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县域农业新动能培育研究

张晓娇　徐柏琪　杨威

摘 要：

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新旧动能的关键期。本文以榆树市、德惠市、扶余市为例，研究吉林省县域农业发展新动能。分析了农业发展现状，指出存在优质生产要素匮乏、受制于行政边界、产业层次低等问题，提出农业发展新动能培育路径，即打破行政界限，形成合力，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基础，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创新发展种养业，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加强品牌建设，开发农业“新六产”。

关键词：

县域农业;新动能;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54/j.nyyjs.20191130065

引言

立足资源禀赋和突出比较优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围绕特色产业和培育产业集群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协调城乡关系和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是县域经济崛起的重要途径，激活要素活力和促进市场化水平提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1]。以新动能助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县域经济实现全面崛起至关重要。

1 “三市”农业发展现状

榆树市、德惠市、扶余市（以下简称“三市”）今年被吉林省列为扩权强县试点县、乡村振兴战略新动能培育试验区。2017年，榆树、德惠、扶余农业总产值分别为1443117万元、1235076万元、855192万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504元、13535元、12491元。

1.1 自然条件优越

“三市”地处松辽平原腹地，松花江、拉林河两大水系穿流而过，土壤耕层较厚，腐殖质含量高，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多受季风影响，四季分明。2017年，榆树、德惠、扶余耕地面积分别为390851hm2，210059hm2、320119hm2， 粮食产量分别为3640712t、1595627 t、2281856 t。

1.2 区位交通便利

“三市”位于长春、哈尔滨两大城市之间，是哈长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域内贯穿京哈高速、102国道、京哈铁路、哈大高铁等主要交通线，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便捷的交通缩短了“三市”与外界的时空距离，满足了大运量、低成本和方便、快捷的要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为“三市”的开发、开放和试验、示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3 产业基础良好

“三市”地处世界著名的黄金玉米带，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水稻，德惠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省级创建单位，榆树是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粮食生产功能区，玉米产业园被评为省级产业园。2017年，榆树、德惠、扶余水稻产量分别为705315t、370755t、234431t，占吉林省比分别为10.31%、5.42%、3.43%，玉米產量分别为2790252t、1201223t、2001388t，占吉林省比分别为8.58%、3.70%、6.16%。“三市”棚膜经济发展较好，是促进农业增收的关键产业。扶余市以花生为主的杂粮杂豆发展尤为突出，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出口花生质量安全示范区”，2017年花生产量242384t，占吉林省32.91%。丰富的农业资源为畜牧业等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原料，并形成了畜禽加工、粮食加工等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基础良好。

2 “三市”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优质生产要素匮乏，新动能培育资金支持不足

按照行政层级配置公共资源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县域经济获取发展资源的能力，县域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滞后区，县域内缺乏人才、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各种优质生产要素，从根本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三市”税源企业少，财政资金不足，2017年“三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共261357万元，其中税收收入176995万元。可见“三市”新动能资金支持严重不足，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2.2 县域经济发展受制于行政边界，缺乏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

当前“三市”经济发展受制于行政边界，缺乏更高层面的协调和规划，缺乏跨区域的产业链式延伸和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2]，“三市”存在定位同质、产业结构雷同、产能过剩等问题。缺乏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相关机制，与区域中心城市联系不够紧密，中心城市辐射效应难以向县域渗透，不利于“三市”经济创新和发展。

2.3 对自身优势挖掘不够深入，产业层次低

县域经济崛起的逻辑起点在于立足本地实际，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例如，山东“寿光蔬菜”作为寿光的品牌和资源，正是把资源优势发展成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又带动培植起了一批支柱产业[2]。“三市”目前仍较多地依赖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等初级资源，产业层次较低、能源消耗大、品牌影响力低，县域内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业发展模式。

3 “三市”农业发展新动能培育路径

农业发展新动能的内涵是一个开放的合集，诸如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动力都是其具体内涵，培育新动能供给侧改革是基础[3]。“三市”作为产粮大县，主体功能不能变，在这一前提下，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就是形成“合”力，把各种现代元素注入农村、注入农业，推动农业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具体而言，需要区域联合、要素集合、产业融合、功能整合，农业要实现生产型向生活型转轨升级，要围绕健康做文章，围绕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做文章[4]。

3.1 培育新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三市”的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要在继续壮大优势产业主导产品的基础上，打破区域束缚，统筹“三市”种植结构，实现区域联动，共同发展，利用农业大数据，发展“互联网+农业”，实施标准化、精准化生产，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由试点先行逐步推广到行业示范。在“三市”范围内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带动种植企业、合作社、农户完成土地流转、归并，成建制打造，连片推进，实施标准化建设、标准化生产，实现机械化、规模化、信息化，充分利用科技要素，从源头上保证粮食安全，实现粮食生产现代化。

3.2 共享新要素，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三市”设施农业基础良好，要在现有基础上形成合力，打造102国道沿线百公里棚膜经济产业带，产品以优质、绿色、安全的反季蔬菜瓜果为主，建设中国北方蔬菜生产基地。以国家级“一品村”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为带动，政府推动成立绿色蔬菜合作社，促进现代生产要素的共建共享，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共抗风险，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实施无害化生产标准，使棚膜园区建设管理更为科学高效。引进社会资本，建成集线上线下、休闲旅游、温室采摘、产品加工、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

3.3 引进新主体，建设“四型”畜牧业

发展质量型现代畜牧业，对畜牧业全过程进行标准化提升，加快“无疫区”建设，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打造效益型精品畜牧业。进行畜牧饲养资源整合，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实施“粮变肉”和“草变肉”工程，从单纯的养殖向多元化产业发展。使养殖业从“分散粗放型”向“集约高效型”转变;突出品牌型特色畜牧业建设。把域外大型畜牧龙头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引进来，借助品牌的力量实现产业提升;坚持环保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注重农业的生态保育功能，探索建立“畜禽养殖+粪尿收集+有机肥生产+绿色种植业”模式，发展粮牧结合、发酵还田的循环农业模式，打造国家级循环农业示范区。

3.4 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增长点

“三市”虽然在各自辖区内建立了朱城子、五棵树经济开发区和环城工业园区，山东鲁花、江西正邦等大企业已经入驻，但是园区内经济总量不够，集聚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偏低，未能有效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要围绕特色产业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突出发展粮食、畜禽产品加工，构建龙头企业加工基地，实现产供销与农工商、科工贸一体化。这样有利于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形成，而且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总量规模的提升累积，有利于构筑县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

3.5 加强品牌建设，开发新市场

建立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强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和“三品一标”创建工程，减少不安全因素污染，推进地理标志建设，打造绿色优质产品品牌，强化品牌宣传推介和市场营销，持续巩固和提升“德惠小町大米”“榆树大米”“四粒红花生”等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打开省内、国内乃至国际新市场，创立绿色、优质、安全的国内外品牌[5]。

3.6 培育新业态，建设农业“新六产”

顺应人们消费升级、回归自然的趋势，挖掘农业休闲旅游功能，培育生态旅游体验型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是“种、养、加、销、游”五环联动，推行“现代农业+旅游”产业模式，大力培育田园综合体、休闲农庄、民宿等新业态，发展特色小镇，建设精品旅游线路。深入挖掘辽金历史文化资源和松花江、拉林河洪泛湿地等自然景观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休閑度假旅游、生态观光旅游，发展定制农业、康养农业。

4 政策建议

要通过以上路径实现 “三市”“破壁”发展，形成合力，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4.1 赋权扩能，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

“三市”政府要紧紧抓住行政审批改革这个关键环节，切实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对市里下放的审批事项，要切实地接住管好，搞好上下对接和前后衔接。创新省直管县新模式，建立领导层会商机制，推动政府与政府对接，建立“政府推动，企业运作”的市场化合作机制，进一步健全“三市”的区域协调机制，强化区域关联性和参与性，让“三市”经济更多地依赖中心城市发展。

4.2 土地改革，创新土地管理制度

正确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着力激发城乡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并发现经济要素的市场价值，在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上，系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6，7]，进一步解放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以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应对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

4.3 健全投入保障制度，拓宽投融资渠道

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要发挥好财政政策和资金的杠杆导向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为新动能培育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统筹整合，创新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推行“大专项+任务清单”资金管理模式。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赋予“三市”更大的涉农资金统筹权限。

4.4 创新发展农村人才培育体系

农业发展新动能培育的主体还是农民，因此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和提升农民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生存技能等综合素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培养乡村能人，建立和培养农业农村多元化人才体系;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制度;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企业家、专家学者、技术人才等乡贤反哺家乡、人才回乡，为乡村发展增添新动能。

参考文献

[1]李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40年：经验与启示[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3（1）：74-84.

[2] 闫坤，鲍曙光.经济新常态下振兴县域经济的新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7（2）：43-51.

[3] 肖昶霖， 南丽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发展新动能研究[J].经济师， 2019（5）：9-11.

[4] 刘奇.乡村振兴需要第三次动能转换[J].中国发展观察，2017（24）：37-47.

[5] 刘晓瑞.探析农产品品牌建设路径，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8（11）：14-15.

[6] 邢伟.产权—乡村振兴新动能[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6）：102-108.

[7] 黄丽敏.农村土地流转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相互促进发展[J].农业与技术，2019，39（7）：175-176.

作者简介：

张晓娇（1988-），女，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