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自主性视角下社会组织自主性探析

张海龙

基金项目：南通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通志愿者服务品牌提升路径研究”（编号：2017BNT029）。

[摘要]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自主性问题，学界既有关于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种，即“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组织策略视角、内生性视角，这些视角均忽视了组织成员这一因素，对社会组织成员在组织自主性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缺乏应有关注，也难以有效阐释该文中“C义工社”这类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产生。根据巴纳德正式组织理论的观点，组织由组织成员构成，组织目标的实现依赖组织成员的行动，组织自主性与成员自主性相关。

[关键词]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19）110013-06

一直以来，“社会组织是否自主以及何以自主”是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1]，但学界忽视了组织成员自主性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根据巴纳德正式组织理论的观点，正式组织是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行为系统，组织中不仅包括单纯的人，更包括人的活动、行为和影响。人是组织中最为活跃的、最富创造力的因素，组织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组织成员的行动，所以组织自主性的产生和发展也依赖于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因此，探析成员自主性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对于增强社会组织自主性，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乃至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概念界定

（一）组织自主性

自主即自己作主，所以组织自主性是指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能够按照自己的组织目标行事，其目标设置及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决策方式都是由组织自行确定的。正因如此，组织是否可以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即组织是否具有自身的管理主导权，便成为组织是否具有自主性的显著标志[2]。

（二）成员自主性

成员自主性即人的自主性，密尔认为“自主性”是指人可以根据自身意愿自主决定各种事务，如果这种“自主”不涉及他人，那么外界和他人就不能干涉这种“自主”，如他所言：“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3]。但这种“自主”其实是一种“理想的模式”，一种抽象的概括，“和人们出于描述的目的而進行的任何抽象一样，实践和理论之间通常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人的“自主”往往存在许多条件和限制，难以达到这种“理想的自主”，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因此，本文的“成员自主”并不是这种“理想的自主”。我们认为，权力是自主性概念的外展，拥有权力意味着其内隐的主人身份的具备，而行使权力则意味着自我行动的机会和手段的获取[6]。因此，本文提出的成员自主性是指社会组织中的成员按照其意愿和价值行事，能够自行管理组织，自行决定组织事务而不受外界干涉，其中最核心的是组织成员能够独立行使组织的管理主导权。XUEHUI学会2019年第11期2019年第11期成员自主性视角下社会组织自主性探析XUEHUI

（三）成员自主性与组织自主性的关系

组织自主性与成员自主性都围绕着“组织的管理主导权”展开，二者密切相关。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目的而存在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求取某一善果”[7]。但组织本身并不能做出任何实际行动，组织事务和组织活动都是由组织成员完成的，所以组织自主性离不开成员自主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成员自主性涉及成员的“意愿”，即组织成员是否有“自己作主”的意愿。如果是，即使社会组织没有自主性或自主性较低，组织成员也会积极采取措施争取组织自主;如果不是，组织自主性便无从谈起。因此，成员自主性是组织自主性生产的一种微观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回顾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学界对“我国社会组织自主性如何产生”的问题主要从三种不同视角进行了讨论，分别是“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组织策略视角、内生性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研究重点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其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态度”。如康晓光和韩恒提出，在国家对社会发展采取的“分类控制体系”中，国家虽然允许公民享有一定的结社自由，允许成立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但并不会使这些组织完全独立于国家[8]。陈霞则提出，国家要以主动塑造方式增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通过输入、合作、培育三条路径推动治理发展[9]。二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纪莺莺提出的“双向嵌入”和“双向赋权”：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资源、制度支持、合法性等方面嵌入于国家，为组织发展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与目标也嵌入在社会组织的运作当中，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10]。杨宝则认为，“治理式吸纳”将重塑政社关系。政府主导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而社会组织也在治理过程中得到了组织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空间及合法性等要素[11]。这些研究对于诠释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产生极具意义，但均未重视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联结社会和国家的桥梁，其发展除受国家的影响外，必然也受到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其自主性的载体，不能脱离社会组织而空谈自主。正如曾琰所言，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影响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主要原因都归为国家权力这一外在因素，而相对忽视社会组织自身的原因[12]。

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上述视角的不足，将研究重心拓展到组织策略视角。这种视角从社会组织自身角度出发研究其自主性的生产与发展，认为社会组织可以采取策略改变组织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从而实现组织自主性。如黄晓春和嵇欣认为，当代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宏观政策环境具有含混性的特征。在这种政策环境影响下，社会组织也形成了相应的应对策略[13]。赵秀梅则指出，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社会组织选择自我克制的策略是国家允许其存在的关键原因，而社会组织也设法改变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使社会组织朝着自身目标发展[14]。学者们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为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但很多组织策略主要是为应对国家和政府政策、制度而作出的，本质上仍属于国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而且组织策略视角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地区的社会组织在相同政策背景下，采取相同或相似的组织策略，其自主性仍有明显差异[15]，因此，这种视角也具有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