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的辫子
——文学经典解读之“互文印证”

俞兆平

一、从国人的辫子到阿Q的辫子

1936年10月10日，在上海的鲁迅一觉醒来，拉过报纸一看，不自觉地摩了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这是鲁迅先生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一文中回述的场面。而先生写的这篇文章距他逝世仅两天，是他一生中的终曲。

先生写道，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他总习惯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那么，在民国25周年双十节的这一天，是什么触动了先生的心弦，让他重复这一手势，让他在重病中仍念念不忘而提起笔来呢？是辫子，中国人的辫子！这一天，之所以值得感念，“因为辫子究竟剪去了”。①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6、577页。

这辫子的意象也实在太沉重了，重到鲁迅先生在辞世的前两天仍想到它，写下它：“剃头担上的旗杆，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杆上，再去拉别的人……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②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6、577页。在鲁迅的笔下，辫子已不仅是人的生理构成上的一个部件，而是浸着民族之血，沾着弱者之泪的象征物了。

辫子让鲁迅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还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受过“无辫之灾”。他在日本留学时剪掉了辫子，回到家乡绍兴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路上，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那时捉住奸夫，总是先剪去他的辫子；大则被指为“里通外国”的“汉奸”。以至于当绍兴中学卷起剪辫风潮时，学生们问他，有辫好，还是没辫好？他给的居然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这样“言行不一”的答案。因为鲁迅深知：“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①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95页。在当年，辫子的有与无，是政治性的“价值”判断的焦点所在，甚至涉及个人生存的安危，鲁迅不愿看到年轻的生命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因此，在鲁迅的著作中，我们会不时地看到辫子这一意象。

《坟·从胡须说到牙齿》：“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②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第260页。

《呐喊·头发的故事》：“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③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487页。“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④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487页。

《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⑤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3卷，第432页。

《而已集·忧“天乳”》：“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⑥鲁迅：《忧“天乳”》，《鲁迅全集》第3卷，第488页。

可真是，脑顶一辫子，满腹辛酸泪。难怪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上课遭到嘲笑时，会说出如此沉重的话：“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可以说，鲁迅自始至终都在清除着辜老夫子所说的人们心中的“无形之辫”。

但鲁迅还写出另一类型的辫子，这就是本文所论的──阿Q的辫子。

阿Q的辫子是黄的，常“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⑦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17、530页。至于为什么是黄的，鲁迅没有交待，或许是营养不良，或许阿Q原本就是个异类。在《阿Q正传》中，写到阿Q辫子最生动的一场是和小D的争斗：“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⑧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17、530页。这也就是鲁迅在上面所论及的辫子功用之一──“打架时可拔”。

不过，阿Q辫子的作用并不止于此，阿Q还把它发挥到极致，即参加“革命”的政治功能。辛亥革命爆发了，赵秀才消息灵，一早就将辫子盘在顶上。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人逐渐增加起来了，赵司晨、赵白眼也这样了。“阿Q听到了很羡慕。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但总没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现在看见赵司晨也如此，才有了学样的意思，定下实行的决心。他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迟疑多时，这才放胆的走去。”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43页。阿Q用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举动着实惊人，不亚于他跟着小偷团伙站在墙外接东西的“中兴”，因为这一意象细节标志着阿Q要“革命”了。

鲁迅不愧是一位大师，其塑造的意象在细节上绝不马虎。在小说《风波》中，鲁镇茂源酒店老板赵七爷是否“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一细节，成了当时政治的风向标。辛亥革命以后，赵七爷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如若不当道士，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就标志着皇帝坐上龙庭。张勋复辟时，他就把辫子垂下，穿上长衫，恐吓被剪掉辫子的七斤，令其一家人失魂落魄，在鲁镇上演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所以，阿Q此举非同小可，有点成王败寇的意味。不过，阿Q也不傻，他只是把辫子盘起而已，像赵七爷一样，进可“革命”，退可复辟。如此投机之举，这就涉及阿Q的革命性问题了。

多年以来，学界对《阿Q正传》的阐释多取这一说法：鲁迅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择取出的这8个字，几成“定评”，其影响所及，颇为罕见，可以说，只要有初中文化以上的国人概莫能外。这一判断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因为阿Q属于贫雇农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之所在；而鲁迅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一位民主斗士，他担负着唤醒民众，特别是唤醒农民阶级起来革命的历史任务，所以鲁迅才会恨铁不成钢那样“怒其不争”。

当时主流倾向是这样叙述的：“鲁迅清楚地表现了辛亥革命曾经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寻常的震动，像阿Q这样本来十分落后的农民都动起来了，封建阶级表现了很大的恐慌和动摇……但辛亥革命的根本的致命的弱点也在这里，它对于已经动起来了的农民，对于农民已经燃烧起来了的自发的革命的热情，不但没有加以发扬和提高，相反的是被当时在农村占着支配地位的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加以排斥。这个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妥协而结束的。”②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汪晖、钱理群等：《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循此，有一本权威的文学史曾把此结论做了形象化的描述：“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③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7页。

如此一来，阿Q的命运几乎成了巨大的历史事件的象征，他和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叠合在一起，纳入了宏大叙事的范畴，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居然成了国运的象征。

二、“阿Q辫子”的意象内涵

但是，鲁迅所勾勒出的“阿Q的辫子”这一小小意象，却静静地潜伏在那里，偶尔显露出来，把它挑明，便可轻轻地改变上述从先验命题演绎而来的结论，露出其破绽──阿Q的“革命”能叫革命吗？

其一，阿Q属于“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的这一投机革命的群体。

虽然阿Q不能像赵七爷他们那样，花费时间悠然地盘辫，只是随便抓根筷子胡乱地把辫子盘上，这是他和赵七爷一伙人不同点的所在，但他终究仍属于“盘辫”群体。那么，这一群体在鲁迅笔下，是一批什么货色呢？除了《风波》中的赵七爷外，鲁迅还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尖锐地揭示了“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一群体残忍、喋血的一面：“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①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

原是革命敌人的官僚、绅士们“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混入了革命党内。按理来说，既已投身革命，理应剪去辫子，但他们却像《风波》中赵七爷那样留着，盘着，进可“革命”，退可复辟，投机嘴脸立显。不仅如此，他们仇视革命的本质并未因“盘辫”而改变，他们镇压革命党人的狠毒手段依旧会使出。鲁迅接下的一段就列出历史事实：辛亥革命后任绍兴都督的王金发不打落水狗，讲“文明”，讲“新气”，发善心释放了曾主张杀害秋瑾，还出谋掘毁西湖边上秋瑾墓的土绅士章介眉，而后此人混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却恩将仇报，又密谋参与了督理浙江军务朱瑞杀害王金发一案。“落水狗”上岸后，告密、陷害的手段重使，凶狠残忍的本性仍在，“帮着袁世凯咬死许多革命人”，②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88、289页。再次“以人血染红顶子”。

对此，鲁迅无比沉痛地说：这“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③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99页。“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是鲁迅从血泊中透视出的负面意象，阿Q若是鲁迅想要呼唤的革命对象，能把他纳入这一群体之中吗？何况1920年前后的鲁迅心态颓唐，情绪低落：“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么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④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对所谓的“革命”心存疑虑，自身尚在“彷徨”之中的鲁迅，能去动员他人，譬如阿Q“革命”吗？

其二，阿Q差点滑入“以人血染红顶子”之列。

在《阿Q正传》文本中，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他跑到东洋去，半年后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2、546、547页。从对假洋鬼子在辫子造假上的深恶痛绝，到自己也把辫子盘起来造假，可以看出阿Q的社会伦理价值标准并非稳定，政治立场模棱两可，投机性极强。正符合鲁迅之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②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4页。在辫子的问题上，充分显示出阿Q的滑头，而且是“游手之徒”，即中国游民式的滑头。

这是因为阿Q压根就不懂得革命的含义，他甚至对革命党一贯怀有偏见：“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他在“中兴”之后回到未庄，眉飞色舞地演讲进城见闻：“‘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其口吻中像是对革命党怀有某种深仇大恨似的。他之所以想“投降革命党”，之所以能在午间喝了两碗空腹酒后在未庄大喊：“造反了！造反了！”原因仅在于，革命、造反“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③本段引文均见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8、534页。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这仅是一种长期被压抑后心理得到张扬的本能性的快感，似乎与“农民已经燃烧起来了的自发的革命的热情”距离甚远。

最要害之处在于，鲁迅在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阿Q去找假洋鬼子，想投“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但被赶了出来，不准革命，他涌起了忧愁，像是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④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2、546、547页。而后，赊账喝了两碗酒，回到土谷祠，“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⑤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2、546、547页。

请注意，鲁迅在这里连用了两个“毒”字，即歹毒、再歹毒啊！一己的欲望、要求不能得逞，立即就想“放下辫子”，重新站队；而且随即萌生悖心，要到官府里去告发原先想要投靠的人，让他被满门抄斩。阿Q虽不是土豪劣绅章介眉一类的落水狗，但在这一点上，他的心理本质也距“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流的卑鄙与残忍不远了。至于什么造反，什么革命的真正的精神与意义，对于阿Q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

其三，“阿Q似的革命党”与真正的革命党有本质上的不同。

阿Q压根不懂革命吗？肯定有人会用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下的话反诘：“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但学界许多人却忘了鲁迅在“以下”的“以下”的话：“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①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4、397页。

此段话是一综合整体，切不可分割开来，以导致断章取义。它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革命党”前鲁迅特地加上一前缀──“阿Q似的”，也就是说“阿Q似的革命党”与真正的革命党是不同质的，如若相同，鲁迅何必节外生枝，再设新词？这种不同，在鲁迅笔下的两个典型形象──夏瑜和阿Q身上展现出来。夏瑜在牢中，还劝牢头红眼睛阿义造反：“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只有达到这样的政治观念水准，才是鲁迅心目中真正革命者的形象。

第二，“阿Q似的革命党”有一特点──“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这是鲁迅给予他们这一伙独有的意象细节特征。如前所说，阿Q这一群类要在形式表征上投向革命党，是盘起发辫，但他们不会像赵七爷一样悠悠然细细地如道士般盘起，而是抓根筷子胡乱地把辫子盘上，所以“阿Q似的革命党”既不同于真正的革命党，也不同于章介眉之流，虽然与后者投机革命的本质是一样的。由此，鲁迅特别指出：阿Q的命运是会卷入革命的，但“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②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4、397页。从上述的阿Q差点滑入“以人血染红顶子”之列，便可看出鲁迅是如何写出阿Q在所谓的革命中人格分裂症状的，而且还有可能是多重分裂症。

第三，在语意上，特别是后半段，显然是讽刺、挖苦的反语。这场革命仅是使阿Q“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仅是使高长虹这类仇视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摇身变成工人的“绥惠略夫”而已，如此荒唐、无聊的革命成果，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这种反讽的意味，只要能客观地细细品味，是不会感受不到的。

也就是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的这段话，说明他对于这类由革命大潮裹挟而起的游民、民粹的沉渣，及由其所聚合成的“阿Q似的革命党”在根底上是持贬抑、否定的态度的。

其四，“阿Q似的革命党”所欲进行的革命无非就是杀戮抢掠。

以“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为标志的“阿Q似的革命党”，将要在未庄进行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还是回到《阿Q正传》的文本。当阿Q得知城里举人老爷惊慌得把财物送到乡下来，十分快意，就想投降革命党。他禁不住地在未庄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③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9页。革命造反就是要财物、要女人，这使深藏在阿Q潜意识中的欲望喷发而出。

当阿Q飘飘然地回到土谷祠，鲁迅特地点明：此时，他“酒已经醒透了”。这决非随意的一笔，而是着重指出随后的阿Q所思所想完全是在清醒的意识下进行的。“革命”后，他想干什么呢？

一是杀人。拔他辫子的小D第一个该杀，扭他辫子到墙上碰头的王胡也不留了，尽管他们跟他一样，都是为地主老财们打工的贫雇农者，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但阿Q照杀不误。至于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当然不会放过了，但是排在小D之后。阿Q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二是掠夺浮财。为着生计，阿Q甚至沦落到小偷团伙中“站在洞外接东西”；高喊了革命、造反之后，也只从管土谷祠老头那里要来两个饼、一支烛，看来生活上的窘迫，是阿Q需要解决的第一要事。所以他想的“革命”第二件事，就是“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40页。最后，连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要搬到土谷祠。

三是享受女人。阿Q性压抑太久了，拧了小尼姑的面颊后使他生理上“有些异样”；想和吴妈“困觉”，却吃了赵太爷的大竹杠。“革命”解决了权力与饱暖问题之后，他开始“思淫欲”了：未庄的年轻女人，在他心里一一过目，赵司晨的妹子太丑、邹七嫂的女儿长大再说、秀才老婆眼上有疤，而吴妈“可惜脚太大”，嫌弃起老情人了……“革命”为阿Q开辟了一条性欲发泄的途径。

革命的内涵在“阿Q似的革命党”面前，质地完全变异了，鲁迅对此有过尖锐的揭示：“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②鲁迅：《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72页。权力、金钱、女人及荫福后代，这些“纯粹兽性”，即动物性的欲望的满足，则是“阿Q似的革命党”们的“革命”目的。它能跟真正的革命党人，如夏瑜他们的革命动机与目的同日而语吗？

三、阿Q是“游民之类”的典型

“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的“阿Q似的革命党”，与夏瑜式的真正的革命党有别；又和“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的投机革命的赵七爷、章介眉这批“落水狗”不同类；而且也不同于七斤、华老栓、祥林嫂这类还在铁屋中的昏睡者。那么，阿Q是属于哪一类的群体呢？

1948年，周作人对阿Q的身份和地位曾给予了明晰的指认：“我以为阿Q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半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未蜕化的，地下的士大夫，而阿Q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③周作人：《〈呐喊〉索隐》，周作人、周建人：《回望鲁迅 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阿Q是城里乡下两面交叉结合“混出”的“游民之类”，抑或为“未蜕化的，地下的土大夫”，周作人这里指出了阿Q游移于城乡两端的生存状态，即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民阶层。

这和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对阿Q的画像很接近：“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阿Q戴的毡帽，“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即阿Q生活的环境是在城乡两边混的，其性格既不同于流氓、瘪三，但又“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④以上均见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4页。

周作人的论定，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中的游民阶层及游民文化的认识与判断问题。1912年，黄远生就在《少年中国周刊》上发表《游民政治》一文，他尖锐地指出：“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游民之性，成事则不足，而败人家国则有余，故古者之所谓圣帝明王贤相名吏也者，尽其方法而牢笼之，夺万民之食而豢养之，养之得法则称治世；养之不得法，则作祟者蜂起矣。”①黄远生：《游民政治》，《少年中国周刊》1912年12月26日。游民养之得法则国家治理安宁，否则祸乱蜂起，游民问题涉及国之存亡大事。

1919年，《东方杂志》刊登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论及中国之所以多改朝换代式的“帝王革命”，而很难发生政治经济体制实质性变革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其缘由之一是因为介入历史震荡及其“革命”后掌实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这就主导了其政治品格的双重劣根性：“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②杜亚泉：《中国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东方杂志》1919年16卷第4号。革命后的执政者，其贵族性与游民性混杂，往往造成政局的混乱。

这两篇发于民国初年的文章有着深刻的见地。其一，他们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阶层，这就是游民阶层，他们的存在面相当广，在各个阶级中都有所存在，是中国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前提。其二，他们揭示出游民这一阶层除了尚侠仗义、勇敢豪放之外，还有另一负面特征：强烈的反社会性；言行过激浮躁，破坏性巨大；无政治目标，盲动盲从；反智主义，仇富心理等，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批评的民粹主义的特质。其三，他们更深的忧虑是游民文化将对中国政治历史起到深层腐蚀作用，造成政局动乱的后果。

《少年中国周刊》《东方杂志》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杂志，其影响面极大，周氏兄弟似不可能不读到的。最明显的就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对那些投机革命者的批判与黄远生在《游民政治》中的描述几乎一致。因此，我们必须把对《阿Q正传》的论析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这样才能较为真切地贴近鲁迅当年创作阿Q这个典型人物时的心理。

美国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曾论及：19世纪阶级结构的打破，使人们没有了共同的利益，没有了以此利益而聚焦到一起的社会结构，于是“群氓心理”与群氓（有的也译为“群众”“暴民”，鲁迅用“庸众”一词倒最贴切）就产生了。“群氓”是指缺乏共同目标和社会纽带的那些孤立的个体，他们在政治上盲从，反社会情绪强烈，并奉行“多数裁定规则”，往往被极权主义者利用来废除民主，促成了极权主义的胜利。③参见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41页。阿伦特“群氓”的概念内涵，实质上相近于民粹主义，相近于鲁迅所批判的压制“个人”、“精英”的，“以众暴寡”的“众数”的内涵，相近于在中国有着深厚土壤的“游民文化”及群体。因此，若把阿伦特所论与鲁迅《阿Q正传》联系起来考察，对阿Q定将会有新的判断视角。

20世纪30年代，斯诺曾与病中的鲁迅进行过一次对话，他记述下来：“‘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鲁迅是这样说的。‘而民国以后，我们则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你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了，难道你觉得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Q吗？’我问鲁迅。鲁迅大笑道：‘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①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宋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也就是说，在鲁迅的心目中，直到30年代，居然仍是那些“阿Q似的革命党”在“管理国家”，左右着中国的命运与前途。

显然，在20年代初期，鲁迅盼望的是从根本上摆脱物欲、兽欲，在精神上彻底觉醒的革命先躯者，而非阿Q似的人物。他对于以权力、金钱、女人为革命目的的“阿Q似的革命党”，对于革命中的游民文化意识与民粹主义倾向，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因此，鲁迅对“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的阿Q，不可能是“怒其不争”，而恰恰相反，是“惧怕其争”！惧怕“阿Q似的革命党”这类游民、民粹的沉渣，借着革命的大潮起来争夺权力与地盘，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推进中国发展的健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