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文化视域下的江南士绅戏曲传播与嬗变

摘 要：本文立足于纵向的历史历程和横向的共时发展，结合商帮文化和士绅嬗变的过程，从微观上梳爬明清以来的戏曲流变与传播路径，以期为当代的戏曲表演、商业运营、戏曲传播、非遗保护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商帮;江南;戏曲传播

商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商帮集结的纽带是以亲情和乡谊为主，凭借着血缘和地缘建立了坚实的帮派壁垒，始终坚持“相亲互助”，利用会馆祠庙等场所作为商业活动的组织形式。在此之前，有很多的专家和学者都对商帮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地域性的商帮文化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崛起于苏州洞庭东西两山的洞庭商帮被称为“钻天洞庭”，“利义兼顾”善于审时度势，主营粮食绸布、茶业;宁波商人主要经营的是海外贸易、船舶业、金融业，他们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浙江中西部的龙游商帮游走四方，长途贩运，“遍地龙游、无远弗届”;看重亲缘宗法的徽商，主营木材、茶叶、盐业、典当生意。

1 文献综述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从地域的圈定到文化的传承，都没有能够形成固定的标准，“江南地区”的概念在李伯仲看来有两个：拥有接近的经济水平以及经济联系性的地区，以地理位置为主要的划分依据。徐茂明以明清时期为基础，全面分析了维护和实现江南绅士文化权利的基础和途径，阐述了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力，除此以外，还对江南绅士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心态变迁做了论述。绅士阶层的文化和传统也受到了很多外国学者的重视，形成了不少研究文献。“鱼米之乡”一直以来都表达了人们对太湖流域的赞美之情，这一地区始终保持着繁荣的经济文化，代代相传出了多位名人志士。在对江南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笔者采用了外延的方式，将研究的重点拓展到了苏皖南地区。作为地方精英群体，“士绅”成为研究的重点人群。

根据现阶段能够查找到的国内文献可以看出，晋商和徽商始终都受到学人的关注，这主要是由于在十大商帮当中，他們对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研究时不仅关注了建筑方面的内容，还非常注重研究宗族宗法、会馆分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经营、艺术传播等方面的内容。多数研究都是以晋商和徽商为立足点来进行共性和个性的讨论，最终得出关于双方的整体性结论，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叶凤阳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研究了晋商与徽商。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的商帮研究大多基于文献摘录与整理，其观点基于定性的推论与阐述，缺少实证检验所提供的定量证据。吴琦通过实证方法定量研究了宗族在商帮兴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从全国样本的角度拓展了以往仅针对知名商帮的案例研究范围，研究结果为认识宗族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我国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当代影响提供了新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

2 江南士绅意识与阶层嬗变

封建农业经济状况是中国士绅的基础，除此以外，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对于中国士绅群体来说也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传统儒家思想中重农轻商的价值观严重束缚了民众从事商业的意愿。江南地区，早在明代中叶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士商合流的现象，这主要是受到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影响，从微妙的角度影响了利益观的变化，从“重义轻利”向“利义并举”转变。作为商人也开始以经商为荣，摆脱了传统的商为贱的思想束缚。《太函集》当中，关于“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的说法也是因此而产生的。

在向职业戏班嬗变的过程中，明清家班的商人开始承担起传播戏曲文化的主要责任，取代了原来的士绅，这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应酬和交际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给当时的士绅阶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商人的身份逐渐受到世人的认可，商贾阶层作为儒商融合的代表出现在了晚明时期，在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绅商开始在教育慈善等领域投入更多的力量。

3 商业动因下的戏曲嬗变

商业的发展为戏曲的传播与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商人成为戏曲的观众和创作者，一方面自娱;另一方面娱上娱官，为了商业利益广通生气，提升地位。“士绅”特殊的中介身份决定了戏曲的双向流变：既提升了小道末流传统戏曲的地位，同时又引导了民众的戏曲审美情趣。在向职业戏班嬗变的过程中，明清家班的商人开始承担起传播戏曲文化的主要责任，取代了原来的士绅，这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应酬和交际的需要。雅部（昆腔）戏班有董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以及徽商江鹤亭的德音班（内江班）和乱弹班春台班（外江班）。商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广纳名流、置备行头，在竞相斗技的环境下客观上促进了戏曲的传播和繁荣。

4 戏曲与商帮文化的关系及其传播路径研究——“商路即戏路”“戏路即水路”

“商路即戏路”“戏路即水路”。戏曲的流传与商帮踪迹一致，在扩展的区域和兴衰的时间上契合。有学者已经考证了弋阳腔的传播路线和时间与徽商踪迹和兴衰时间一致。徽商非常注重宗法，少小离家外出经商，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在各地兴建会馆以筹神娱己，喜搭戏台，以熟悉的乡音慰藉思乡的苦寂。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徽商“贾而好儒”，本身文学修养高，钟情于戏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地推动了昆山腔的传播和京剧的形成。花部戏曲在乾隆五十年被禁演，不能够在北京地区出现，应徽商江鹤亭邀请秦腔著名演员南下扬州演出，这刺激了扬州花部戏曲的发展。在六次南巡的途中，乾隆皇帝都在扬州流连忘返，这主要是由于盐商江鹤亭等为了满足皇帝的娱乐需要，邀请了诸多名家花旦，组成了戏班。徽商的家班，争奇斗艳，经济上的鼎力相助才有了四大徽班进京的成就。

昆山腔初始流行于苏州、太仓一带，明万历三十八年《曲律》中说：“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浙江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太仓和昆山浏河口都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商业重镇。崛起于苏州洞庭东西两山的洞庭商帮与昆曲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并且昆曲的发展和兴衰与洞庭商帮在上海的近代转型不无关系。龙游商帮的商人主要来自浙江衢州府龙游县，拥有非常高明的经商手段，也被民间称为龙游帮，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龙游帮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宋初期，龙游帮初具规模，明朝中叶开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该组织最鼎盛的时期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一直以来，龙游邦都保持着低调的发展态势，始终坚持埋头苦干，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最终在珠宝古董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同时在文化传播方面也有涉及，在当时所有的商帮当中，龙游帮属于领军帮派。晚明的书商通常情况下都会具有基本的文化水平，他们刻印时为了销售，也学文人的方法评论戏曲，点评中大多以良好的评价为主。在戏曲的流传和保存方面，书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了他们的推动才有了繁荣的戏曲艺术。

5 结语

通过以上对徽商、苏商、浙商与戏曲传播关系的探讨，可以看出江南地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戏曲生活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之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缺少某一方。本文立足于纵向的历史历程和横向的共时发展，结合商帮文化和士绅嬗变的过程，从微观上梳爬明清以来的戏曲流变与传播路径，以期为当代的戏曲表演、商业运营、戏曲传播、非遗保护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苏卷[M].中国ISBN中心，1992.

[2]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浙江卷[M].中国ISBN中心，2000.

[3] 苗菁.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戏曲的传播[J].中原文化研究，2015（2）.

[4] 陈志勇.商帮、行会与近代汉口的会馆演剧——兼论中国戏曲史上“商路即戏路”之命题[J].文化遗产，2018（03）.

作者简介：张婷婷（1981—），女，江苏南京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美学，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