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打破了“资源诅咒”吗？

宋德勇?杨秋月

摘要 环境规制限制了资源开发活动，迫使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探寻技术创新之路，从而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国逐步实施环境规制的背景下，评价各国环境绩效水平并考察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得出：①“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和发展中国家成立，且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是形成“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②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且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正向效应。③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跨国层面的“资源诅咒”，但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显现。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环境贸易壁垒等方式有助于打破“资源诅咒”现象，促使“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转化。

关键词 环境规制;资源诅咒;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0-0061-09   DOI：10.12062/cpre.20190517

自Auty[1]提出“资源诅咒”假说以来，“资源诅咒”问题成为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虽然委内瑞拉、墨西哥、伊朗等国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但经济增长速度却极其缓慢，甚至陷入经济倒退的困局。相反，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匮乏，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资源依赖型经济体通过开采自然资源、进行初级加工、消耗并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但资源依赖催生了资源枯竭、環境污染等问题，导致资源依赖型经济体落入资源比较优势陷阱。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各国政府相继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并逐步完善国内环境治理体系。环境规制的实施限制了资源开发活动，优化了要素结构，有利于缓解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同时，环境规制迫使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探寻技术创新之路，从而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验证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识别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内在机理，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实证检验，探索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可能性及其内在机制。

1 文献综述

自“资源诅咒”假说提出以来，学术界对该假说及其形成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部分学者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验证。徐康宁和韩剑[2]运用“资源诅咒”理论对中国落后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Apergis和Katsaiti[3]使用1992—2014年89个资源出口型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的存在性，并指出资源依赖加剧了国家的贫困。Ahmed等[4]构建了包含家庭、企业和政府的三部门理论模型，并运用经验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伊朗近年来的经济倒退与丰裕的自然资源有关。邵帅等[5]基于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提出了“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另一部分学者则研究了“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Papyrakis和Gerlagh[6]基于RCK模型阐释了自然资源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Shao等[7]则运用概念模型和数理模型分析了自然资源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从而为经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Oskenbay等[8]使用哈萨克斯坦的数据，探索了制度质量与“资源诅咒”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资源依赖通过降低制度质量阻碍了经济增长的结论。Gylfason等[9]、杨莉莉等[10]认为荷兰病是“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荷兰病效应导致了实际汇率波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11]。

关于“资源诅咒”破解路径的研究也引起一定关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检验，提出了破解“资源诅咒”的可行路径。邵帅等[5]、李江龙和徐斌[12]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考察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前者认为促进制造业发展、提高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资源诅咒”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后者则认为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破解“资源诅咒”的重要方法，但他们并未给出详细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二是通过模型推导、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等方法，验证了破解“资源诅咒”的可行路径。Sepehrdoust等[13]基于2000—2016年OPEC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社会发展、金融进步、技术创新有利于缓解OPEC国家的“资源诅咒”。Farhadi等[14]在实证模型中引入自由度指数与资源禀赋的交互项，验证了提高经济自由度能够打破“资源诅咒”。万建香和汪寿阳[15]结合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验证了社会资本能以促进技术创新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

此外，少数学者还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中，展开深入研究。世界银行[16]分析了厄瓜多尔制度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出加强环境监管和自然资源管理是促进该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减贫的重要途径，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李虹和邹庆[17]认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资源禀赋则阻碍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发展，但对非资源型城市无显著影响。Xu等[18]、李江龙和徐斌[12]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了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前者发现中国黄河中游、东北、西北等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加强环境规制能够缓解“资源诅咒”，后者认为丰裕的资源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绿色增长表现为“诅咒”。虽然上述研究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中，但并未对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推论进行经验检验，也并未阐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内在机理，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尚待进一步验证。

综上，部分学者对“资源诅咒”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主要特征为：①多数研究只考察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考察环境规制、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②部分学者研究了破解“资源诅咒”的途径，但是并未考虑环境因素，未对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可能性进行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机理，采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数据，对“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及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检验。

2 理论机制

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多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产业，因而国内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大多流入资源型产业，挤出了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导致该国家落入资源比较优势陷阱，“资源诅咒”现象发生。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约束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打破“资源诅咒”。

第一，环境规制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环境规制的实施对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资源开发部门具有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产品附加值低的特点，其在开采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造成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环境规制的实施增加了资源开发和加工的成本，限制了资源开发企业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活动，使得多数资源开发企业退出市场，降低了资源开发部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同时，环境规制使得生产要素由资源型产业向非资源型产业转移，从而缓解了资源型产业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型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而环境规制使制造业企业减少对资源型产品的消耗，并引致制造业企业使用可再生的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因而环境规制降低了制造业对资源型产品的依赖。

第二，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打破“资源诅咒”。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能够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效应”，同时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19]。丰裕的自然资源挤出了一国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损失了“干中学”行为所引致的技术进步，但环境规制则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抵消了技术进步的损失。环境规制引致资源型企业和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如改进采掘技术、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等，从而提升资源开采效率和利用效率，进而抵消了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缓解了“资源诅咒”效应。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资源型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传统产业向绿色清洁产业转型，从而推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最终打破了“资源诅咒”。

第三，环境规制通过“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资源诅咒”。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资源型产品，并进口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这种贸易模式使得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发展越来越落后，最终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发生。增强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一国工业行业的貿易比较优势，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出口，并能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但减少了产品种类和出口数量[20]。一方面，环境规制促使一国国内污染型产品向绿色产品转型，从而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削弱了“资源诅咒”对商品贸易的冲击。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提高了一国的环境贸易壁垒，对进口产品质量的要求相应提高，进口更高质量的产品使得本国获得生产率提高、环境污染减少方面的技术溢出[21]。

综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假说1：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

假说2：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打破“资源诅咒”。

假说3：环境规制能够通过“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资源诅咒”。

3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耶鲁大学环境法规和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方面设计了环境绩效评价指数（EPI），该项指数覆盖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便于以统一标准进行跨国研究，为许多研究者所引用。Feix等[22]使用2008年的EPI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祝树金和尹似雪[23]基于2001—2010年间48个国家的EPI指数，验证了污染产品进出口对一国环境规制的影响。但是，EPI指数的测算始于2000年，且不同年份指标构建方法有所区别，无法构成平衡的面板数据。因此，本文借鉴2016年和2018年《世界环境绩效报告》中选取的相关指标，构建三级环境绩效指标体系，进一步运用熵权法为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并计算1991—2016年间157个国家的环境绩效指数。假设有m个国家，n个评价指标，指标值为xij（1≤i≤m，1≤j≤n），使用熵权法测算1991—2016年世界157个国家环境绩效指数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各项三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项指标的值介于0到1之间。当xij为正向指标时，使用公式（1）的标准化方法，当xij为负向指标时，使用公式（2）的标准化方法：

x*ij=xij-min（xij）max（xij）-min（xij）

（1）

x*ij=max（xij）-xijmax（xij）-min（xij）

（2）

其中，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熵值。设ej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熵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ij=x*ij∑ni=1x*ij

（3）

ej=1ln（n）∑ni=1pijln（pij）

（4）

其中，pij为第j项评价指标下第i国占该指标的特征比重，ej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熵值，ln（n）为信息熵系数。

第三步，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设wj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熵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ωj=1-ej∑mj=1（1-ej）

（5）

第四步，计算环境绩效综合评价得分。

si=∑mj=1ωjpij

（6）

其中，si为环境绩效综合评价得分，等于所有三级指标熵值和熵权乘积之和。

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指标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DGAR）、世界发展指标（WDI）、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计划（JMP）、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各项指标含义和权重列示在表1中。

4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4.1 模型设定

第一步，基本回归检验。检验“资源诅咒”现象在跨国层面的存在性，并通过引入资源依赖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的方法验证环境规制能否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即对假说1进行检验。本文借鉴祝树金和尹似雪[23]的做法，分别采用FE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估计方法进行检验，从而克服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依次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资源依赖、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资源依赖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加以检验，静态面板回归模型（7）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8）设置如下：

EGit=α0+α1RDit+α2ERit+α3ER2it+α4RDit×ERit+

α5CV1it+μi+λt+εit

（7）

EGit=α0+α1RDit+α2ERit+α3ER2it+α4RDit×ERit+

α5CV1it+α6EGi，t-1+μi+λi+εit

（8）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EG表示人均GDP增长率;核心解释变量RD表示资源依赖度，用初级产品出口占GDP比重加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ER表示环境规制水平，用前文测算的环境绩效指数加以衡量;RD×ER为资源依赖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用以检验环境规制是否会对资源依赖度产生影响进而打破“资源诅咒”;CV1包括初始经济状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创新、商品贸易、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率;μ、λ、ε分别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第二步，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门槛值估算。从边际来看，资源依赖影响经济增长的总效应由RD和RD×ER两项系数决定。本文借鉴Farhadi等[14]的做法，对模型（7）或（8）两边同时取关于RD的导数，从而估计资

源依赖影响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资源依赖关于经济增长的一阶导数公式如下所示：

EGitRDit=α1+α4ERit

（9）

其中，α1为RD的系数，α4为RD×ER的系数。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推断，α1<0且α4>0。那么，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变化，资源依赖关于经济增长率一阶导数的正负号随之改变。据此，可以求出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门槛值。

第三步，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机制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还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资源诅咒”，故本文首先将技术创新、商品贸易分别设置为被解释变量，运用系统GMM模型检验“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然后，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別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环境规制与商品贸易的交互项作为门槛变量，用以检验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Mit=β0+β1RDit+β2CV2it+β3Mi，t-1+μi+λt+εit

（10）

EGit=γ0+γ1RDit×I（q≤x）+γ2RDit×I（q≤x）+

γ3CV3it+εit

（11）

其中，模型（10）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检验模型，被解释变量M表示“资源诅咒”可能的传导机制，包括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CV2包括初始经济状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程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率。模型（11）为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机制检验模型，q为门槛变量，包括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ER×Tech）、环境规制与商品贸易的交互项（ER×Trade）;CV3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程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率;x和I分别是为门槛参数和指标函数。

第四步，稳健性检验。本文分别使用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资源依赖度。然后，参照第一步的做法，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检验。

4.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表2为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经济增长水平（EG）是本文被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大多使用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由于世界各国的价格指数难以获得，故本文选取人均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

本文主要研究环境规制、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故将环境规制指标和资源依赖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①环境规制（ER）。环境绩效指数能够从各方面综合体现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的情况，EPI指数值越大表明该国环境污染治理效果越好，即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而且，  综合的环境指数相对于单一的污染指标来说，更适合体现一国整体的环境治理情况，故本文将第三节中计算的环境绩效指数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②资源依赖（RD）。资源依赖型国家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初级加工并形成初级产品、最终使用或出口初级产品实现经济增长。本文首先使用初级产品出口额占GDP比重作为资源依赖的代理变量进行基本回归检验，进一步分别使用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资源依赖程度，用作稳健性检验。

控制变量（CV）包括初始经济状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创新、商品贸易、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率等八个变量。本文采用滞后一期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初始经济状态（L.PGDP），并将其引入回归模型中，以期控制不同国家之间初始经济水平的差异，从而削弱经济发展惯性对分析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源依赖变量所具有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物质资本（Capital）和人力资本（Edu）变量，分别采用佩恩表9.0中的资本存量数据和各国中学教育完成率衡量。技术创新（Tech）和商品贸易（Trade）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分别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总值和商品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衡量。此外，本文还引入政府干预程度（Gov）、城市化水平（Urban）、人口增长率（Pop）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各国人口的增长率衡量。

限于环境绩效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研究区间设定为1991—2016年，并选取世界157个主要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DGAR）、世界发展指标（WDI）、佩恩表9.0，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和插值法补齐。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环境规制水平也相对较高，并且其产业结构偏向于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较为成熟，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低，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环境规制并非是降低其资源依赖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在对全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剔除高收入国家样本（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对10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研究。

5 计量结果分析

5.1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全样本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回归结果分别列示在表3～4中。所有回归模型的AR检验结果显示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階自相关，且Sargan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表明系统GMM估计有效。

由表3～4可知：①资源依赖影响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在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内，“资源诅咒”现象均存在。②在世界范围内，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因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具有“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适度的环境规制使得“创新效应”大于“成本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加，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小于其“成本效应”，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内，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刺激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挤出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同时减少发达国家对本国的污染转移。③在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子样本中，资源依赖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能通过降低资源依赖的方式间接地打破“资源诅咒”，促进“资源诅咒”转化为“资源福音”。因此，环境规制促使一国摆脱资源路径依赖，从而打破了“资源诅咒”，假说1得以验证。

5.2 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门槛值

上述结果表明“资源诅咒”假说成立，且环境规制能够以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即α1<0，α4>0。表明随着ER变动，资源依赖关于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导数的正负号随之改变：当ER较大时，资源依赖关于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导数为正，表现为“资源福音”效应，当ER较小时，资源依赖关于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导数为负，表现为“资源诅咒”效应。考虑到FE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以SYSGMM估计的门槛值为准。从全样本估计的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一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RD<0.041 5），“资源诅咒”现象存在，但当一国的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时（RD>0.0415），“资源诅咒”转化为“资源福音”。

5.3 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机制检验

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将人力资本（Edu）和商品贸易（Trade）作为可能的“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根据模型（10）的设置形式，检验“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基于模型（11），分别以ER×Tech和ER×Trade为门槛变量，对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列示在表5～7之中。

由表5可知，在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中，资源依赖通过挤出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途径阻碍了经济增长，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发生。由表6～7可知：①在全样本中，ER×Tech和ER×Trade在资源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均具有单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抑制作用逐步转变为促进作用，“资源诅咒”转变为“资源福音”，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间接地打破世界层面的“资源诅咒”。因此，假说2和假说3得以验证。②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ER×Tech在资源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具有门槛效应，表明环境规制未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打破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较低，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不高，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尚未显现，环境规制难以弥补自然资源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ER×Trade在资源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单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步转变为正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能够通过“贸易提升效应”打破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

5.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选取不同的资源依赖度指标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将RD变量分别替换为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基本回归进行重新估计。全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结果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实证检验，探索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和发展中国家成立，且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是形成“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②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规制能够通过 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且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正向效应。③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跨国层面的“资源诅咒”，但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显现。

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如下：①提高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水平，促使“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转化。发展中国家应健全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重走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②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应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进行模仿创新和自主研发，从而推动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寻求绿色发展的新动能，逐步向绿色清洁产业转型升级。③提高环境贸易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在进口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设立严格的环境贸易壁垒，提升进口商品质量，从进口商品中获得生产率提高、环境污染减少方面的技术溢出。在出口方面，着力提升国内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国内商品的市场竞争力，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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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ransnational panel data

SONG Deyong YANG Qiuyue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tricts resourc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forces resourcebased sectors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us cutting off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resource curs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to examine the break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resource curs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this paper used panel data of 157 countries from 1991 to 2016，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rom two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ecosystem vitality， and then examined the break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resource curse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①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at the transnational level and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resource dependenc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mmodity trade is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resource curse. ②For full sampl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by eliminating resource path dependenc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W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ets across the threshol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resource dependence on economic growth gradually turns into a positive effect. ③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compensate for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resource dependenc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mmodity trade， and can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at the transnational level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and trade promotion effect. Howeve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reaks resource curse has not been fou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f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 curse to resource blessing by strengthening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couraging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ource curse;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