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全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21世纪以来,英国文学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 )创作了《作者,作者》(Author,Author, 2004)与《风流才子》(AManofParts, 2011)两部传记小说。洛奇的传记小说十分重视作为媒介和调节过程的写作本身,即“从认识论的角度,将生命写作本身问题化”[1],“作家在写作中反思,反思文类本身,反思传记家与写作项目及传主间的自我关系”[2]。洛奇的传记小说体现出一种元小说式的文本自省:“在故事情节进行中,洛奇频繁地对小说创作过程和方法加以讨论”[3]162,聚焦虚构的“真实”,同时又将其解构。这是一种自反行为:小说成了其自我叙事进程的隐喻,在书写自我的同时创立自我。可见,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是洛奇传记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认为洛奇的传记小说是一种反思自身写作方式的元类型。
自反叙事通过提及其自身的生产条件,提醒读者注意其自身叙事身份。苏珊娜·奥涅加认为自反叙事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写作方式,“一种自觉地操控小说结构,与小说游戏的方式。作为写作的元小说构成了一种特定副文类,其中自反性元素是其主要方面…… ‘自反性’一词提醒我们注意镜像结构(里衬、类比、框架、套层)以及与行动相伴的思想、意识和反思”[4]。
在《作者,作者》中,自反叙事经常通过指射实际的作者来打破小说虚构的真实。比如在描写亨利·詹姆斯的生平创作时,洛奇明确地谈及创意写作过程。在小说的结尾,洛奇甚至以作者的身份直接进入文本,也就是欧文·戈夫曼所谓的“打破框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