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礼之外：比较视野下的隋唐外交文化

李丹婕

贞观十四年（六四0）闰十月丙辰（十二月十二日），吐蕃赞普派遣使者携大量黄金和宝物来到唐朝，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赔罪，二是求婚。这是吐蕃第二次向唐朝求婚。第一次是贞观八年，当时吐蕃刚刚崛起于青藏高原，正欲对外扩张，试图通过与大国唐朝联姻，进一步强化并巩固自己的实力。但是，就在吐蕃求婚期间，位于吐蕃之东、唐朝之西的吐谷浑也向唐朝求婚。太宗最终同意了吐谷浑的请求，拒绝了吐蕃。这一决定应该是太宗权衡之后的结果，当时唐朝对吐蕃所知无多，吐谷浑则自隋朝起便与中原有比较频繁、密切的交往，又地处唐朝和吐蕃之间，对唐朝而言战略意义更大。可是吐蕃使者却告诉赞普，唐朝拒婚，是吐谷浑从中作梗，吐蕃赞普遂决定出兵吐谷浑，试图通过军事威胁，实现与唐的联姻。吐蕃大军袭来，吐谷浑难以招架，东向避难，人畜皆损失惨重。吐蕃兵锋直抵松州（今四川松潘），挑衅唐朝。唐朝当然出兵迎战，最终令对方示弱，于是贞观十四年吐蕃赞普再度遣使入唐，赔罪之余，重新请婚。太宗重新斟酌后，这次应允了婚事。贞观十五年正月丁卯（二月二十一日），吐蕃大相禄东赞便带着五千两黄金、数百件珍宝入唐迎亲，当月丁丑（三月三日），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率使团送唐朝公主人蕃。这位唐朝公主，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成公主，她和松赞干布之间的婚事也从此被传为佳话，成为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史的里程碑事件。

事实上，就李唐皇室而言，文成公主只是唐朝外嫁的贵族女性之一，仅《唐会要》卷六“和蕃公主”的条目下，便记录了十五位嫁与外蕃的唐朝公主。今人谈论包括文成公主在内的唐朝外交联姻，多名之为“和亲”，而且往往不假思索地将此事与西汉时期中原与匈奴之问的和亲行为相联系。这一思路其实并不妥当，因为虽然同为国家层面的外交联姻，但就其行为宗旨和逻辑而言，唐朝和汉朝却是截然有别的。西汉与匈奴之间的联姻，是西汉换取和平的方案，虽是主动提出，实则是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中原一方处于被动的下风。汉匈和亲说到底是中原王朝的单向奉献，而这么做也没有换来持久的和平，还为西汉平添了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相比起来，同样是公主出嫁，唐朝则是“上国”，联姻的前提，是吐蕃带着大量财宝向唐朝“求婚”，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唐朝的态度。换句话说，唐蕃通婚和汉匈联姻，背景与性质都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唐朝，至少是唐前期的外交联姻看作汉匈和亲的延续，而应将之置于唐朝自身的政治文化及其所处的世界语境中加以认识。

不妨仍以唐蕃联姻为例来做些说明。这一事件中，有三个要素需要特别留意。

首先是吐蕃的求婚。贞观八年，唐朝已取代突厥汗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政权，吐蕃则是青藏高原的新兴势力，正欲向外扩展。吐蕃请求与唐朝联姻，一方面是希望借此进一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寻找大国对自身地位的认可。吐蕃赞普在被唐朝拒绝后发动军事打击，并非全无理由，在他看来，弱国吐谷浑都能娶到唐朝公主，拥有更强实力的吐蕃，显然更有资格与唐朝联姻。换句话说，吐蕃求婚之举，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通行的国际规则的。关于这一点，此前有一个切近的先例，那就是突厥。突厥建国之前，是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部落，原本是为当时的草原霸主柔然汗国锻造铁器的奴隶。由于掌握高超的制铁技艺，突厥部的实力日益增强，到酋长土门统治的时代，吞并了周边其他一些游牧部落，凝聚成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土门为提高身份并得到大国的认可，首先做的，就是向宗主柔然可汗求婚。但是，柔然可汗却仍视土门为奴仆，不仅断然拒绝突厥的求婚，还辱骂甚至杀害了突厥的使者，此举遭到了突厥毁灭性的报复。柔然汗国很快被突厥击溃，大漠南北白此成了突厥汗国的天下。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吐蕃赞普和突厥可汗都试图通过与大国联姻，提升自己的政治身份，他们也一致认为，实力是联姻的充分条件。突厥求婚柔然，发生在六世纪中叶，而吐蕃向唐朝请婚，则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柔然早已灭亡，吐蕃刚刚兴起，双方并无交集，两件事之问的高度雷同无疑说明，小国凭借实力请求与大国联姻的行为，在当时已是受到普遍认可的政治文化和交往惯例，而北周、北齐以及隋唐等中原地区的政权，也处于这一游戏规则通行的世界之中。比如，北朝末年，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处于弱势，就曾先后千方百计向柔然、突厥求婚，并迎娶了草原汗国的公主（关于求婚柔然事，参罗新《茹茹公主》，见《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求婚突厥事，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其次，按照汉文史籍所记，文成公主人藏后，吐蕃赞普便不再穿本族的毛毡大衣，换成了唐朝的丝绸袍服，而且对唐朝文化的喜爱日胜一日。这类记载，大概不乏儒家史官选择性的书写和修辞，但与唐朝联姻后，吐蕃便相应具有一定的义务，则是毋庸置疑。贞观十九年，太宗征伐辽东，赞普专门派遣禄东赞入唐道贺，而且非常正式地写了一封奏表，以臣子兼女婿的身份，向唐朝天子致意，文中写道：“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这篇文字措辞谦卑，内容恭敬，其中“圣天子”“臣”“奴”“子婿”等强调身份的专词，用得准确又妥帖。贊普对吐蕃和唐朝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显然一清二楚，而且他能够娴熟地利用文书与礼仪的形式，确认并巩固这一关系。虽然突厥、吐蕃直到七世纪之后才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文字，但就保留在传世汉文正史中的相关记载来看，他们一早就能娴熟地利用汉文文书与中原政权互动，而且能准确把握文书措辞和格式蕴含的微妙信息，这背后大概和中原士人的流散有关。李渊晋阳起兵之初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曾谦卑地向突厥可汗致以表文，落款署“某启”，以突显自己的卑下;而到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渊决定与突厥一决高下时，便果断下令“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在文书格式上做手脚，显然不是中原皇帝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是同时期各族政治精英都能心领神会的权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