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燕》对“抗战书写”的突破与创新

韩宇瑄，伊艺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作为张翎首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劳燕》，一经发表便备受关注。研究者或从主题意蕴、历史认知的方面读解《劳燕》主题，或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其书写向度，或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人物命运①参见：杨莎莎. 人性书写中的历史认知：论张翎长篇小说《劳燕》[J]. 名作欣赏，2018（23）：104-106. 王玉琴. 耻辱、拯救与自由：张翎《劳燕》中的主题意蕴解读[J]. 学术评论，2017（5）：101-106. 刘佳怡. 陌生化叙事下的人性书写：评《劳燕》[J]. 出版广角，2018（3）：93-95. 宗波. 他乡视角下的人性书写：《劳燕》的叙事与美学[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6）：114-118. 邓珊珊. 战争中的女性与女性的战争[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24-527. 孙良好. “疾风”知“劲草”：张翎新作《劳燕》之一解[J].2018（1）：73-76.，但如果将《劳燕》放在更加宏阔的文学史流脉之中，便会发现与《劳燕》同题材的“抗战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由来有自，形成了不断发展和流变的“抗战书写”谱系，而在这一谱系中，《劳燕》对“抗战书写”进行了突破与创新，展现出独异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

一、“抗战书写”的发生与流变

如果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视为“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那么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这支奇异的变奏曲中最为高亢悲壮的高潮。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在民族解放、维护和平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可磨灭，但同时也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形成了民族危机阴影笼罩下“带有明显的危机压顶的特点”的危机文化[1]。

在这一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宏大叙事压倒个体灵性、激情炽热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