於此行的路費和南歸後的生計安排，他也做了打算，“此田(筆者案： 即已收回的章丘大桑莊田産)姑備公肅之名管業，以爲轉售之地。此處取得本銀到手，方可南歸”(《與原一甥》)。(27)《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二，頁203。顧炎武本擬以轉售大桑莊田産的收入作爲歸鄉盤費，然事與願違，這塊田産始終無人問津，其中情由據顧氏自述可知：“今非無願買之人，而田虧糧羨，至四五十畝，誰肯包賠？此必不成之事。萬一天下有此癡人，某亦決不肯糊塗相付，以彼人之欺我者而轉欺人也。”(《答張稷若書》)(28)《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一，頁183—184。這塊田産本屬貧瘠之地，經顧氏四年多耕耘治理，始爲良田，(29)顧炎武《與顔修來手札》云：“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良田。”《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頁230。後來惹了官司，無人照管，又致使田糧虧損，顧氏爲人端然正義，絶不肯爲欺瞞之事，凡有欲買田者，必告之以實情，如此一來自然難以脱手了。

没有足夠的盤費，顧炎武回鄉的願望遲遲不得實現。康熙十八年(1679)，顧炎武曾有河南之行，本擬歷河南至淮上，與友人張弨當面議定校改《音學五書》之事，然終因資斧告匱而止於西河，如《與王山史》書曰：“弟今年涉伊闕，出轘轅，登嵩山，歷大騩，將有淮上之行，而資斧告匱，復抵西河暫憩。”(30)《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二，頁197—198。又《復湯荆峴書》曰：“弟近二十年精力并用之音韻之學，今已刻之淮上，惟待自往與張君力臣面加訂改。今年至睢，值淮西飢荒，又乏資斧，不果前行，明春當再裹糧東去。”(31)《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頁52。至淮即已捉襟見肘，返鄉則更遥遥無期。

顧炎武晚年一直在回鄉之願和資費短缺的困擾中徘徊，他曾經與親友具體計算過回鄉一行所需費用：

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親朋乞假，復在其外。舟車所歷，來往六千。(《與李中孚書》)(32)《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1。

屈指此行，吴門當住十日，崑山半月，千墩一月，各處墳墓皆當展敬；親朋歷年存亡，皆當弔慰；淮、揚、白下以至嘉、湖數郡交好之士，皆當過詣其廬，此又得兩三月。淮上勘書出書，復得一兩月。而夏暑秋潦冬寒，並不利於行路，則必以春去而以春回，首尾一年，費當若何？吾自甲寅以後，坐食六年，每年約一百二三十金。兼以刻書之役，千墩來物已盡用之。然北方往來，寄食於人，而自有馬驘，所需不過芻秣。南方則升米壺醪，皆須自買，一倍矣；鬻騎買舟，二倍矣；窮親敝友九流三教之徒，無不望切周旋，而久在四方，則自遠之朋，不速之客，亦所不能絶，三倍矣；官長我所不干，甥姪之家饔飧自所不辭，資斧豈宜相累。然則費何從出？設若羽書狎至，二豎偶嬰，停閣一時，便有一時之費，又不止如前所計而已也。(《與原一公肅兩甥》)(33)《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三，頁214—215。

南歸省親前後至少需有一年時間，其間行旅、飲食、舟車及墳墓祭掃、親友拜謁等花費幾倍於北方，而顧炎武自千墩老家帶來的、祖輩留下的家産早已在長期客寓生活和刻書事役中消耗殆盡，章丘桑田始終未能賣出，又没有其他經濟來源，如此巨大的行旅花銷是顧氏難以負擔的。

顧炎武有此窘境，親友亦深知之，多有願出金資助者，但顧氏都没有接受。康熙六年(1667)，顧氏南歸淮上，過訪王略，略曾勸之曰：“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顧氏“逡巡未果”(《山陽王君墓誌銘》)，(34)《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五，頁118。蓋不願以己事累及友人。其後，顧氏三甥亦多次表達過乞養之願，勸其南歸故里，旅中一行所費，南歸卜築生計支用皆願爲代辦，但他也没有接受，於書信中説：“又謂能代出行途之費，若謂取諸宫中，恐非吾甥所能辦；若欲我一見當事，必謗議喧騰，稚珪之移文，不旬日而至於几案矣。”(《與原一公肅兩甥》)(35)《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三，頁215。顧炎武與其三甥一爲明朝遺民，一爲新朝仕宦，政治立場不同，顧氏不能不有所顧忌。爲避免世人詬議，損傷名節，他也没有接受其三甥的資助。“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顧炎武的歸鄉之行“以此徘徊未果”(《與李中孚》)。(36)《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1。

三

顧炎武自幼心懷大志，“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序》)，(37)《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六，頁131。期以平生所學輔佐英主。中年身遭國變，奉嗣母遺命“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與史館諸君書》)，(38)《顧炎武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頁54。但他對遺民意義的理解卻不僅限於堅貞守志。顧炎武身處亂世，敢於背負匡扶大任，在極端艱難的境地中仍懷抱用世的願望，憑藉著書立説垂名後世，相比僻處一地，孤絶守志，北遊極大地拓展了他的生存空間，對其生平功業著述的實現大有裨益，這當是他北遊不歸的深層原因。

旅居北方的二十五年間，顧炎武始終懷抱着潛謀恢復的心志，每到一地即四處尋訪、聯絡遺民志士。如其詩云：“我行適東方，將尋孔北海。此地有遺風，其人已千載。”(《濰縣》其二)(39)《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598。“復思塞上遊，汗漫誠何當。河西訪竇融，上谷尋耿況。”(《京師作》)(40)《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605。“我行至北方，所見皆一概。豈有田子春，尚守盧龍塞。”(《玉田道中》)(41)《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623。詩人期望找到像孔融、竇融、耿況、田疇那樣在亂世中能治安一方、抵禦侵陵、忠義智勇足以合謀共濟的遺民志士，儘管行經各地，少有所遇，但始終不曾動摇，他曾在《秋雨》詩中自曝心志：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流轉三數年，不得歸園林。蹠地每塗淖，窺天久曀陰。尚冀異州賢，山川恣搜尋。(42)《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682。

詩人生無錐土而心繫四海，他抛棄家園，飄零絶塞，歷經坎坷，爲的正是尋訪遺民志士，共謀恢復大業。

儘管顧炎武始終懷抱恢復之志，但在其啓途北遊後的十年間，抗清勢力漸漸消頽，南明永曆王朝、魯王監國相繼覆滅，(43)順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吴三桂擒永曆帝於緬甸，次年四月十五日絞殺於雲南府；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二十一日，南明監國魯王朱以海卒於臺灣。作爲一個對政治大勢具有敏鋭洞察力的士人，他不得不面對清祚日穩的現實。在這樣的情勢下，身爲遺民而依舊苟延性命於異族統治之下，更需對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作出交代。

“不死”何爲？其時遺民如是説：“明末遺逸，守志不屈，身雖隱而心不死，至事不可爲，發憤著書，欲托空文以見志。”(《清史稿·談遷傳》)(44)趙爾巽《清史稿》卷五〇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3864。“以二十年幸生而自謂尚可與兄披襟解帶而無愧者，非獨以杜門守死爲然也。”(徐枋《與葛瑞五書》)(45)徐枋《居易堂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14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09。不以“杜門守死”作爲生命的終結，身隱而心不死，在“事不可爲”之際，以“發憤著書”爲自己的生命注入新動力，生發新價值，這成爲當時有志遺民普遍的人生選擇，而顧炎武正是其中翹楚，其自言：“百家之説，粗有窺於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於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與戴耘野》)(46)《顧亭林詩文集》卷六，頁140。

錢穆曾評價顧炎武學術成就説：“亭林成學著書，大率在四十五歲北遊以後。”(《亭林與梨洲兩人之異同》)(4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66。誠哉是論。顧炎武生平著述或創作於北遊期間，或在北遊過程中得到了重要的修訂與補充，可以説北遊期間的學術成就真正奠定了顧炎武作爲“清學開山”學術地位。

顧炎武生平精心纂輯的兩部學術著作《音學五書》、《日知録》起筆始自北遊之前，但其增補、修訂、完善與付梓皆在北遊途中完成。顧炎武自序《音學五書》曰：“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音學五書後序》)(48)《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二，頁26。顧炎武《音學五書》的寫作始自崇禎十六年(1643)之前，先成《詩本音》與《唐韻正》，(49)《音學五書後序》末後署日期“上章涒灘寎月之望”，即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序中自言“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再據《音學五書》前曹學佺序文後署日期“崇禎癸未”，以此推算《音學五書》最初寫作於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之前。曹序中稱：“吴門顧寧人……出其所著《詩本音》示予。”又顧氏《吴才老韻補正序》：“余爲《唐韻正》，已成書……頃過萊州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月餘。”顧氏於順治十四年(1657)啓途北遊後先至山東萊州，與任唐臣訂交，由此可知《音學五書》中的《詩本音》、《唐韻正》兩書於北遊前已成書。北遊後又著成《音論》、《易音》、《古音表》，於康熙六年(1680)由友人張弨父子手書校寫，付刻於淮上。北遊三十年間，顧炎武行旅所歷“無日不以自隨”，途中每與學侣就正考校，僅顧氏《送韻譜帖子》中所列參閲過此書的北方學侣即有申涵光、路安卿、孫奇逢、王弘撰、楊謙、何公祖。是書“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對寫作於北遊之前的部分也作了較大的删改，如其在康熙五年(1679)寫給顔光敏的信中稱：“所留《詩本音》乞付下，已大加删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與顔修來手札七》)(50)《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頁228。《日知録》一書被顧炎武奉爲“平生志業”所在，(51)顧炎武《又與友人論門人書》：“所著《日知録》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頁47。是書始撰於崇禎年間，於康熙九年，即北遊後十三年，初次結集，刻成八卷，至康熙三十四年，即顧氏去世後十三年，由顧氏門生潘耒再刻其臨終遺稿凡三十二卷。顧氏曾在《初刻日知録自序》中稱：“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52)《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二，頁27。又在《與潘次耕書》中稱：“《日知録》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則以臨終絶筆爲定。”(53)《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77。可見《日知録》是顧炎武終其一生著成的讀書札記，而其中絶大多數篇章的纂輯與整部書的完善修訂完成於北遊時期。

顧炎武兩部史地巨製《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的撰著也多得益於北遊。順治九年(1652)，顧氏江南學侣在爲其“北學中國”而作的《爲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中稱：

寧人年十四爲諸生，屢試不遇。由貢士兩薦授樞曹，不就。自嘆：“士人窮年株守一經，不復知國典朝章官方民隱，以至試之行事而敗績失據。”於是盡棄所習帖括，讀書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閲之，凡一萬二千餘卷。復取二十一史并實録，一一考證，擇其宜於今者，手録數十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遂遊覽天下山川風土，以質諸當世之大人先生。(54)《亭林先生同志贈言》，《亭林先生遺書彙輯》，南京，鳳凰出版社，頁3298。

據此可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的撰著自有計劃，前後分作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依據史志文獻，對其中有關民生利病的資料進行搜集與整理，這一工作其北遊之前已基本完成；第二階段是在“北學中國”的過程中“遊覽天下山川風土”、“質諸當世大人先生”，通過實地考察和就教學侣對著作進行考訂與補充。康熙元年(1662)，即《徵書啓》寫作十年後，《肇域志》初稿已成，顧炎武作《書楊彝萬壽祺等爲顧寧人徵書啓後》憶及十年來遊學經歷曰：

右十年前友人所贈。自此絶江踰淮……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爰成《肇域記》，而著述亦稍稍成帙。(55)《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頁221。

全祖望曾描述顧炎武北遊期間治學情景曰：“凡先生所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亭林先生神道表》)(56)《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鮚埼亭集》卷十二，頁230。可以説考之實地聞見、徵之史志文獻的治學方法在顧炎武北遊期間的著述中體現得最爲突出。

憑藉少年時期熟讀經史、留心時務所打下的堅實學術根基、中年以來北遊中原、行經各地的親歷考察和見聞，同志學侣間的相互辯論與砥礪，再加之以惜時如金、毫無倦怠的治學精神，顧炎武在北遊二十五年中著述頗豐。其完全創作於北遊時期的著作如《登岱記》八卷(成書於順治十五年，1658)、(57)顧亭林於次年返揚州，友人黄師正順治十六年有詩《寧人道兄歸自燕出示近作》，云“訪嶽先成《登岱記》，入都爭誦謁陵詩”，可證其《登岱記》成書於上年泰安之遊先後。見《亭林先生同志贈言》。《營平二州史事》六卷(成書於順治十六年，1659)、(58)《營平二州史事序》云：“其後(筆者案： 明人郭造卿著成《永平志》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稿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内，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二，頁28。《北嶽辨》(成書於康熙元年，1662)、(59)《北嶽辨》書後云：“(前此)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一，頁9。《裴村記》(成書於康熙二年，1663)、(60)《裴村記》云：“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數十人。”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五，頁101。《昌平山水記》(成書年代不詳，最晚不遲於康熙六年，1667)。(61)王弘撰《山志》云：“《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見王弘撰《山志·初集》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61。

顧炎武曾説“百姓之病，亦儒者所難忘”(《與友人書》)，(62)《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一，頁190。將“明道”、“救世”作爲君子治學的兩大要旨。(63)顧炎武《與人書二十五》：“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98。其身歷國變，經歷了志謀舉義以待恢復到傾力著述以待後王這一心路歷程的變化，特别是在北遊之後，深入中原腹地，目睹民生疾苦，對“天下郡國利病”有了更爲深刻的體認，因此，從關懷民生、直切時弊的角度，顧炎武北遊期間的論著較之前作有了很大提升。如《日知録》卷十“紡織之利”條記述“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税日逋”，建議當事“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64)黄汝成《日知録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11—612。又如康熙十九年(1680)，六十八歲的顧炎武在寫給當朝貴甥徐元文的書信中描述親歷目見關中政事之弊、民生疾苦，認爲此將成爲引發暴亂、導致政權不穩的隱患，囑其以此向君王進言。(65)參見《答徐甥公肅書》，《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六，頁138—139。又曾在臨終前一年大病初愈後，作書信與薊門當事，分析國家對秦地的賦税征收形式對民生的重要意義。現因國家税賦征之錢銀，致使百姓不得不向權要借貸，高利貸使他們背負了更爲沉重的負擔，愈加難以維持生計，遂建言當道對秦民征之本色，以此緩解社會矛盾。(66)參見《病起與薊門當事書》，《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頁48—49。在北遊歷程中，顧炎武的心志境界逐漸從忠於一朝一姓的格局中脱離出來，“遺世”而不“忘世”，以“天下興亡”作爲儒者的志職。

顧炎武之所以能在北遊時期取得如此大的學術成就，首先得益於學侣間的交遊與砥礪。顧炎武非常重視行歷交遊對士人開闊胸襟、增廣見聞的作用，認爲“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與人書一》)。(67)《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90。其作《廣師》篇稱述平生交遊中可爲己師者十人，其中半數結識於北遊時期。(68)《廣師》中所列結識於北遊時期的學侣有： 張稷若，字爾岐，順治十四年(1657)與顧氏訂交於山東濟南；傅山，字青主，康熙二年(1663)與顧氏訂交於山西太原；李顒，字中孚，康熙二年與顧氏訂交於陝西盩厔；王弘撰，字山史，康熙二年與顧氏訂交於陝西華陰；朱彝尊，字錫鬯，康熙五年與顧氏訂交於山西太原。這些北方學侣治學各有擅長，顧炎武多與其討論著述，辨析疑難，並采其卓見入著作中。如顧氏對山東大儒張爾岐治三禮的功力大爲嘆服，在《日知録》卷一四“喪禮”、卷一五“停喪”二條中吸收了他的學術觀點。又對闕里顔光敏的音學造詣頗爲認可，多次呈送所刻音學著作，與之辨析疑難，考校得失。錢穆曾説：“亭林學侣，在南者多尚藻采而貴通今，在北者多重質實而務博古。亭林自四十五歲北遊，往來魯、燕、秦、晉二十五年，嘗自謂‘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然豈止舟鞍、稻麥之辨哉？其學亦北學也。雖其天性所喜，亦交遊濡染有以助之矣。”(6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68。較之江南學侣，顧炎武精於考覈，崇實博古的學風與北學風氣更爲契合，與北方學侣間的交遊使他不囿於一家之論，視野大爲開闊，爲有清一代南北學術交流成就一段佳話。

此外，北遊使顧炎武有機會博覽各地書籍、碑刻，爲其著述提供更爲確實、珍貴的文獻資料。如《金石文字記》卷六記顧炎武至北嶽廟讀録唐碑情景，正是據此碑文所記，結合史料文獻徵考，對北嶽之祭於曲陽而非渾源做出了準確的考辨。(70)參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六，《顧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404。又如《吴才老韻補正》的成書緣於北遊途中重要音學文獻宋人吴棫《韻補》的訪得寓目。(71)參見《吴才老韻補正序》，《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六，頁132。再如《山東肇域志》的撰寫多得“《山東通志》局”所藏山東郡邑文獻之助。(72)參見《與顔修來手札》，《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頁226。

顧炎武被友人稱作“東西南北之人”(《與蘇易公》)，(73)《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三，頁207。其學識氣度、胸懷抱負自非江南一地可以牢籠，不論是四方求訪以“待恢復”，還是窮力著述以“待後王”，北遊都大大擴展了他的生存空間，使其走出易代之際江南文人局促的生存境地，在更廣闊的天地間施展作爲、播越聲名，誠如少年摯友歸莊所言：“使兄不遇訟、不避仇，不破家，則一江南富人之有文采者耳，豈能身涉萬里，名滿天下哉！”(《與顧寧人書》)(74)《歸莊集》卷五，頁339。也正因此，顧炎武漸漸堅定了北遊不歸的信念。

四

上文所述北遊之初來自族人的構難與威脅，中年以來日漸拮据的經濟狀況，四處訪求伺機以待恢復的遺民心志，與成就著述以待後王的學術追求，基本概括了顧炎武北遊不歸的現實原因。顧氏作爲一代遺民楷模，不僅才略過人，而且心思縝密。終其一生，不論治學、著述，還是交接、行止，莫不經過周詳的思慮布略，這使他處身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不曾進退失據，身經世亂猶能成就大略，故從這一角度看，北遊不歸亦是顧氏深心思慮、考量得失之後作出的抉擇，這一深層原因需更從其心理求之。

首先，易代之際對士人的道德評價極其嚴苛，特别是甲申國變之際鋪天蓋地的死亡語境，使遺民的生存空間愈發促狹，苟生者不得不以異乎常情的、枯槁冷寂的生存方式證明其志節不移。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土室絶交”，如關中大儒李顒自號“土室病夫”，平日“鎖扉幽居”，唯待“宿契之來”，方才“啓鑰晤言”(《答張伯欽》)；(75)李顒《二曲集》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61。更有自律甚嚴者如徐枋，“始則絶迹城市，今并不出庭户，親知故舊，都謝往還，比屋經年，莫睹我面”(《與馮生書》)。(76)《居易堂集》卷三，頁125上。然而這類僻處一室、窮獨孤守的生存方式與顧炎武志在四方的丈夫胸襟頗不相稱，他對遺民的生命價值作了深刻的思考：

人臣遇變時，亡或愈於死。夏祚方中微，靡奔一人爾。二斟有遺迹，當日兵所起。世人不達權，但拜孤山祀。(《濰縣》其一)(77)《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三，頁596。

不以“死”作爲“人臣遇變”時的唯一出路，也不以“處”作爲遺民職責的最終完成。苟存性命於天崩地陷之際，蓄積力量終成恢復大業誠非易事，但若終能成事，確也是遺民生命價值的終極所在。因此相比餓死首陽的伯夷、叔齊，顧氏更願意效仿的是助成少康中興的遺臣靡，與其窮處一室，了此殘生，不若行走四方，伺時而舉，顧炎武賦予“遺民之遊”以關乎社稷存亡的崇高意義。

其次，在異族統治的背景下，遺民語境中的“鄉土”概念逐漸淡化，遺民的遊走播遷與居處擇取本自其文化選擇與精神訴求。歸莊曾言：“余今客淮陰，固非吾土也；即歸吴中我所生長之鄉，猶非吾土也。駱賓王有云：‘觀今日之域中，是誰家之天下？’既身淪左衽之邦，不能自拔，不得已，就其所居之處，指爲己之齋，亦猶平叔所謂何氏之廬也。”(《己齋記》)(78)《歸莊集》卷六，頁352。“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對異族政權下的遺民來説，昔日之山河已是物是人非，無論身居何處，皆非“吾土”，自不必固守於鄉土。顧炎武在晚年與外甥的書信中説：“或者譏其棄室家，離鄉井，以爲矯枉不情；又或以子夏不歸東國，梁生不返西州，爲達人之高致，皆未辨乎人事者也。”(《與原一公肅兩甥》)(79)《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三，頁215。垂暮之年落葉歸根本是人之常情，遲遲逡巡未歸不免引人議論，譏之者謂之“矯枉不情”，譽之者謂之“達人高致”，世論紛紛皆不解顧氏深心，其所顧慮者除信中所述南行之經濟負擔外，對故土的情感疏離更是根本所在。

明清之際的江南經濟繁華，士風柔脆，人心躁競，難以集事，對此時人多有批評，如錢謙益認爲吴中士子缺乏特操，“好隨俗尚同，不能踔厲特出”(《孫子長詩引》)。(80)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四〇，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086。顧炎武雖然生長吴中，但對此地風氣甚爲反感，全祖望在《顧炎武先生神道表》中稱其：“雖世籍江南，顧其資稟，頗不類吴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裙屐浮華之習。”(81)《鮚埼亭集》卷一二，頁228。直至晚年，顧炎武每每談及家鄉，非但少有依戀之情，更對其地“人心趨利”耿耿於懷，他曾在寫給門生潘耒的信中説：“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蠛蠓，亦豈得容身於其間乎？”(《與潘次耕》)(82)《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六，頁141。相比之下，北方特别是關中風土更令顧炎武適意。從地勢看，關中幽僻且地勢險要，符合顧炎武“進可攻，退可守”的遺民心態，“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户，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與三侄》)；(83)《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7。顧炎武曾與黄宗羲在就“建都”題目的討論中議及關中形勢：“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録》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親歷者不能知也。”可見顧炎武之卜居華下，確是做了兩方面的打算的： 一則，從“進可攻”的角度，關中的地理位置重要，有建都之勢；一則，從“退可守”的角度，關中不似吴中、京畿人聲鼎沸，士風躁競，是晚年顧炎武專心著述、躲避權要羈縻的最佳選擇。從治生看，關中物價較低，治生容易，“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與李中孚》)；(84)《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1。從士風看，關士忠義剛厲，磊砢不常，“關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概，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之説不敢倍”(《富平李君墓誌銘》)；(85)《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五，頁118。從學術環境看，關中紳崇學重道，對顧炎武禮遇有加，“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與三侄》)，(86)《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7。“流離關、華……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與王虹友書》)，(87)《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89。“遍天下都是我去依人，而關中却是人來附我”(《與李星來》)；(88)《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一，頁187。從學術風格看，關學淳樸質實，崇實學、尚力行，與顧炎武的學風最爲契合，顧學在當地也備受推重，“先生之才識爲北方所宗信”(王錫闡《與顧亭林書》其一)，(89)王錫闡《曉庵先生文集》卷二，道光元年刊本，轉引自蔣寅《清代詩學史》，2012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361。顧氏於此地也更有自信，“吾異日局面似能領袖一方”(《與潘次耕札》之三)。(90)《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頁168。因此，儘管“關輔荒涼”、“土瘠煩差”，顧炎武仍願於此卜居終老，更多的是因爲其地人文環境與自己精神、學術的契合。既然亡國異代普天之下皆非吾土，那麽相比地理上的故鄉，他更需要一個心理上的故鄉，關中即是他北遊以來多方尋覓之後最終選擇的棲所。

此外,顧炎武最終選擇北遊不歸亦與其暮年境遇、心態相關。異代之際，道德評判尤爲嚴苛，身爲遺民楷模的顧炎武一生行歷南北，交遊廣泛，凡收受取與、酬答往還莫不謹慎處置，對自身聲名最爲看重，特别是在遲暮之年，更對“没世之名”如何營構有着清醒的認識，常嘆：“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答李紫瀾書》)，(91)《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頁65。“生平雖復鈍拙，自知身後必有微名，若更求名，必至損名”(《與李紫瀾》)。(92)《顧亭林詩文集·蔣山傭殘稿》卷二，頁199。對遺民道德操守的評判需蓋棺定論，若生前汲汲求名而不知自晦，一旦交接不當、言行失據，則必然會引起世論評議，反而有損一生名節，因此對於遺民來説，人生末路不可不慎。

康熙十七年(1678)，清聖祖康熙在三藩戰事中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於清廷政權穩定的重大意義，於是年詔舉“博學宏詞科”，次年開明史館，令四方官員徵辟海内名儒，對明遺民大行籠絡。此距甲申之變(1644)已有三十四年，遺民耆舊相繼離世，清廷的羈縻政策又如同疾風驟雨般加速了遺民羣體的衰敗凋零。這一年，顧炎武六十八歲，目睹鴻博之舉對遺民心志的瓦解，心情十分痛苦，“昔有陳亮工者，與吾同居荒邨，堅守毛髮，歷四五年，莫不憐其志節。及玉峯坐館連年，遂忘其先人之訓，作書來薊，干禄之願，幾於熱中。今吾弟又往矣，此前人墜坑之處也”(《與潘次耕札》之四)，(93)《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頁168。“同榜之中，相識幾半，其知契者，愚山(施閏章)、荆峴(湯斌)、鈍庵(汪琬)、竹垞(朱彝尊)、志伊(吴任臣)、阮懷(高詠)、蓀友(嚴純蓀)”(《答李子德》)。(94)《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74—75。昔日遺民同志紛紛入彀，清廷羈縻策略聲勢之大、波及之廣，令顧炎武不寒而慄，他對京城中有關自身的言論甚爲驚警，向門人潘耒問詢：“薦舉一事，得超然免於評論否？如其行取，必在元籍。”(《與潘次耕札》之四)(95)《顧亭林詩文集·亭林餘集》，頁168。依明清官制，若被舉薦則須自江南元籍行取，如此看來，若此時返鄉，無異於自入薦局，以顧氏之明智，絶不會在此多事之秋身入湯火。

目睹清廷羈縻政策對遺民心志的銷蝕和瓦解，顧炎武清醒地意識到遺民的“大限”即將到來，對於這一無可挽回的趨勢該如何應對，這是顧炎武在人生最後階段不得不直面的問題。他曾屢次告誡門人潘耒説：“昔日欲糊口四方，非衒其才華不可，今日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錞守拙。”(《與次耕書》)(96)《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79。“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閲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答次耕書》)(97)《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四，頁77。“處錞守拙”、“惟退惟拙”，這是歷經滄桑的顧炎武遲暮之年的處世之道。在清廷網羅之下，“逃名”方是逃離是非、擺脱牽制的明智之舉。以顧之才學聲名，“逃名”誠非易事，他感嘆“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欲要“逃名”，需先“遁迹”，然“遁迹”於何處頗費思量，他説：

今春薦剡，幾遍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迹，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 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免，視老夫爲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絶佳，同志之侣多欲相留避世。(《又與李星來》)(98)《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三，頁63—64。

清廷一紙詔書，在沉寂的遺民社會中激起萬丈波瀾，那些心思躁動、不忘名利的人終於按捺不住，紛紛出山求仕，故世有“一隊夷齊下首陽”之譏。在這個利慾薰心的時代，顧炎武的内心愈感淒苦，他説：“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横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廣宋遺民録序》)(99)《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二，頁33。顧炎武自而立之年遭逢巨變，繼而嗣母絶粒殉國，家産爲人侵奪，三十多年來踽踽行走四方，唯一令他欣慰的莫過於遺民友人之間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今垂垂老矣，却目見昔日契友“改行於中道，失身於暮年”，不能不令顧炎武痛心，喟嘆：“士之求友也益難。”“德不孤，必有鄰”，縱使心志再堅定的人若無同道終難持久，顧炎武四方求索，最終選擇於華下定居，正因其地有王弘撰、李因篤、李顒這些面對徵召不爲所動，甚至不惜抵死相拒的友人。最終以遺民羣體聚合的方式來應對整個遺民社會不可避免的消亡結局，這對顧炎武最終能以篤定的心態度過餘生非常重要。

以上所論似可爲梁啓超提出的顧炎武終老不歸鄉里的“啞謎”做一解答。顧炎武北遊前期還有返鄉之願，也確爲自己終老歸里做過打算，但因家難威脅和經濟拮据，遲遲未能實現。事實上，以顧氏的治生之才與交遊能力，這些問題並不能構成死局，不可視爲制約其返鄉的關鍵因素，其最終選擇北遊不歸與其成就功業的需求和身爲遺民的心理有着更爲密切的關係。可以説，隨着顧炎武北遊的深入，他爲自己找到了身爲遺民成就大業的門徑，不論是四方求訪以“待恢復”，還是窮力著述以“待後王”，北遊都大大擴展了他的生存空間，使其在這一時期取得了在江南難以實現的成就，奠定了其作爲“清學開山”的學術地位。在北遊行歷的各地中，關中人文環境與學術氛圍與顧炎武最爲契合，相比早已情感疏离的江南，關中更成爲他尋覓多年而選擇的心理故鄉。清廷“博學宏詞科”、“明史館”詔令的頒布，對顧炎武的暮年心態造成了巨大衝擊，目睹遺民舊友們紛入彀中，他爲逃避羈縻，不得不以“逆旅爲家”并最終客死異鄉。“愧我半生來，飄泊隨干戈”，“顧此暮年心，尚未甘蹉跎”(《寄子嚴》)，(100)《顧亭林詩集彙注》卷六，頁1194—1195。在顧炎武的晚年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垂老、孤獨、漂泊但卻愈老彌堅的詩人形象，就像是湘江伏枕舟中的杜甫，當塗撈月湖上的李白，這個踽踽獨行、垂老飄萍、客死他鄉的老遺民成爲顧炎武爲自己最終設定的、定格在漸趨消逝的遺民史中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