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吗？

齐绍洲?柳典 李锴?刘树?邓哲

摘要 我国碳市场CCER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以公众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为着眼点来研究公众是否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对于设计碳中和激励机制以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清洁项目投资产生的CCER的有效需求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基于四个维度设计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调查问卷，通过网上发布在线调查的信息技术，覆盖了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和不同特征的人群，获得了1 328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学历与个性变量与支付意愿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而月收入以及人际影响对支付意愿是正向作用。月收入、人际影响以及个性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作用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对于调节效应，则发现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激励公众进行自愿碳中和，一方面需要根据月收入和学历设计不同类别的碳中和产品，另一方面应当增加公众的购买意图，从而达到提高支付意愿的作用。

关键词 碳中和;支付意愿;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1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0-0124-11  DOI：10.12062/cpre.20190614

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在文件中，基于2009年向国际社会宣布的2020年目标，中国提出了新的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主要包括：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为完成上述目标，作为市场化的气候政策，全国碳市场已经启动，而碳市场抵消机制（Carbon Offsets）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一直以来存在着供大于求的问题。如何提高CCER的需求是当前面临的重要的问题，而个人碳中和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CCER的有效需求。为此，分析和了解公众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便为碳中和相关政策机制的设计提供客观依据和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量化抵消碳排放的（边际）经济价值并让居民支付其部分费用一直是环境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 WTP）是指分配给产品的假设值[2]，作为一种广泛采用的估值方法，WTP通常用于估算非市场商品价格。目前已有部分学者调研了中国居民的减排WTP。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概括性的，即询问居民愿意支付多少钱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3]。另一类是针对某些特定行业或产品的减排，例如针对清洁电力生产的支付意愿、针对低碳技术产品如电动汽车的支付意愿等[4-8]。

上述两种研究中第一类对居民来说可能太笼统，使得居民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景下进行判断;第二类则主要是用于某些特定政策或者技术的调研，例如清洁能源补贴政策、低碳技术补贴政策等，缺乏对居民一般性减排支付意愿的探讨，也很少将支付意愿与减排量对应起来。因此建立一个相对中立的政策场景，既能给居民提供充足的信息，又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同环境政策本身造成的支付意愿偏差，可以更好地评估WTP[9]。

本文通过调研居民对碳中和產品的支付意愿，一方面可以有效构建一个可供想象的政策环境，促进居民在选择时有更多的直观感受;另一方面可以调研更一般性的针对多种减排的支付意愿，相对于调研某一特定行业或产品可能存在的除环境外部性外的其它考虑因素，询问居民对碳中和的支付意愿能够更好地衡量居民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的环境正外部性的支付意愿。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居民对碳中和产品的支付意愿来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居民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支付意愿，并分析不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1 文献综述

1.1 条件价值评估法

根据问题的数量，CVM可以分为单边界（SB）或双边界（DB）。与双边界相比，在单边界选择法中只提出一个问题，这种方法更简单，更容易采用。单边界选择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支持受访者完成整个评估过程。此外，由于该方法被认为是激励兼容的，因此它具有较低的战略偏见风险[10]。已有多项研究采用单边界法来对WTP进行评估。例如，John C. Whitehead等[11]采用单边界选择法来估计与北卡罗来纳州绿色能源计划相关的支付意愿，发现每年的支付意愿是51美元。André Hansla等[12]运用单边界选择法对855名瑞典家庭消费者的邮件调查结果显示，绿色电力支付意愿增加与对绿色电力采取积极态度以及电力成本下降有关。对绿色电力的态度反过来与对自身、他人和生物圈的环境问题后果的认识、对这些后果的关注以及自我超越的价值类型有关。Kostakis I和Sardianou E[13]对影响旅行者对可再生能源酒店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CVM中的单边界选择法发现，中年人可能更愿意为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酒店支付费用。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不是支付更多意愿的统计显著因素。相反，环保意识和充分知情的游客比其他人更愿意为可再生能源付费。Aldy等[14]为了评估公众对国家清洁能源标准（NCES）的支持，运用单边界法进行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支付意愿为每年162美元的高额电费。

1.2 碳中和支付意愿

碳中和最初是由环保人士倡导的一个概念，指通过计算个人生活、工作或某项活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自愿购买森林碳汇或清洁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把这些碳排放量抵消掉，以使自己成为气候无害者或对气候的影响是中性的。

目前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航空旅行者的碳抵消项目的支付意愿或者旅游者的碳补偿支付意愿[15-19]，对于其他方面碳中和支付意愿的研究较少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所在城市、收入等指标。①大部分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会对碳中和支付意愿产生影响：Choi A.S和BW Ritchie[1]对于澳大利亚消费者的飞行碳补偿的支付意愿研究中表明女性支付意愿高于男性。Mackerron G J等[20]采用网上的开源软件来调研英国年轻旅行者的碳补偿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女性支付意愿更高。而Judith[21]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502名受访者进行在线调查，结果却表明男性对于旅行碳补偿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女性。谢晓文[22]的研究结果与Judith[21]一致，通过实地调研对江西省国家森林公园周围的餐饮经营者碳补偿意愿进行研究，发现男性的支付意愿更高。王玉芳、曹娟娟[23]和Neelu S等[24]则仅仅证明性别对WTP有明显的影响。Nakamura H 和 Kato T[25]利用日本两个大城市的实验性社会调查，得出的结论确定性别对于碳补偿支付意愿没有影响。②也有文献研究了年龄对WTP的影响：王玉芳、曹娟娟[23]以哈尔滨为例，从公众的角度对森林碳汇服务的认知与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发现调查样本的年龄与其购买意愿呈负相关性。Judith等[21]、Cheung J和Kragt M等[26]、Neelu S等[24]、谢晓文[22]以及Lu等[2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年轻人的支付意愿更高。Gupta[28]利用从印度三个不同大城市（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收集的原始数据，对碳税支付意愿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对于确定WTP具有重要作用。③关于收入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不同的文献观点差异较大：王玉芳、曹娟娟[23]以及Mackerron G J等[20]认为月收入水平对于碳补偿支付意愿没有明显的影响。而谢晓文[22]则通过调查发现收入与碳补偿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得出同样结论的有Cheung J和Kragt M等[26]以及Nakamura H 和 Kato T[25]。④对于教育程度的影响观点基本一致：Judith等[21]、谢晓文[22]、Cheung J和Kragt M等[26]都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支付意愿之间成正相关的关系。⑤对于所在城市与支付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中基本没有涉及，所以无法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节内容主要集中于研究文献中影响支付意愿的人口统计特征，大多数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都会对支付意愿产生影响，比如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等。但是不同的文献中对于人口统计特征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情况却大有不同。所以本文依据以上文献，在研究变量中加入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从而更好地对碳中和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1.3 計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

根据Ajzen和Madd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包含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三个变量。Schwartz提出的以个人规范为核心因素的规范激活理论（Norm Activation Model，NAM），环境责任意识、个人规范等变量构成了该理论模型的核心变量。现有文献基本围绕这两个理论来研究环境责任意识、个人规范、行为态度等变量对支付意愿的影响。Choi A.S和BW Ritchie[1]则研究了道德责任、对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关注以及对灾害的恐惧等心理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McKercher等[29]研究发现，行为态度对碳补偿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Choi和Ritchie[30]通过网上200份问卷预评估居民购买航空碳抵消的意图，表明一般性环境态度会直接影响支付意愿。费芩芳[31]将杭州西湖风景区作为研究区域，对西湖旅游者的碳补偿支付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并且游客对全球气候变化了解程度越高，愿意支付的碳补偿额越高。Nakamura H 和 Kato T[25]以日本公民为例，来探索对于自愿碳补偿的选择偏好，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于碳补偿的了解程度会影响其对碳补偿的参与程度，不了解碳补偿会使得他们不参与到碳补偿中，对碳补偿机制的不了解也会使得他们忽略碳补偿。谢晓文[22]发现旅游生态环境的好坏与碳补偿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经营者的碳补偿动机与碳补偿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关于碳排放对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的认知与碳补偿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谢彦彦[32]以认知-情感-意动（C-A-C）范式为基础，建立碳补偿回报计划行为意向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消费者知识掌握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对碳补偿的态度，继而促进消费者对于碳补偿回报计划的接受意向。同时，碳补偿态度在环保知识和碳补偿回报计划行为意向，以及碳补偿知识和碳补偿回报计划行为意向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消费者的碳补偿知识对于碳补偿回报计划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消费者碳补偿知识对于碳补偿态度有正向影响。张琰等[33]基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乘客的一手调查数据，构建了研究模型，行为态度、社会规范、个人规范和行为控制的提升均会促进航空旅行者的碳补偿支付意愿，但是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的作用普遍强于个人规范和行为控制。而社会规范还进一步通过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碳补偿支付意愿。责任意识、社会规范对行为态度、行为控制、个人规范具有正向影响。Gupta[28]通过研究则发现积极WTP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关心并希望为下一代保护环境。以上的文献均表明了环境责任意识、个人规范、行为态度等变量会对支付意愿产生影响。但Nakamura H 和 Kato T[25]通过对日本两个大城市的实验性社会调查，探讨公民对国际自愿碳抵消的态度，发现对气候变化和日常生活中气候保护行动的数量的关注与碳抵消的选择无关。

在本节中主要是集中于归纳总结研究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文献，但是仅仅研究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是不足以得出相关的结论的。按照计划行为理论以及规范激活理论，环境责任意识、个人规范、行为态度等变量也会对支付意愿产生影响。在现有文献中大部分都考虑了相关的研究变量，不同文献的研究目的不一样，所以研究变量也有所差别。因此本文会综合考虑从而选取适当的研究变量。

上述文献尽管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不足，一是仅仅聚焦于一个具体的项目或地点，缺乏系统的调查，仅仅围绕某一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未全国层面的调查分析;二是与政策结合不够紧密，缺乏对政策关键问题的对接和分析，因而不足以支撑系统性的政策设计和集成。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紧扣中国碳市场抵消机制中CCER 需求严重不足这一关键问题，从公众碳中和的独特角度，在性别、年龄、月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个人统计特征的基础上，加入所在城市这个研究变量，同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运用CVM方法对中国居民碳中和的支付意愿进行考察。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本文设计了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调查问卷，通过网上发布在线调查的信息技术，覆盖了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和不同特征的人群，获得了1 328份有效问卷数据，是第一份覆盖较为全面的中国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的一手调查数据。②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公众碳中和的支付意愿，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殊行业或项目，而是更全面地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拓宽了研究的视野。③紧扣中国碳市场建设中CCER有效需求不足这一制约清洁项目技术研发和投资的牛鼻子，深度挖掘和分析了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这一核心问题，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④加入了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以进一步对各因素影响碳中和支付意愿的机制进行分析。

2 数据收集与处理

2.1 问卷调查

2.1.1 四个维度的调查变量

本文的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①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常住城市、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收入。②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和行为选择，比如对全球变暖真实性的判断、全球变暖原因的判断、全球变暖危害和责任的判断以及对碳市场、碳中和等市场工具的认知和参与情况等。③在对碳中和很了解、听说过或者没听说过但是愿意了解的被调查者中，每年计划用于个人碳中和的预算。④对于“碳中和”的购买意图、与“碳中和”相关的激励机制以及人际影响、认知变量、态度变量以及个性变量等相关量表。

2.1.2 五个级别的支付意愿

根据每人年均碳排放为7～10 t，全部中和所需费用约为500元，将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分为五个级别：“我不愿意自费进行碳中和”“<100元”“100～299元”“300～499元”，以及“≥500元”，据此来衡量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

2.1.3 网上发放、在线调查

本文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中国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本问卷是在2018年7月到9月联合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由在线调查系统收集调查数据的。本次调研共收集了1 51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433份，无效问卷83份。本次问卷是针对支付意愿来进行的设计，所以经过问卷问题的筛选以及人工检查，最终选用的有效问卷为1 328份。

2.1.4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增加问卷信度，增加可靠性，本文问卷题目设计依据了理论依据和合理论证，并且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样本容量，最终问卷信度Cronbach的α为0.818，超过了0.7，表明问卷可靠性相当好[34]。同时我们也对问卷的效度进行了检验，效度测试通常采用主成分分析，并通过KMO测试和Bartlett测试进行评估，利用SPSS计算出全变量KMO统计量为 0.724，大于 0.7，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值为0.05，小于 0.1，表明变量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对全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成分分类结果与問卷设计结构一致。

2.2 数据处理与特征分析

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在1 328份问卷中，男性占比为41.5%，女性占比为58.5%。样本涉及的城市中基本涵盖了中国的主要城市层级，其中县级城市占比为34.8%，乡镇农村占比为29.1%，各省会城市占比为10.7%，北上广深占比为4.7%。年龄构成以中青年为主，30岁以下的占比为63.9%，31～40岁占比为24.5%，40岁以上占比为11.6%。总体文化程度较高，大学本科学历占比为71.6%，硕士及以上占比为18.6%，高中及以下占比为9.8%。月收入以3 000元及以下为主，其中3 001～5 000元和5 001～8 000元占比相近，8 001～10 000元为11.7%，10 001及以上占比为16.1%。

根据环境行为经济学，在问卷中设置了认知变量、个性变量、人际影响、态度变量、激励机制五个变量来研究被调查者对于碳中和的行为态度，如图1（a）～图1（e）所示。其中态度变量由问卷量表中三个题目数值之和加总得到，并按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进行分类。图1（a）说明了被调查者对于碳中和的认知，其中调查者们普遍认为全球变暖是真的。图1（b）则显示了被调查者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个性变量，34%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同意”，“同意”的比例占36%，接下来依次是中立占18%，不同意占9%，非常不同意占3%。结果表明大部分人是愿意用实际行动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的。图1（c）反映了人际影响对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非常同意占15%，同意占41%，中立占21%，不同意占19%，非常不同意则占4%，说明朋友或家人对于碳中和的态度对被调查者们有一定的影响。图1（d）则是态度变量，非常同意所占比例接近一半，为49%。依次是同意23%，中立10%，不同意13%，非常不同意5%。接近一半的人表明了对于碳中和的态度，说明大部分人是对碳中和持支持态度的。图1（e）激励机制则说明对于被调查者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对于其支付意愿的影响，非常同意和同意比例依次是32%和35%，中立是20%，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则是9%和4%。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于被调查者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是可以促进其进行碳中和的。

2.3 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报告了样本中6个人口特征统计变量、5个行为态度变量、中介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受访者中年龄主要集中在26～40岁之间，学历普遍是大学本科和硕士水平，居住城市主要分布在各省会城市以及地级城市。月收入的范围集中在3 000～8 000之间。对于行为态度变量，个性变量的均值为3.89，说明被访者对于参与到环保行动中的态度介于“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认知变量的均值则为2.80，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是真的吗？”的看法基本是认为“是真的”。激励机制变量的均值是3.83，意味着参与碳中和项目带来的激励对于被访者而言是中立的或者有一定的作用。对于态度变量，可以看出其均值为10.97，因为该题目是由三个小题目的答案加总得到的，最小值是3，最大值是15，所以表明被访者参与碳中和项目的态度是介于中立和同意之间。人际影响是由两个小题目答案加总求和得到的，同样的可以知道被访者对待“身边的家人或朋友会影响我对碳中和产品的购买”的看法是介于中立和同样之间的。

3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实证模型

3.1.1 碳中和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SPSS 20.0分析软件，对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和行为态度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运用中介模型检验方法来分析人口特征统计变量、认知变量、个性变量、激励机制、态度变量以及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同时验证相关变量是否可以通过购买意图来影响支付意愿。刘红云等[35]的模拟研究表明，随着因变量的类别数增多（5及以上），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的差别越来越小。本文中因变量都是五种分类，所以使用线性回归分析。

YWTP=ε+α1X1+α2X2+α3X3+α4X4+α5X5+

α6X6+α7X7+α8X8+α9X9+α10X10+α11X11

（1）

模型（1）用来检验人口特征统计变量、认知变量、个性变量、激励机制、态度变量以及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其中：YWTP表示支付意愿;X1表示性别;X2表示年龄;X3表示学历;X4表示常住城市;X5表示常住城市地理位置;X6表示月收入;X7表示认知变量;X8表示个性变量;X9表示人际影响;X10表示态度变量;X11表示激励机制。模型（2）和模型（3）中自变量与模型（1）含义相同。

3.1.2 购买意图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36]，导致行为的意图有三个前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37]。所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购买意图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YWTPP=ε0+ρ1X1+ρ2X2+ρ3X3+ρ4X4+ρ5X5+

ρ6X6+ρ7X7+ρ8X8+ρ9X9+ρ10X10+ρ11X11

（2）

YWTP=ε1+γXWTPP+γ1X1+γ2X2+γ3X3+γ4X4+

γ5X5+γ6X6+γ7X7+γ8X8+γ9X9+γ10X10+γ11X11

（3）

模型（1）为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一。模型（2）用来检验购买意图与人口变量、认知变量、个性变量、激励机制、态度变量以及人际影响的关系，为中介效应检验步骤二。其中YWTPP表示购买意图。模型（3）为中介效应检验步骤三。

系数αi（i=1，2，3，…，11）为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总效应，若αi显著，则支付意愿与各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若αi不显著，则说明方程（1）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不符合中介效应产生的前提条件。模型（2）中若ρi（i=1，2，3，…，11）显著，则说明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显著，可以继续检验系数γ的显著性。此时若ρi显著且大于0，则自变量对购买意图具有正向诱导效应;反之，则具有负向挤出效应。模型（3）中若γ显著且ρi也显著，则说明可以进行完全中介效应检验，即通过判断系数γ的显著性，确定自变量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是否完全是通过中介变量购买意图实现的。

3.1.3 性别、学历和常住城市的调节效应

一个变量要想成为中介变量，要求其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关较大，如果相关都不大则可能成为理想的调节变量[38]。 依据对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发现人际影响变量与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相关性分别为0.018、0.023和0.027，相关系数较低而且不显著。因此符合调节变量的检验要求 。并且在模型（1）的结果中可以得知人际影响对碳中和支付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下面将分析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调节效应。

参照温忠麟等[38]的检验步骤，将性别、学历、常住城市以及人际影响进行中心化处理，并获得中心化处理后的性别与人际影响、学历与人际影响以及常住城市与人际影响的交互项，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得到表4、表5和表6的结果。

3.2 实证结果

3.2.1 影响因素以及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根据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对于模型（1），由结果可以知道，学历与支付意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学历并不是影响被调查者愿意为碳中和付费的主要原因，而且学历高的被调查者支付意愿不是最高的。这个结果与Judith等[21]、谢晓文[22]、Cheung J和Kragt M等[26]都认为受教育程度与支付意愿之间成正相关的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现在信息社会较为发达，学历不作为被调查者了解碳中并获得相关信息的必要条件。月收入则与支付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收入高的被调查者愿意为碳中和支付更多的费用，该结论与谢晓文[22]、Cheung J和Kragt M等[26]以及Nakamura H 和 Kato T[25]的研究结论一致。“被调查者会用实际行动参与到环境保护中”与支付意愿之间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可以理解为被调查者更倾向于用碳中和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愿意参与到环境保护中。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也即被调查者会受到朋友或家人环保行动或者环保意识的影响，谢晓文[22]、谢彦彦[32]以及张琰等[33]均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性别与支付意愿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在Nakamura H 和 Kato T[25]利用日本两个大城市的实验性社会调查得出的结论中也认为性别对于碳补偿支付意愿没有影响。年龄对于支付意愿同样没有影响，在现有的文献中大多数认为年龄对于支付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模型（2），可以得知，购买意图与年龄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年龄越大越会购买碳中和产品。而常住城市地理位置则与购买意图之间为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沿海城市或者沿边城市的被调查者们相对于内陆城市而言更会购买碳中和产品，因为对于沿海或者是沿边城市的居民而言，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更深刻和敏感。月收入也是影响购买意图的重要因素，两者呈正相关性，高收入才可以保证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碳中和的相关产品。同时“被调查者会用实际行动参与到环境保护中”与购买意图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人际影响、态度变量以及激励机制与购买意图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除了认知变量以外的行为态度变量都对购买意图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介变量购买意图的系数估计值为-0.095，且在1%的条件下显著，模型（1）和模型（2）中自变量月收入系数在1%的条件下是显著的，且模型（3）中月收入的系数也是显著的，说明中介变量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自变量月收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实现的。同理，对于人际影响，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是0.054和0.187，且在1%的条件下是显著的，且模型（3）中的系數也是显著的，说明人际影响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实现的。个性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也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实现的。

3.2.2 调节效应实证结果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4、表5和表6所示。

表4表示的是性别对于人际影响和碳中和支付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的结果。若 R2 的变化是显著的，则调节效应显著[36]。由表4可知，性别在人际影响与碳中和支付意愿之间是没有调节作用的。因为人际影响和支付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0.01。性别（X1）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说明在固定了性别（X1）后，人际影响每增加（或减少 ）一个标准差，支付意愿就增加 （或减少 ）0.01个标准差，不论性别如何都是这样。

表5是学历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可以看到虽然R2发生了变化但是并不显著，所以学历也没有调节作用。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6。学历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说明在学历（X3）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人际影响每增加（或减少 ）一个标准差，支付意愿就增加 （或减少 ）0.006个标准差，不论学历如何。

表6是城市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常住城市的结果也表明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碳中和支付意愿没有调节作用。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0，常住城市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所以在常住城市固定不变的条件下，人际影响每增加（或减少 ）一个标准差，支付意愿就减少 （或增加 ）0.10个标准差，不论常住城市在哪里。

表7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在研究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以及中介效应时，通过刘红云等[35]的文章结论使用了线性回归进行分析。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节采用有序概率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和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得到的结果和上节中用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是一致。学历、月收入、个性变量以及人际影响对支付意愿都有影响。购买意图对月收入、人际影响以及个性变量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个性变量、月收入以及人际影响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购买意图来实现的，而其他人口特征变量以及行为态度变量则不能通过购买意图来实现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通过1 328份有效问卷，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方法对中国公众碳中和的支付意愿和中介变量购买意图进行了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学历、月收入、个性变量以及人际影响四个方面。其中学历、个性变量与支付意愿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月收入和人际影响之间是正向关系。对于性别、年龄、常住城市以及常住城市地理位置与支付意愿没有关系，同时行为态度变量中的认知变量、态度变量以及激励机制对于支付意愿同样没有影响。

第二，购买意图则是受到年龄、常住城市地理位置、月收入、个性变量、人际影响、态度变量以及激励机制的影响。年龄越大越会购买碳中和产品。同理月收入越高购买意图也越强。行为态度中的个性变量、人际影响、态度变量以及激励机制里面都与购买意图存在着正向关系。常住城市地理位置则对购买意图存在着负相关性。

第三，购买意图对月收入、人际影响以及个性变量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个性变量、月收入以及人际影响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购买意图来实现的，而其他人口特征变量以及行为态度变量则不能通过购买意图来实现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第四，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碳中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也就说明人际影响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不受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的影响。人际影响直接影响了碳中和的支付意愿。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于不同月收入层次的消费者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碳中和”产品，不同的收入层次的消费水平是不同的，所以应当首先提高他们的购买意图，从而来提高支付意愿。

第二，对于不同学历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呈反向关系。应当针对不同的学历进行环保知识的宣传，从而提高支付意愿。由于在本文研究中本科学历的比重较大，根据结果可以针对本科学历的大学生进行碳中和知识的宣传，以及与大学学校进行合作，举办相关的宣传活动、低碳宣传周或者与社团活动、学生会活动结合在一起。

第三，个性变量对支付意愿有较大影响，所以应当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意识。具体而言就是加强低碳知识和环保意识的宣传和教育，让公众对环境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政府和各种新闻媒体应加大宣传力度，普及低碳理念，倡导低碳生活，提升公众自愿参与意识。只有使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并接受碳中和的理念，理解碳中和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才可能更好的保护环境，共建碳中和社会。

第四，人际影响也是影响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会通过购买意图来影响支付意愿。所以在促使一部分消费者购买碳中和产品后，会带来更多的消费者购买产品。关键是提高部分消费者的购买意图和支付意愿。

第五，购买意图对于支付意愿有一定的中介作用，所以提高公众的购买意图至关重要。首先应当提高碳中和产品的实用性，让公众在对碳中和产品进行购买决策时，产生购买意图。其次是制定合理的价格也是提高购买意图的关键，适当的价格会吸引更多人进行购买。最后碳中和产品应当注重个性化，因为个体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一般都是由消费者个人单独进行的。随着消费者支付水平的提高，购买行为中独立决策特点将越来越明显。

第六，中国应当在发展碳市场的基础上对于碳中和发展的规划作出一定的布局，进一步对不同行业碳减排空间进行研究，从而确定相应的碳中和目标。而碳中和有效的发展可以促进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在一定程度可以加速“双替代”的实现，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从而促进碳市场发展。

本文有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是单边界选择法，在之后对问卷进行完善使用双边界选择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恰当。其次，如果進一步进行研究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结构方程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最后因为碳中和目前还在推广阶段，大多数人不是很了解，之后推广到一定阶段之后再进行研究可能效果会更好。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1]CHOI A S， RITCHIE B W.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lying carbon neutral in Australi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offsetter profil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4， 22（8）：1236-1256.

[2]FRASH R E， DIPIETRO R， SMITH W. Pay more for McLocal？ examining motivators fo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local food in a chain restaurant setting[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24（4）：411-434.

[3]曾賢刚. 我国城镇居民对CO2减排的支付意愿调查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 2011， 31（2）：346-352.

[4]ZHANG L， WU Y.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electricity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J]. Energy policy， 2012， 51（4）：514-523.

[5]GUO X， LIU H， MAO X， et al.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enewable electricity：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y in Beijing， China[J]. Energy policy， 2014， 68（2）：340-347.

[6]XIE B C， ZHAO W.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electricity in Tianj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J]. Energy policy，2018，114：98-107.

[7]吴力波， 周阳， 徐呈隽. 上海市居民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2）：86-93.

[8]LIN B， TAN R. Are people willing to pay more for new energy bus fares？ [J]. Energy， 2017， 130：365-372.

[9]LEE J J， CAMERON T A. Popular support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vidence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mail survey[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08， 41（2）：223-248.

[10]PINUCCIA C， ELISABETTA S. Bias and efficiency of single versus double bound models for contingent valuation studies： a Montecarlo analysis[J].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2（10）：1329-1336.

[11]WHITEHEAD J C， CHERRY T L.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 green energy program： a comparison of exante and expost hypothetical bias mitigation approaches[J]. Resource & energy economics， 2007， 29（4）：247-261.

[12]ANDRE H， AMELIE G， ASGEIR J， et al.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 toward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electricity[J]. Energy policy， 2008， 36（2）：768-774.

[13]KOSTAKIS I， SARDIANOU E.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tourists to pay for renewable energy？ [J]. Renewable energy， 2012， 38（1）：169-172.

[14]ALDY J E， KOTCHEN M J， LEISEROWITZ A A. Willingness to pay and political support for a US national clean energy standard[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2， 2（8）：596-599.

[15]LUCIA R， ROMEO D.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 carbon tax in Italy[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2019，67：659-673.

[16]ZHAO R， GENG Y， LIU Y， et al. Consumers perception， purchase inten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arbonlabeled products：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71：1664-1671.

[17]XIE B， ZHAO W.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electricity in Tianj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J]. Energy policy，2018，114：98-107.

[18]LI Qi， LONG R， CHEN H.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Chinese urban resident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housings： evidence from five firsttier cities in China[J]. Applied energy，2018，229：299-313.

[19]ZHANG L， FUKUDA H， LIU Z.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roof for mitigating heat island effects in Beijing （China）[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2019， 150：13-20.

[20]MACKERRON G J， EGERTON C， GASKELL C， et al.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arbon offset certification and cobenefits among （high）flying young adults in the UK[J]. Energy policy， 2009， 37（4）：1372-1381.

[21]JUDITH M. Exploring air travellers voluntary carbonoffsetting behaviou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 19（2）：215-230.

[22]谢晓文. 森林旅游地餐饮经营者的碳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D]. 南昌：江西农业大学， 2017.

[23]王玉芳， 曹娟娟. 公众对森林碳汇服务的认知与支付意愿的调查研究——以哈尔滨为例[J]. 生态经济（中文版）， 2013（7）：51-54.

[24]NEELU S， HAIYAN S， SHUN Y， et al. Estimating willingness to pay air passenger du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72：85-97.

[25]NAKAMURA H， KATO T. Japanese citizens preferences regarding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an experimental social survey of Yokohama and Kitakyushu[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3， 25：1-12.

[26]CHEUNG J， KRAGT M， BURTON M. The awareness and willingness of air travellers to pay for voluntary carbon offsets and their cobenefits[J]. 2015.

[27]LU J L， ZHANG Y S. Exploring airline passeng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arbon offset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 environment， 2012， 17（2）：124-128.

[28]GUPTA M.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arbon tax： a study of Indian road passenger transport[J]. Transport policy， 2016.

[29]MCKERCHER B， PRIDEAUX B， Cheung C， et al. Achieving voluntary reductions in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ourism and climate change[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3）：297-317.

[30]CHOIS A S， RITCHIE et al. A mediation model of air travellers carbon offsetting behaviour [J]. Travel Res， 55（6）： 709-723.

[31]費芩芳. 旅游者碳补偿支付意愿及碳补偿模式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为例[J]. 江苏商论， 2012（12）：120-122.

[32]谢彦彦. 消费者知识、态度与碳补偿回报计划行为意向关系研究[D].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 2015.

[33]张琰， 崔枫， 吴霜霜， 等. 航空旅行者碳补偿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规范激活理论的综合研究框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11）：12-17.

[34]CRONBACH L J， SHAVELSON R J. My current thoughts on coefficient alpha and successor procedures[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eal measurement， 2004， 64（3）：391-418.

[35]劉红云， 骆方. 因变量为等级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J].心理学报，2013， 45（12）：1431-1442.

[36]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179-211.

[37]SIGURDARDOTTIR S B， KAPLAN S， MLLER M， et al.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s intentions to commute by car or bicycle as adults[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3， 24：1-9.

[38]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Is the public willing to pay for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arbon neutrality

QI Shaozhou1 LIU Dian1 LI Kai1 LIU Shu2 DENG Zhe3

（1.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2.China Hubei Emission Exchange，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3.Institute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Chinas carbon market has a surplus of CCER supply， and its effective demand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The study of whether the public is willing to pay for carbon emissions is based on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arbon neutrality， and it play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designing carbon neutral incentives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 demand for CCERs generated by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clean proj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of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pay carbon neutrality based on four dimensions and publishes online surve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over different levels of citie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in China， and 1 328 valid questionnaires for carbon neutrality were obtain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diating effects and regulatory effects of the willingness to pay were studied separat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as a re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llingness to pay and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personality variables， while monthly income and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wer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y. The effects of monthly income，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and personality variables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y were partly generated by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purchase intentions. For the regulation effects， it is found that gender， education and permanent cities have no adjustment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carry out voluntary carbon neutrality，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different types of carbon neutr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monthly income and educ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increase the publics purchasing inten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to pay.

Key words carbon neutrality; willingness to pay; intermediary role; regulation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