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晨报》副刊与梁启超关系初探

廖华力

（南宁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晨报》副刊①是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它对五四新文学的襄助之功被文史学家赞誉为 “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1]。作为研究系机关刊物的 《晨报》及其副刊为何率先襄赞五四新文学运动非常值得深究。学者多着眼于作为副刊主编的李大钊、孙伏园的个人编辑才能,如樊亚平的 《一个新式副刊的诞生—— 〈晨报〉副刊研究之一》、张涛甫的 《孙伏园时期的 “晨报副刊”》等,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不是 《晨报》所有者、主持者理性宽容的办报方针,李大钊和孙伏园的发挥空间可能会受限很多。《晨报》加大对 “学术版”、《晨报副镌》的重视,在内部除受到 《晨报》高层管理者如总编辑蒲伯英的积极影响外,梁启超对它的深刻影响亦不容忽视。作为研究系实至名归的行动与精神的领袖,梁启超的文化追求特别是文学观念与政治主张或显或隐地成为 《晨报》的重要精神旗帜,引领 《晨报》的发展基调与前进方向。这种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 《晨报》上,亦体现在《晨报》 “学术版”、 《晨报副镌》、 《晨报副刊》中。《晨报》副刊后来的发展实践与历史成绩证明,它与梁启超开启民智的报刊思想与新民救国的文学观念深度契合。

一、作为历史渊源的报刊思想与文学观念

梁启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报刊宣传如影随形。从早年协办 《万国公报》 《时务报》,到中年创刊 《清议报》 《新民丛报》,再到晚年主持 《庸言》、支持 《晨报》,他参与和主创、主编的报纸杂志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舆论界与思想文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言论界独一无二的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