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提升城市软实力研究

郑 奕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博物馆对城市发展有短期和长期效应之分。短期效应可定量，也往往有形；长期效应可定性,但无形，并涉及软实力中的概念，包括博物馆提升城市教育及创新价值、构建地方特色与城市形象、培育地方身份认同和公民意识等。博物馆对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因为无法用定量数据衡量，常常为大家所忽略，但这丝毫不影响博物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且在当下值得更多关注。因此，我们要通过摒弃“同质化”，构建城市“文化型规划”，善打博物馆“文化牌”和创设“文化公地”等举措，促使博物馆助力城市软实力提升。

一、城市软实力概念界定

软实力（soft power）由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率先提出，它主要用来描述基于非军事或经济实力的国际关系。武力和财政等有形资源、可外化为物质力量的实力往往被称为硬实力（hard power）。相比之下，软实力是一种无形资源，诸如理念、知识、价值观和文化等，但绝对是一种可以影响他者行为的能力［1］，并内化为精神动力。近年来，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国家力量被提到我国国家战略的高度。其柔性特质，较之硬实力容易被对手接受，而不产生激烈的对抗反应［2］。

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在2013年的《影响力与吸引力：21世纪的文化和软实力竞赛》（Influence and Attraction：Culture and the Race for Soft Power in the 21stCentury）报告中明确了“软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联［3］，并涉及广播和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基金会及信托机构等，其中也包括博物馆。毋庸置疑，博物馆促进了城市文化建设并进一步提升其软实力，同时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辐射效应。

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博物馆。对许多城市而言，知名博物馆往往是游客最多的文旅景点之一。当下，博物馆正从软实力建设的边缘不断被推向中心［4］。事实上，全球博物馆都在寻找自身的新角色、新责任和新期望，致力于助推城市软实力，即长期效应的提升。

二、博物馆之于城市软实力的意义和价值

并非所有博物馆之于城市的影响力都能用金钱衡量，用数据说话，因为有短期和长期效应之分。短期效应是指博物馆带来的直接或间接、与城市经济有关的贡献；该效应有形，相较于长期效应也更容易衡量，因此可定量评估。而博物馆之于城市的无形、长期效应，则直指软实力概念。因为无法用定量数据衡量，常常被大家忽略，但这丝毫不影响博物馆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包括提升城市教育及创新价值，构建地方特色与城市形象，培育地方身份认同、公民意识等，因此在当下值得我们更多关注。

1.博物馆提升城市教育及创新价值

目前，业内外对博物馆评估的一项共性指标是基于观众数量，包括我国各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体系。这类数据容易计算、获得并且可在机构之间比较。如果观众数量尤其外地游客数量增加，博物馆之于城市的短期效应就会放大。但是，博物馆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目的并非经济产出，而是生产、传播知识，基于实物资源培养教育和创新价值；并且，这些定性价值比短期影响力拥有更强大的、助推城市转型的作用。

时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与所在城市以及周边的大中小学、科研院所等合作，将博物馆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以及融入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而这恰恰是“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要义。目前，上海市开展的“文教结合”工作是对大部分博物馆所属的“文化”系统与大部分学校所属的“教育”系统合作的一大制度设计，实属全国创新。而这些都富有“地方创生”（placemaking）效应，即可以培育更和谐的人地关系。因为好的社会文教景象对于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等将产生推动作用，从而形成更大的人财物集聚效应，同时各方皆从该优质环境中受益。

事实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纽约故事”，该馆伴随所在城市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混乱走向繁荣。1872年，在博物馆开放之初，纽约如同文化沙漠，充斥着移民带来的混乱腐败和黑帮活动。但该馆始终定位于“全球视野”和“艺术教育”，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同时给美国公民提供艺术教育，提升素养。这不仅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交流，也助力纽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近150年过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依然在打造一个“全球城市”中的“全球博物馆”，并与时俱进地谱写博物馆和城市间共发展的故事［5］。

当然，城市教育和创新价值的提升通常只能在中长期内显现，而且挺难去证实并衡量。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资产一样，对建立认同、人格、态度、工作动力、创造力等至关重要，而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发展都非常关键［6］。事实上，对博物馆提升所在城市软实力的评估，也存在延迟效应的问题，但延迟并不代表不存在，反而预示着更为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力量。

2.博物馆构建地方特色与城市形象

博物馆常常是所在城市的地标，这不仅在当下，在历史上亦是如此。近年来，几乎每个主要城市在都市更新改造过程中都把建设一座标志性博物馆纳入规划。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如此注重博物馆建筑设计，因为这是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形象的一大门面。当然，建筑永远是舞台，博物馆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展览、教育等公共文化服务输出。而在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的大潮中，我国各地不乏博物馆千馆一面、城市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这样的同质化恰恰给博物馆如何助力地方特色与城市形象构建提出了新课题。

其实，城市文化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坚定立场，包括对博物馆建设的理解、诠释，不宜求大求全、甚至向他者无限靠拢等。2006年，由贝聿铭先生设计的江苏苏州博物馆新馆开放，其建筑萃取传统苏式园林精粹，并与现代建筑之美融合。此外，从连续四年的“吴门四家”展览盛典到当代艺术的全新呈现，都综合形成了这座博物馆的独特性格，理所当然地促使其成为苏州的“金字招牌”。

的确，除了彰显地方特色，博物馆也助力城市形象的构建，而形象正是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是软实力的体现。该长期效应的发挥与“地方创生”即培育和谐的人地关系亦直接相关，但重点在于城市品牌建设及民众对其的认知，无论他们是居民还是游客。可以说，博物馆培养了我们的集体想象力，比如将一座知名的博物馆与其所在城市的印象勾连。设想一下，如果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The Uffizi Gallery）不在佛罗伦萨，如果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不在华盛顿，那么我们对这些城市的认知就会逊色。正如大部分游客都将参观史密森博物学院视为他们去华盛顿特区朝圣行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已将原文化部（包含国家文物局）、国家旅游局的职责合并，组建了文化和旅游部。这一方面是为了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另一方面也通过博物馆、文化遗产与旅游目的地的结合，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俄罗斯冬宫博物馆（The Hermitage Museum）馆长彼得洛夫斯基（Mikhail Borisovich Piotrovsky）说：“最好的博物馆，不仅展示民族和国家的基因，还呈现这种基因的活力和质量。”［7］事实上，在我国最新版的《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8］中已有“旅游影响力”指标，它主要“参考三年内国内外大型知名旅行社推出的固定旅游线路上是否将该博物馆作为推荐景点来确定”，并依据“国际/国内/省内旅游推荐景点”分别计分。同时，在“博物馆公众影响力”指标中，也根据“国外、境外观众人次”以及“国内异地观众占年观众量比例”分别计分。

3.博物馆培育地方身份认同、公民意识

博物馆一旦与当地社区、社群互动，就直接或间接创建了一种饱含地方归属感的社会肌理与结构，而这与博物馆助推地方身份认同、公民意识构建等紧密关联。

史密森博物学院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集群，选择了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作为第20座直属博物馆，意义非凡。它是全美第一座全方位展示黑人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坐落于首都华盛顿，有助于大众理解并认同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常被忽略的杰出贡献，以弥合分歧、缓和对立。因此，它不仅于非裔美国人社群意义重大，于其他人同样如此；它不仅是华盛顿的新地理坐标，而且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新精神坐标。

值得一提的是，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General Social Survey，GSS）的数据分析，参观博物馆等艺术活动有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容忍度和无私奉献精神。且有证据显示，博物馆所采用的沉浸式讲故事方式有利于培养同理心，而包括同理心在内的社交情感能力正影响着教育与人生的远期发展［9］。事实上，在博物馆与城市的互动中，民众的骄傲与自豪感会油然而生。居民会对他们身边的博物馆产生一种近乎“爱国”的情感，尤其是当该机构在社区中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甚至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时。这种软性因素对非居民同样发挥作用，他们会认为该城市的居民更有文化、教养、内涵等［10］。重要的是，博物馆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可以让其成为时下社会发展亟需的核心价值观（如同理心）培育的有效引擎，帮助人们理解“他者”（包括外来者、弱势群体等），换位思考；同时，引导民众在行为意识、思想观念上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而巩固社会关系［11］，最终升华城市气质。

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投入巨资持续推进全国五万余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12］，而政府不遗余力扶持的出发点正在于博物馆对于地方身份认同、公民意识构建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博物馆作为历史保管人，在教育公众“成为本土公民意味着什么”方面，在提升公众“认知和欣赏不同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群组对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作出的独特贡献”方面扮演了卓越角色。尤其是在一个不同国家和民族间冲突加剧的世界里，博物馆的这项功能具有巨大的当下价值［13］。

三、博物馆如何提升城市软实力

1.摒弃“同质化”建设，通过博物馆讲好这座城市的独特故事

时下，博物馆发展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内容，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但如何通过博物馆讲好这座城市的独特故事，一系列原则宜恪守。

首先，我们要摒弃“同质化”，矫正短视的发展观，制定富有前瞻性的中长期城市文化策略，这其中就包括纳入博物馆尤其是城市博物馆的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不少城市陷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亢奋中，这种冒进的行为一方面毁灭了城市原有的传统和个性（甚至一些著名的历史城市也难逃此劫）；另一方面难以创造新的城市特色和风貌。而城市文化的异质性、多元性始终优于同质性。因此，通过城市博物馆等窗口来讲述这座城市及其市民的独特故事，如首都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是各地摒弃“同质化”、坚守其独一无二性的要义。

其次，我们要加大博物馆与城市联动发展的研究。中国博物馆协会下属的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自2007年7月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搭建以研究城市博物馆为目标的业务交流网络，同时加强馆际及与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联系。此外，2018年5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江苏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第八届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其中，“首届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以“博物馆，涵养现代城市文明”为主题。诸如此类的交流平台和研究型智库应越多越好，后者理应在高校、社科院等成立和发展，同时各馆也加强与城市联动发展的研究，以咨政、启民、育人。

最后，我们要彰显城市地标型博物馆的优势，文旅融合，逐步打造城市品牌。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各地不少城市将其主要的文旅资源（如博物馆）直接与城市形象捆绑宣传，甚至是定义，这样便可在民众心中建立一种经久不衰的城市与博物馆之间的关联［14］。正如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打造了用文化经济推动城市发展的现实案例，创造了用艺术推动传统城市转型的奇迹。我国苏州博物馆也历时数年酝酿推出其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呈现该馆之于苏州市、江苏省乃至全国的综合影响力。目前，苏州博物馆正在城内打造分馆，以形成集群效应。因此，如何挖掘博物馆的“旅游影响力”，提升“国内异地观众占年观众量比例”，增加“国外、境外观众人次”，是促使更多地标型博物馆诞生并为城市文旅融合作贡献的佳径。

2.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企业、民间投资兴办博物馆，构建城市“文化型规划”

过去，博物馆常常处于城市规划的边缘。如今，随着城市致力于通过塑造文化资产以期在新都市背景下更具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博物馆逐渐成为规划的中心。并且，我们提倡“文化型规划”。也即，一方面融合众包众筹等方式，在城市规划和政策发展中将尽可能多的居民纳入，以上下结合。因为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和体现者。同时，上下结合型的遗产保护努力，比起单纯自上而下的举措更可能成功，也更富有可持续发展性。另一方面，“文化型规划”意在凸显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这意味着城市各部门在规划自身发展时，清楚意识到实际和潜在的文化重要性。这样，整座城市就与历史、遗产和艺术包括博物馆等结合在一起，各版块不再彼此孤立。比如，2013年《芝加哥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 for the City of Chicago）出炉前，所有市民都被邀请来讲述“文化”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并且，其需求和愿望被转化到一系列项目和计划中，同时历经城市预算和私人领域资助的现实测试。最终，该规划中的36项建议和超过200项举措被视作全城共有（包括所有城市部门和委员）［15］。

时下，我们不断把博物馆比喻为“城市的客厅”，这是对博物馆功能与时俱进的全新阐释。而它们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包括那些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如露天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关键在于公众的参与，在于博物馆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16］，以实现真正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因此，为了构建和维持适于生存的、充满“有趣的灵魂”的城市，同时提高博物馆的社会贡献率，一方面博物馆必须主动联系观众，更多了解和研究民众需求，以提高其幸福度为核心输出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呼唤民众进一步参与并规划未来，让他们真切感觉到在城市进化故事中能找到祖先、自己和孩子的位置。我们相信，当博物馆的活动内生于大众需求，与最广泛的人群产生共振，城市也将充盈人文情怀。

总的说来，我们要把“博物馆之都”等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全民支持、共建共享的社会事业［17］，包括鼓励企业、民间投资兴办博物馆，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政府动能。事实上，在我国《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早已明确了“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18］为补充，类别多样化、举办主体多元化的博物馆体系初步形成”的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当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不再只依托政府这一单一渠道，这将促使内向型、以馆藏为中心的博物馆逐步转变为外向型、以捐助方和观众为中心的机构，并导向反映多元声音和影响力的新型管理架构［19］；同时，还将促成业内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良性状态，包括文教、文旅甚至是文体跨界合作。毕竟，文化城市不是单纯的城市文化建设，而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协调发展［20］。

3.善打博物馆“文化牌”，创设“文化公地”，构建有温度的城市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地理坐标和功能城市，更是精神坐标和人性化的文化城市。

一方面，我们要将博物馆发展从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促进、激发各类正面市民活动和事件的发生，让博物馆嵌入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地方记忆中。包括城市进一步与博物馆合作，为市民创设更多的“文化公地”（cultural common），这是供民众休闲文化社交、便于企及甚至免费享用的区域。比如，地处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是一个开放式多功能市民广场，每年有近千万民众前来参与活动。其露天圆形剧场可容纳35 000人，此外还有约44 000平米的文化和商业建筑，包括维多利亚国家艺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澳大利亚动态影像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the Moving Image）、宝马露天圆形剧场（BMW Edge Amphitheatre），以及写字楼、工作室、画廊等。对联邦广场这一动态、持久性文化公地的4.5亿澳元巨大投资［21］，表征了墨尔本对创设市民空间以为公众所用的承诺与投入［22］。而通过把“看得到的博物馆景观”和“看不到的城市文化”相结合［23］，将增强博物馆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存在感，以共同保护城市记忆。譬如，上海徐汇滨江将工业遗存和现代艺术相结合，聚集起多家美术馆、展览馆和画廊，开拓出一条滨江“艺术走廊”。这就在区域层面为“上海浦江故事”的编织提供了样例，也为黄浦江这条上海的“母亲河”增添了温度。

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博物馆等来提升民众的乡土情结维系、文化身份认同，包括精神上的归属和心灵上的净化。时下，不少民众虽置身繁华都市，却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困惑甚至是身份危机，这与集体记忆的消失、城市面貌的趋同不无关联。事实上，博物馆体验正致力于满足参与者的个人需求，包括对一份自我定义的证实。因此，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类博物馆通过描绘城市文明、中华文明图谱，使民众清晰地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最终找到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话的正确立场和恰当位置［24］。2009年10月，我国首座以商帮命名的博物馆——宁波帮博物馆于浙江宁波开启，向世人述说了宁波城的百年故事。百余年来，宁波帮是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的少数商帮之一，它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广泛分布于64个国家和地区。而通过该馆的平台对宁波帮展开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和培育当前宁波城的文化特色，而且有助于加强地方与海外宁波帮的交流和商贸发展；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的宁波同乡贡献可以守望的心灵家园［25］。

一座文化城市的构建与养护并不是靠所谓的“标志性工程”“政绩工程”，而是通过民众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与回归感等精神状态来呈现，包括其文化信仰和生活信念等。同时，博物馆的建设过程理应得到充分利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过程、社会过程，以给予我们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生活习俗等更多关注。事实上，博物馆兼具传统文化内涵和引领未来城市文化的双重属性，关乎所在地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进化，甚至自身也成为城市复兴的高地。

四、结语

时下，文化、城市与博物馆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博物馆不仅为今天的城市记录过去，而且为未来的城市留存今天。这一特性决定了博物馆必然是城市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促进城市软实力建设，包括培育市民的集体性格和城市精神等，同时软实力的增强也可带动和辐射全城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发展。

当然，并非所有博物馆之于城市的影响力都有形或可度量，博物馆的软性贡献有时只能通过间接方式并历经时间考验才能显现，但是，博物馆已被证实有职责及能力去助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并且，伴随时代变迁，博物馆还将担负起新的使命——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向着“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总目标不断迈进。

［1］Gail Dexter Lord，Ngaire Blankenberg.Cities，Museums and Soft Power.The AAM Press，2015：9.

［2］单霁翔：《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城市文化》，《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

［3］同［1］，第9页。

［4］同［1］，第10页。

［5］孙丽萍：《博物馆如何展示文化软实力？——世界顶级博物馆馆长沪上论剑》，新华网，［EB/OL］［2012-11-08］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1/08/18960162_0.shtml？_from_ralated.

［6］同［1］，第41页。

［7］同［5］。

［8］《关于印发〈全国博物馆评估方法（试行）〉〈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和〈博物馆评估申请书〉的通知》（文物博发﹝2008﹞6号），［EB/OL］［2008-02-15］http：//www.sach.gov.cn/art/2008/2/15/art_2184_33968.html.

［9］湖南省博物馆编译：《美国博物馆联盟趋势观察2017》，［EB/OL］［2018-01-31］https：//news.artron.net/20180131/n985968.html.

［10］同［1］，第45页。

［11］同［9］。

［12］《2018年中央财政安排208亿资金继续支持博物馆免费开放等项目》，［EB/OL］［2018-12-04］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news/zj/2018/12/1410220.shtml.

［13］Office of Policy and Analysis.Lessons for Tomorrow：A Study of Education at the Smithsonian.USA：Smithsonian Institution，2009，1：15.

［14］同［1］，第44页。

［15］同［1］，第234—235页。

［16］同［2］。

［17］李耀申、李晨：《博物馆：“文化湿地”与“城市之肾”》，《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3期。

［18］在2015年的《博物馆条例》中，已将博物馆按照所有制属性区分为“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因此民办博物馆等都划归到非国有博物馆。

［19］同［1］，第11页。

［20］同［2］。

［21］主要来自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及私营部门、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市等。

［22］同［1］，第235—236页。

［23］朱恬骅：《构建有温度的滨江空间要善打“文化牌”》，《文汇报》2019年5月8日第5版。

［24］同［2］。

［25］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