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老子义利观
——基于《道德经》所作的三种探析

贾书衡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探讨先秦诸子的伦理思想，总是绕不开义利之辨这一永恒的伦理话题。一直以来，我们多是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明确的义利观定位，即重义轻利和义利同一，而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特别是老子的义利观则探讨不深。本文依据《道德经》中老子对“义”和“利”的论述，从三个视角对老子的义利观进行探析。

一、传统的视角——重义轻利

传统的义利之辨是以孔孟和墨子为代表的义利探讨，在这里，“义”是指道德规范，“利”泛指一切物质的财利和非物质的荣辱、利害等等，义利观便是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观点。[1]在《道德经》中，老子把“无为”之德称为“上德”[2]，试图说服统治者和人民放弃一切的“欲”，以此复归质朴，从而构建一个理想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这里，无为之道即是“为无为”之最高道德，而被摒弃的“欲”，当然包括对“利”的追求。因此，在传统的义利之辨视域下，老子显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

但是，这样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无为之道虽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道德规范，但在《道德经》中，“无为”更多地是被老子置于世界本原的位置，对“无为”的这种解读，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狭隘化。而老子要求世人所克服的“欲”，还包含着仁义等道德规范，因此，对“欲”的这种解读，同样是不恰当的。

二、单独的视角——重民利，薄私利，贬礼义

老子并非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对不同的“利”，老子所持的观点也不同。

首先，老子重民利。老子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道德经 第十九章》)。老子的这句话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即是强调“利民”，重视为民谋利。此外，老子认为饥荒是由于统治者所征税赋过重所致，这种从民生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要求的论述，在《道德经》中多次出现。

其次，老子薄私利。老子认为，统治者不要将难以得到的物品视为珍贵，那么盗窃的事情便不会发生。同时，老子还要求圣人以“不欲”为“欲”，那么圣人所要克服的“欲”，当然是自身为追求“五色”、“五音”、“五味”而生发的私欲。

最后，老子贬斥礼义。在《道德经》中，老子具体而微地探讨了礼义的起源。他认为，人们丢失了“道”，而后才用“德”来补救；丢失了“德”，而后才用“仁”来补救；丢失了“仁”，而后才用“义”来补救；丢失了“义”，而后才用“礼”来补救。老子用一个连锁反应式的联系，说明了礼义的起源，指认了礼义是人们丢失了最为根本的“道”后，所作的无补于事的努力，它们是天下大乱的开端与标志。此外，老子还专门强调，慈孝、忠君等道德规范，均因道德败坏而起。因此，老子认为世人提倡的道德，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礼义的不信任，甚或是偏见。

综上这种探讨，是在老子的话语体系中，分别地解读了老子对“义”和“利”的看法，而没有涉及“义”和“利”的关系，因而是被称为是单独的视角。这种探讨在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上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最合适的。因为对义利观的探讨，必然要涉及到“义”和“利”的关系，否则任何解读都会有损义利观的定义。

三、重构的视角——以义制利

重构的视角，即是对传统义利之辨视角的重构。传统的义利之辨虽然要求涉及到“义”和“利”的关系，但多是在两难境地的假设下，探讨“义”和“利”谁更重要，或是要求必须在“义”和“利”中取舍，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孟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典命题，而鲜有论及的，是“义”和“利”谁制约谁，谁决定谁的探讨。在重构“义”和“利”的关系后，我们很容易得出老子是主张以义制利的。

首先是从反向所作的思考。老子虽然认为礼义是人们丢失了最为根本的“道”后所作的补救，认为慈孝、忠君的道德规范是因道德败坏而生，但是这也说明老子看到并承认了一个事实，即是慈孝、忠君等道德规范是为了应对人们因盲目追求私利而导致的道德败坏的现状，老子默认了道德规范所具有的对于追逐私利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尽管这一作用是微弱的。老子也正是在道德规范对于拯救世风日下的世俗作用微弱的情况下，才提出自己“道”的主张，要求人们全部“为无为”，以一种与世无争的“无欲”状态，来实现天下大治。

其次是从正向所作的思考。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指出自己提倡的道德品质，即“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这就是老子著名的“三宝”。老子说，“知足者富”(《道德经 第三十三章》)，“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 第四十六章》)，明确提出了用“知足”来克服自身的无尽欲望，以实现自身的美好和谐。“知足”与“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老子提倡的道德品质。这些道德品质在工具意义上发挥着约束个人欲望的作用，以此得出老子以义制利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