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领域多媒介的华艺西渐
——“中华艺术走进西方300年”讨论会综述

郑 端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华艺术走进西方300年”讨论会日前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行。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结合几个具体实证的历史案例，研讨近300年来中华艺术暨审美文化是如何影响了近现代西方的艺术审美。

一、历史实证的维度与非主流艺术形式

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的报告“中国文物外销德国的影响”从文物流散与传播的史料实证角度，考证了自19世纪60年代直至20世纪上半叶德国大量收购中国文物的史实所产生的对于近现代西方艺术的重要影响。一部中国文物外销德国史，也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普鲁士开始以猎奇心理关注中国文物，收藏、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坚力量是德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之后德国国家博物馆认识到中国文物的价值，从而开启了以国库资金和国家行为大量收购中国文物的举动。1906年德国国家博物馆东亚艺术部新聘主任屈麦尔（Otto Kümmel）被派遣前往东亚采购文物，将收藏中国文物的重点放在中国绘画上，而在此之前，中国绘画不被西方人重视；与之同行的是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东亚文物鉴定专家、名著《艺术的起源》的作者格罗塞（Ernst Grosse），他帮助德国国家博物馆在东亚大量收集青铜器、陶瓷、雕刻等在艺术史上有较高价值的珍贵文物。第三个时期，进入20世纪上半叶以后，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和大学新学科的开辟与兴盛进一步导致了东亚艺术品研究的国际化、美国化。20世纪20年代，德国东亚艺术品的收藏已经很具规模，在科隆大学首次开设了东亚艺术史课程。纳粹上台后，德国东亚艺术研究领域的教授们纷纷流亡美利坚，因此美国的东亚艺术史研究是由德国奠定的。东亚艺术研究的国际化变成了美国化，美国化应归功于德国人，而德国教授流失以后，德国的东亚艺术研究水平就急剧下降。民国以降，中国学界都在关注德国表现主义对中国绘画的影响，由此应思考东亚文物对于欧洲表现主义的影响。

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才勇教授围绕“梅森瓷器与18世纪中国风”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梅森”（Meissen）是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镇，是欧洲人自主生产的第一代瓷器，即有“白色黄金”之誉的梅森瓷器的诞生地。在第一阶段，梅森瓷画的颜色试图模仿奥古斯特家族收藏的中国青花瓷的青花蓝，由于土质原因和技术不够成熟，导致颜色烧制效果难臻完美，销路也并不理想。在第二阶段，梅森瓷画运用中国要素（比如“龙”的花纹）并进行了转化，使之更具装饰性，凸显装饰作用和视觉效果，瓷器销路上升。第三阶段主要是带有欧式风格的中国题材（如草帽）、中国场景、中国故事在瓷画中的展现。法国式的中国风主题造型不仅出现在当时的绘画、建筑、漆器、挂毯中，更典型地体现在梅森瓷画里；这些中国风主题造型带有欧化味道，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并不符合真实的中国形象。在这一阶段里，就艺术风格及技法层面而论，瓷画的画法所受中国艺术的影响突出体现在由于线条化而引起的中国人图像的体态轻盈化，这与西方绘画中具有重量感的人物画法有明显区别。另一方面，瓷画的欧式风格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构图上注重三维透视的绿色地平线的画法，并有大量镀金的应用，这些都是与中国瓷器截然不同的艺术特征。研究梅森瓷器艺术风格的价值在于，可为研究欧洲艺术里的“中国风”现象提供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口。

二、音乐媒介的彼岸回响与美学视域的中学西传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明辉副教授的“斯特拉文斯基、约翰·凯奇与中华音乐文化”报告依托两个听觉案例，以1945年为转折点，从音乐风格、音乐史学和音乐哲学、音乐美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音乐史上，20世纪西方音乐里的中国因素主要在音乐题材、音乐语言、音乐思想这三大领域影响了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西方音乐家。20世纪以降，以德彪西为代表的西方音乐转型鼻祖将东方因素引入创作，进而以法式听觉模式解构了德奥听觉模式；而斯特拉文斯基拓展了德彪西的模式，放弃了仅在题材上借用中国故事的音乐风格取向，而是内化了中国风格，成就个人新风格，在音乐创作中融入了中华音乐语言的基因——对于中国人来说听觉上最为安全稳定的五声音阶。这一方面让《中国夜莺》成为中国音乐语言在音乐家个性风格探索中发挥关键影响的一个范本，在中国音乐语言的技术使用上比后来普契尼的《图兰朵》还要成熟；另一方面使得西方音乐家真正贴近中国音乐，而不限于风情、韵味相似于华乐，这部歌剧的极高艺术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华五声音阶技术的融入。

南通大学文学院邵志华教授的《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一文认为：20世纪前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文化学术潮流一并发生的，是“中学西传”的另一审美进路，中国文艺的生命形式与美学精神成为西方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参照。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世纪回响（即在何种历史背景下，西方为何要朝向东方看）、文化过滤（西方如何吸取中国文化）、东方之光（中国文化西传对于西方造成怎样的影响）、“他者”视界（影响的本质）这四个向度。第一，就“世纪回响”这个向度来说，20世纪欧美学者为了应对自身的文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中学西传的措施：成立中国文化学术机构，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并因此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汉学大师。第二，就“文化过滤”这个向度来看，西方世界总是根据自身的内在需要来对中华文艺美学进行选择性接受，西方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出于精神救赎之需，向中国哲学文艺中寻找心灵慰藉。第三，就“东方之光”这个向度来说，中国文艺美学对西方的现代性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为西方送去润泽其文明危机的心灵甘泉，如“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助推了西方文艺美学观念由“写实”向“写意”的现代转型，在戏剧、绘画等方面都有体现；三是中国古诗的美学韵致被西方意象派诗人所接受，开启了英美新诗运动的大幕。第四，所谓“‘他者’视界”，是指西方自我之梦的精神性探寻，也是影响的本质所在，即真实与误读并存。

三、中国传统绘画及画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

复旦大学外文系博士后翁晨从“《芥子园画传》的西方接受与传播史”角度对文献数据作了绵密细致的梳理，论述了《芥子园画传》在欧洲与北美的流传与影响史。《芥子园画传》从1912年《通报》对其的第一次译介到其英法德意四大译本，再到1956年兰登书屋出版的被21个国家489个图书馆收藏的施美美英译版，一直是西方中国学艺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对于中国文人画历代名画家画法的辑录深刻影响了20世纪西方中国学研究，并进而影响了20世纪西方自身现代艺术理论的转型。从《芥子园画传》一书传到西方的不同版本尤其是英法德意四大语种的译本，这部书传到西方后的具体地点，比如国际性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大研究机构（普林斯顿中国艺术史学派等），以及该书传到西方后，以高居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读过此书并且反馈到自己的书评、学术专著中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这部书作为一部画谱影响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认知和整个西方中国学研究，进而影响到西方自身文论的构建。

广西艺术学院苏梦熙博士以“写意水墨对美国战后艺术的启示”为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艺术逐渐脱离欧洲艺坛，正试图在其他文化中发现新的艺术范式，中国传统水墨从创作媒介到表现手法都为探索新形式的艺术家提供了借鉴。从中国传统水墨的“泼墨”表现手法与“空”的审美境界来看，战后的美国抽象艺术十分重视身体在创作中的作用，正是“行动”使得美国战后艺术直接区别于欧洲的抽象前辈，写意画中的“泼墨”要求画家解放身体的观点在20世纪初被欧洲现代艺术家接受，在战后的纽约画派中大放异彩；同时，写意水墨中的“空”为西方艺术家思考东方文化提供了帮助。在美国战后艺术中，存在着接近“空”的美学境界的两种途径，也造成了对中国写意画的不同理解与接受：一是依据禅宗来对中国水墨进行学习，二是直接从中国水墨的传统训练中来体会水墨。在战后艺术的理解中，“空”作为感觉的媒介起作用，成为生命的象征。

四、东海西海终相逢：跨领域多媒介的文艺对话

四川大学中文系阎嘉教授充分肯定了用历史实证的方法，透过文献考据，研究中华艺术对于近现代西方的影响的重要性，高度评价王才勇教授学术报告中落到实处的研究路径，也即抓住一个研究要点，深入细致地挖掘下去——比如从梅森瓷画所描绘的中国场景去观察中国文化的固有面貌是如何在西方接受者那里发生变形的。应当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对于西方艺术现代派——尤其是以法国马蒂斯和挪威蒙克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的启发性影响，同时也应看到西方近现代艺术家接受中国艺术的影响，往往是在“大东方”的观念前提下把“中国风”（chinoiserie）与“日本情调”（japonisme）联系起来，使中国与日本基于文化上的高度亲缘性而成为同一种艺术影响来源。

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乃乔教授高度评价了王才勇教授能将专业技术性与文艺理论性这两者切实结合的研究特点，这一方面做到了与具体的专业技术领域不隔膜，从而不会由于缺乏专业意识而显得立论空泛；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文艺美学学科思潮背景下的宏观理论性。对毕明辉关于中华音乐对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影响研究，他指出不应仅局限在中华音乐元素、旋律行走、音响风格在斯氏作品中得以接受、使用的纯粹音乐学专业领域，应查找更多的研究材料加以佐证，引入普泛性理论加以辅助，从而使音乐史研究与文艺美学、艺术理论等研究领域相融合。至于《芥子园画传》的版本问题，他认为不应只聚焦于西方收藏的版本，不应局限于梳理各国学者对于版本的收藏研究，应去研究该书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是如何在绘画观念风格上具体影响西方艺术家的。关于邵志华教授的研究论题，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在文艺美学的宽泛学科空间论域内，又要突破中文系文艺理论方向下常见的定位性观念。对于苏梦熙博士的学术报告，杨教授指出，“写意水墨”的术语表述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书画专业术语表述应当更清晰准确；中国水墨画对于美国战后艺术的启示，究竟是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还是与中国水墨画相关的画论对于美国艺术家的启示更大，尚有待深究。

复旦大学外文系汪洪章教授认为，研究华艺西传的过程就要秉承法国学派的扎根文献的实证考据的态度，关注中华艺术影响西方的那些“critical moment”，而王才勇教授的时间点考证——梅森瓷器于1708年的诞生是一个典型范例。其实，中国的民族艺术、基本经典影响西方文化的时间跨度远远不止最近300年；除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一直在向异域汲取改造自身文化的养分，这一点尤其在西方浪漫主义追求异国情调那里达到了顶峰。总之，近500年来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接收和影响，以及对西方近代化过程所起的发酵作用，就东西文明互鉴的视角来看，具有重要价值。

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最后总结指出，各位与会学者的发言研讨是立足于各自的不同学术领域所进行的多视角多维度的考察，借助于多种艺术媒介，覆盖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充分考虑到了近300年来华夏艺术在走进西方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文艺审美的复杂多样性，是众声繁华的复调式学术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