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勇
梆子腔在清代的兴起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促生大批板腔体剧种,对南北戏曲新格局的创建产生了直接影响。乾隆、嘉庆及道光前期是戏曲版图重构的关键时期,而北京剧坛的转型是风向标。在这场戏曲格局的转变与重构中,梆子腔(秦腔)①的表现尤值关注。梆子腔在清前期就已经成为北京剧坛一支重要的戏曲声腔,康熙间魏荔彤《京路杂兴三十律》即谓“近日京中名班皆能唱梆子腔”②,雍正十年(1732)所勒的北京“梨园馆碑”六位会首皆来自梆子腔流行的河北、山西和山东③。乾隆末年魏长生带秦腔班进京则将梆子腔在京城的影响推至高峰,“一时歌楼,观者如堵”④,京城伶人“争附入秦班觅食”⑤,但好景不长,秦腔艺人因演出带色情意味的《烤火》《葡萄架》等“粉戏”被朝廷禁演。事情的另一面是,清中叶梆子腔在京城剧坛大放异彩,内廷管理戏曲的机构南府及其后的升平署关注到此新动向,将梆子腔引入宫廷演出。这一特殊的戏曲政策在清宫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⑥。透过这些史料,内廷梆子戏搬演和乾隆、嘉庆之交“秦腔禁令”的细节得以呈现,清中叶戏曲发展的多重面相渐趋清晰。
清宫戏曲档案中有关侉戏的最早史料,是美国学者陈凯莘从《历代日记丛钞》所收《乾隆添减底账》中首先发现的⑦。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十四日,御茶房首领萧云朋来说,同乐园开连台大戏,茶水用黑炭十斤……本日首领张世泽来说,花唱侉戏用黑炭六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