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困顿，自我的塑造

范湘萍

摘    要： 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在美国》，以波兰裔美国著名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为原型，从历史根源，探索美国社会发展轨迹和个人梦想在这块土地上实现的可能性。本文从小说中女性主义叙事方法和叙事主题两个方面，探讨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桑塔格利用独特的多元叙事聚焦手法，凸显当时社会背景下三類女性的精神困顿和自我塑造。

关键词： 女性主义叙事    多元叙事聚焦    女性形象

一、苏珊·桑塔格的社会历史书写：《在美国》

《在美国》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e，1933—2004）于1999年出版的第二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火山恋人》于1992年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两部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桑塔格实现了从实验小说向现实主义小说的转型和回归。《在美国》中作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故事。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蓝图中，作者以波兰裔美国著名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为原型，从历史根源探索美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和个人梦想在这块土地上能否实现的可能性。2000年，《在美国》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作为苏珊·桑塔格在世纪之交出版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在美国》以开阔的社会视野、真实的历史题材和用历史反观现实的批评态度被评论家冠以社会历史小说。小说叙事的重心聚焦于社会背景、历史进程、体制与文化差异、阶级与性别局限及物质基础，用一种“介于小说与历史之间”的特殊书写，将历史人物的生活与虚构人物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所以，《在美国》可以算是一本传记小说，小说女主人公玛琳娜的原型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十九世纪波兰裔美国著名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Helena Modjeska）。莫德耶斯卡出身于艺术世家，1868年开始在波兰华沙演出，一举成名。后因种种原因移民美国，继续在舞台上的事业，高超的表演备受观众喜爱。1910年她的自传《海伦娜·莫德耶斯卡的回忆和印象》出版。桑塔格在参照了大量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后，创造性地还原了这位传奇女演员的一生。“然而，桑塔格的小说《在美国》却不是莫德耶斯卡生活经历的简单重复和记录，而是历史细节、情感刻画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①。（廖七一，2012）也就是说，桑塔格在创作时掺入了自己的想象、情感和思想，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对故事进行了后现代主义阐述和解读，是一种蕴含在社会历史文本中的女性主义叙事。

《在美国》讲述了一群来自波兰的理想主义者到美国新大陆逐梦的故事。女主人公玛琳娜在波兰已是著名演员，家喻户晓，事业如日中天。人过中年的玛琳娜由于亲人的去世、自身健康状况异样，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陷入危机，对现有成绩日渐感到厌倦，希望到一个新世界开始新生活。在1876年，35岁的玛琳娜受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迪，与丈夫、儿子及一群爱慕她的崇拜者移居美国，打算在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社区。这群来自波兰的理想主义者购买了农田，刻苦研究农事，修建房屋，开辟种植园。梦想着能在简朴的农庄生活中完成“自我拯救”和“精神复苏”。然而，高远的理想、美妙的空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显得苍白无力。经过几个月艰苦而美好的种植日常，田园诗般的社会主义社区因经营不善及成员内部分歧而倒闭。有些人踏上归家的旅程，有些人准备搬迁至另一个乌托邦社区，玛琳娜一家还有追溯她而来的爱慕者作家里夏德和画家雅各布决定留在美国。为了生存，也为了寻找“自我”，玛琳娜顽强地克服了语言障碍，最终得到了美国观众的认可和热爱，成为美国舞台上的一颗艺术新星。

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女性叙事：多元叙述聚焦

从女性主义叙事视角观察这部社会历史小说，《在美国》讲述了一位女性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欧洲与美国探寻自我价值之实现和自我身份之塑造的艰难轨迹，通过女主角玛琳娜的生活经历展现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其中不仅有波兰在欧洲诸列强践踏下多舛的命运，还有早期美国西部开发的艰辛和美国社会图景的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展现那个时代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自我身份的认知及女性主义观念的萌芽提供了舞台。本文在研究小说主人公玛琳娜的自我实现、身份重塑的同时，注重和作家桑塔格的文学文化理论相关联，通过对《在美国》的女性主义叙事涉及的文本叙述结构、社会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内涵的分析，探索桑塔格的自我观和女性主义思想。

作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在美国》在时间上遵循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线性的叙事安排，但在小说的构架、叙事方式等方面夹裹着浓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例如多变的叙述视角、不断变化的叙述文体和开放的小说结尾。多变的叙述视角主要体现在叙述者的不确定，叙述者可以从一个人任意转变成另一个人，没有任何前情导入和铺垫。叙述者——这个虚构的生命时而以主人公、主要事件目击者等小说人物的形象出现;时而以非人格化的形式伴随着小说情节的起伏出现;时而以非人格化的形式隐藏在情节之外。“在小说中叙述者主要具备结构与功能两方面作用。从结构而言，叙述者承担了把读者从实际世界引入虚构世界中转站的作用，作者和读者之间通过该中转站构架起一种密切合作关系;从功能而言，叙述者好比一个叙述聚集点的过滤装置，通过该过滤装置，作者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对社会的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准绳成功地推介给读者”②。

作为《火山恋人》现实主义书写的一种延续，《在美国》在叙述者和叙述方式上效仿这部作品。桑塔格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火山恋人》向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的文笔投入之处更加宽阔。这就是写作的巨大搏斗，争取更多的渠道，更丰富的表达力。”③（苏珊·桑塔格，第63-64页）《在美国》通过采用这种“更多渠道”的叙述方式，赋予小说“更丰富的表达力”。

小说一共十章，但作者别具风格地把开端章撰写成第零章。作为一种隐喻，表示尚未开始的数字“零”，暗示着这一章还不是故事的真正开始，只是作者的创作构思。把作者的创作过程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在美国》具有“元小说”的特点，即“写小说的小说”。“元小说”叙事策略的运用有双重功效，既完成了真实和想象的融合，又在现实与故事之中拉开了一段距离，让读者和作者一样具有全视角的“上帝”。这种策略正如电影的双镜头，叙述者是一个隐匿的观察者，在他/她的视野和想象中，故事徐徐展开。

零章开端，一名无名叙述者隐蔽地审视着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一个演出庆功会。关于这个叙述者的背景介绍，如她是个美国人，和作家桑塔格一样在“南亚利桑那和南加利福尼亚长大”④（苏珊·桑塔格，P14）这些描述暗示这个无名叙述者就是作者桑塔格本人，只不过她似从二十一世纪穿越回了十九世纪。作为作家桑塔格的“替身”，这个叙述者本应“上帝”般全知全能的视域，但在《在美国》中，她的观察只限于外部，多数还基于猜测：

“我半转过身，开始留心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语言我大多听不懂（我只到这个国家来过一次，那还是十三年前的事），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多少琢磨出一些意思，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人们似乎在热烈地议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根据片言只语我立刻推断这两个人是夫妇。随后他们又议论起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情绪同样热烈，所以我怀疑女人还是原来的那个女人。我想，如果第一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那么，第二个男人必定是她的情人。”⑤（《在》，第1-2页）

鉴于在美国艺术界和知识界，海伦娜·莫德耶斯卡的故事可谓广为传诵，小说这样开场白是作者有意把叙述者的声音陌生化，以使读者和叙述者同感，好像这个故事我们从来不曾听过，今天要来认识一下。在无名叙述者的叙述中，读者得不到确定的信息，每一个人物的名字、身份和职业都难以确定，只是名字这一个体身份的首个标示被“无名叙述者”随意地改来改去，女主人公一会被无名氏叫做“海伦娜”，一会又变成“玛琳娜”;酒会上宾客们兴致勃勃讨论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一直是个谜，这种似是而非使小说从开端就具有后现代主义写作的不确定性特征，传递着作者桑塔格的创作理念：写作就和演戏一样，“既是一种跟从又是一种领导”，小说人物被创作出来后就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他们的命运不是作者可以随意改变的。

小说主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讲述了波兰著名女演员玛琳娜因为身心疲惫萌生离开波兰、离开舞台的想法。第二章到第六章构成了小说主体的第二部分，为了拥有平静、纯净的新生活，女主人公率领一群追随者移民美国之前的所见所闻及之后的经历。第七章和第八章是第三部分，乌托邦社区失败后，玛琳娜重返舞台，着力渲染女主人公在美国各地大获成功的巡演;终结章是第四部分，记录玛琳娜和美国著名戏剧演员、舞台搭档艾德温·布斯之间的一次谈话。第一章和第二章采用了女主角玛琳娜的叙述聚焦。所谓叙述聚焦，指叙述事件的观察角度和观察点，是对文本中叙述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叙事聚焦往往涉及观察（或讲述）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即“谁讲”和“讲什么”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聚焦者和叙述者不同。叙述者是讲述故事的或公开或隐蔽的人或声音，聚焦者属于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层面。聚焦分为外在式聚焦和内在式聚焦，热奈特把内在式焦点还称为零度焦点，“当聚焦与一个作为行为者参与到素材中的人物结合时，我们可以将其归为内在式聚焦”，而“一个处于素材之外的无名的行为者起着聚焦者的作用”时则可称为外在式聚焦⑥。

《在美国》的第一、二章中，叙述者不再故作无知，采取遮蔽的叙事视角，而是以外在式聚焦的无所不知的视角叙述玛琳娜在波兰的演艺生涯、事业家庭和精神困惑。这种传统叙事视角多采用第三人称“他/她”，叙述者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能洞察过去，预知未来。既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又可以随意进入任意人物的内心挖掘隐私。显然，这种传统叙述方式过于单一、呆板。作者為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沉闷，叙事聚焦时常在外在式聚焦和内在式聚焦之间转换，采用内在式聚焦时没有使用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是创造性地采用第二人称“你”的叙事视角。如在第二章开端叙述聚焦的转变就别具一格：

人有时真需要挨一记耳光，这会使自己的感觉变得更加真切。

当生活给你几巴掌，你会说，这就是生活。

你感到坚强。你希望感到坚强。重要的是要一往无前。

……

她喜欢当演员，因为剧场对她而言就是真理。更高的真理。表演，表演一出伟大的戏剧让人变得更加完美。从你口中说出的全是经过千锤百炼、非常必要而又能净化灵魂的语言。有了化妆技巧，在你现在的年龄，你总是显得非常漂亮。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宏大和丰富的意义。在舞台上，你会感到自己受到角色的感染，得到完善。当她穿着雍荣华贵的服装在舞台上转身，表现出各种姿态，高声朗诵敬爱的莎士比亚、席勒或斯罗瓦基等人崇高激烈的长篇台词，感觉到观众为她的艺术所折服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⑦。（《在》，第30-31页）

这一部分陈述，叙述视角在第三人称“她”和第二人称“你”之间频繁变换，但这两个称谓指的都是玛琳娜一人，一个是真实世界客观存在的艺术家，一个则是这位艺术家内心存在的自我。叙述者一会儿化身评论者的身份，从外部观察、评判玛琳娜，一会儿又化身为玛琳娜内心另一个自我，从容地和女主自如地对话。两种叙述方法灵活转换，一方面客观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故事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直达人物内心，利用人物的自省反观客观现实世界。

第三章的聚焦对象转变成里夏德，一位暗恋玛琳娜的波兰年轻艺术家。该章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聚焦这帮波兰艺术从业者初移民至美国之前和之初时的所见所闻。从第四章开始，桑塔格使用多种形式的叙述文体，如日记体、书信体和内心独白。丰富多变的叙事文体使不同的人物成为故事的叙述者，叙事聚焦由外在的单人一维聚焦转变为内在的多人多维聚焦。小说的最后一章第九章和第零章一样，第九章在结构上似乎是可以独立于故事的主体部分，叙述者此时采用美国著名演员艾德温·布斯的声音，使小说叙述角度又一次发生转换。小说这种独特的多维叙事聚焦是作者苏珊·桑塔格从女性主义书写视域出发进行的实验性创造，这种创造性书写正适合叙述的主观性，也使读者的多样化解读成为必然。

三、女性形象与自我塑造

《在美国》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包括三类：一类是以旺达为代表的处于传统父权社会下的安于现状的女性形象;第二类是以玛琳娜为代表的处于迷茫困惑，希望能突破精神困境寻找自身价值，重塑自我的女性形象;第三类是以美国女摄影师威辛顿夫人为代表的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十九世纪末的波兰和美国，波兰代表着传统的欧洲大陆保守、封闭、守旧的旧世界，美国代表着开放、创新、希望的新世界。十九世纪的波兰在欧洲处于弱势，常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凌辱，波兰妇女是传统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没有接受教育、参政的权利，无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上都备受男权、父权、夫权的欺压，更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美国》中的旺达是典型身处男权束缚下的传统女性。旺达出身波兰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朱利安是一名波兰中学的化学老师。两人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结合，但在基督教教义和社会习俗规约的制约下这场无爱的婚姻无法以离婚收场，男女双方只能在这场无爱的纠结中互相折磨。在知识分子丈夫朱利安的眼中，妻子旺达没有任何魅力而言，就是一个“白痴”（110页），“没有修养”的人（174页），他“本以为可以改造她，她会听我的。结果她只会怕他”。朱利安把他的这次令人绝望的婚姻归结为婚前对女人不了解，而且旺达“当时很年轻”“又需要个伴儿”。（110-111页）朱利安把他和旺达的婚姻解读为“让人气馁的婚姻”“缺少爱情还得厮守一辈子”。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折磨让朱利安渴望离家出走，“销声匿迹”，到一个“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去。（110-111页）跟随玛琳娜去美国就是朱利安希望改变、摆脱这令人窒息的婚姻的办法。在移民美国的前期准备时期，朱利安已经迫不及待地和旺达分居了。妻子旺达在小说中是一个被故意遮蔽起来的人物，除了在阿纳海姆旺评论里夏德的小说时说了一句有象征意味的話，“我讨厌悲剧性的结尾”。（174页），旺达在小说文本中的“出场”总是通过其他人物的言谈话语才被读者知晓。她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二章玛琳娜写给里夏德的一封信中。信里，玛丽娜劝说里夏德来乡村城镇扎科帕内商讨去美国的事宜，顺便“可以看管旺达的丈夫，不要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使旺达安心;她现在正为分居感到沮丧呢”。（75页）之后在前行去美国探路的轮船上，通过丈夫朱利安对婚姻及她的描述，读者眼前渐渐出现了旺达的一个大概轮廓：年纪轻轻就嫁给了中学化学老师朱利安，在作为知识分子的丈夫面前没有受过教育的旺达显得笨头笨脑、唯唯诺诺。在强悍、霸道的丈夫面前服软示弱好像并没有让他买账，丈夫一直公开叫喧着婚姻的压抑和沉默快把他逼疯了，他要逃离这个家，还自己也还旺达自由。

对于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叶波兰的旺达而言，离婚是奇耻大辱，作为一个女性独自生存于社会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天方夜谭。朱利安的分居让旺达无比困扰，朱利安决定跟随玛琳娜去美国寻找理想中的乌托邦，旺达作为妻子只能跟随，但美国这个在朱利安眼里象征希望和自由的国度所秉持的价值观：夫妻可以离婚，却和旺达的理念不相容。旺达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幸福，可又不愿和丈夫离婚，无疑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逼迫旺达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旺达是千千万万生活在父权、夫权社会中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叙事文本中旺达被作者故意遮蔽的身份象征着她在现实世界中的“零”存在。女性就是依附于“亚当”的那个“夏娃”，男性是主宰、主体。主体消失了，附属物没有了依附，自然也随之消亡。关于女性面临的“无名的问题”，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中指出，当女性被束缚家中，将精力全用来养育孩子时，她们遇上了缺乏个人成就的问题。这是一种极度厌倦的感情，一种烦躁的状态。对于旺达而言，丈夫的厌弃就是对她全部价值的否认。

《在美国》中第二种女性形象是以美国女摄影师威辛顿夫人为代表的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是桑塔格女性主义思想的外化。作为自由摄影师，让波兰定居者对她着迷。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卸下一个又一个的箱子，里面装着易碎的玻璃盘，装着化学原料的袋子、瓶子、折叠起来的三脚架，还有她所谓的“宝贝”，即费城的照相机箱。她支起深色的帐篷，把盐、感光乳剂放在帐篷里，安顿好清洗感光盘和显影盘的水槽，打开三脚架装好照相机。除了让人取水装满水槽，好清洗五乘八英寸见方的玻璃盘之外，她什么事也不让男人帮忙。（195页）

一切事情都亲力亲为是女性主义独立意识的重要体现，这一特征标志着女性有强大的自我意识，有独立的思想见解;在男性面前，敢于抗争，具有叛逆精神。威辛顿夫人原先和丈夫住在纽约，在“淘金热”的推动下来到加利福尼亚。后来丈夫在一次事故中不幸丧生。无依无靠的威辛顿夫人并没有再嫁人，而是决定学习掌握日光胶版术。当时，“一个女人挂出摄影师的招聘很有点标新立异，要当流浪摄影师，那么多沉重的箱子拖来拉起，就更是离谱”。（198页）但威辛顿夫人通过努力做到了。她原本还想当土地测量员，“但人们不让女人做这个工作”。威辛顿夫人拥有独立自主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她从不把婚姻视为女性获得幸福的唯一手段，从不把婚姻视为女性的最后归宿。她认为女性也可以和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事业，能够和男人一样养活自己。

其次面对职业选择上的不公平，面对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她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也做出自己的选择。不得不说，威辛顿夫人女性意识的崛起受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影响。小说中第一种女性形象，即以旺达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们的悲剧在于她们通常根本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威辛顿夫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新女性”代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已悄然出现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的“新女性”，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新女性”通常被称为“弗莱帕尔”（flapper）或“新型女权主义者”，她们成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

小说中第三种女性形象是求索中的女性形象，以玛琳娜为代表。女主人公的求索是一种突破精神困境的求索，是桑塔格自己的翻版。玛琳娜从七岁进入剧场开始演戏，依靠独具魅力的表演才华成为波兰人人追捧的舞台皇后，并和华沙帝国剧院签订终身演出合同，达到演艺生涯的巅峰。但与此同时，玛琳娜经历了祖国波兰因弱小而被列强侵扰的悲惨命运。被俄国占领的波兰只有在剧院才能使用波兰语，演出剧目的内容略有激进的爱国主义倾向就会有沙俄政府的警察来质询。面对软弱的祖国，渺茫的前途，玛琳娜深深陷入混沌和迷茫中。可以说，她的故事体现了后现代社会的两个典型命题：虚无的存在和分裂的自我。

约翰·福尔斯认为要深刻认识挖掘自我，应兼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进行，“‘内在表现为自我的封闭、孤独、分裂、破碎;‘外在则表现为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在世界的疏远、对立及异化关系”⑦。玛琳娜的精神困境同样可以从这两方面探究。玛琳娜的精神困境首先来自舞台事业遭遇到瓶颈。因为竞争对手的倾轧，戏剧批评家的嘲讽，再加上“观众喜怒无常，且喜欢更年轻的新面孔”。（《在美国》P51）面对受阻的舞台事业，玛琳娜希望在原有的舞台上突破自我显得困难重重。离开波兰，离开舞台，从新的国度、新的生活中寻找灵感成为玛琳娜寻找自我、重塑自我的良方。其次命运多舛的祖国使玛琳娜绝望。小说呈现了1830年波兰反对俄国的起义、1863年反对奥地利的自由民主革命及统治者对起义的残酷镇压和波兰被欧洲列强3次瓜分的历史。目睹热爱的祖国备受凌辱，波兰人民一次一次被统治者无情镇压，从小就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玛琳娜和许多波兰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一样，爱国激情严重受挫。身处被列强瓜分、面对虽为波兰人却无公民权的窘境，玛琳娜被一种强烈的无归属感笼罩着。离开这处绝望之所、这片伤心之地，到新的未知世界开创新生活仿佛成为当时玛琳娜唯一的出路。

最后，玛琳娜还希望摆脱自己分裂的人格、情感的纠葛。童年的孤寂促使女主人公人格发育不完善，在寻觅心灵伴侣的道路上阻碍重重。除了和第一任丈夫复杂的感情纠葛外，玛琳娜在现任丈夫波格丹那里找不到宣泄内心苦闷的出口，虽然波格丹对她百依百顺。热情似火的追求者里夏德无法给予心灵上的契合。在现实生活中无人能拯救玛琳娜于人生的困惑，她就投身事业中，到舞台上寻求答案。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玛琳娜将舞台视为麻醉剂，麻痹自己的情感，逃避真实生活中的困扰。但是，舞台终归是虚幻的世界，脱下戏装、走下舞台的玛琳娜仿佛被打回真身，又变回一个丧失心灵归属的孤魂野鬼。既然旧的世界无法拯救玛琳娜的精神危机，唯有“走出去”，到新的世界开拓全新的自我。

玛琳娜和她的追隨者选择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为全新的开始。在那里，他们舍弃繁华的大城市，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纳海姆，一个偏远、封闭、落后的乡村，要在这样一个原始之地建筑他们理想中的乌托邦，拯救精神危机，洗涤困顿的心灵，重塑自我。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贫瘠的阿纳海姆仿佛具有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

眼前出现一片纯净的景象，一望无际的荒漠最初似乎像是威胁，随后变成刺激，变得麻木，变成全新的觉醒和激励。他们开始体验到荒漠唤起了一种真正虚无的感觉，无声、无味，单调枯燥，荒无人烟的景象，在每个人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产生一种令人心醉又孤寂的印象;逐渐，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积极，愿意体验孤独的愿望。大家都有玛琳娜一样的渴望：独处一地，完全孤寂（如果我，或者她，或者他？……）;没有巧合，不用感到内疚，任凭自己想象：就在广袤的荒漠之中，自己的至亲至爱突然消失。想象难道不就是欲望？他们须臾屈从于麻木不仁，然而，某种更深刻的恐惧使他们立刻从麻木的感情中解脱出来。这是心灵的净化和磨炼。是转身返回的时候了，该重新返回潮湿的土地，返回湿润的生活了⑧。（141页）

显而易见，阿纳海姆无法实现玛琳娜们宏伟的期冀，这片所谓的“世外桃源”无法帮助他们完成和旧我的割裂，因为这里远离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彼此之间只说波兰语、按照旧有的习惯心态就可以继续生活。这完全背离他们原始的初衷——重塑自我，开辟新世界。再次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玛琳娜没有灰溜溜地返回波兰老家，而是再一次选择突破困境重塑自我。这一次她登上了美国的舞台，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阵地上脱胎换骨，成一个全新的玛琳娜。之所以称美国的舞台熟悉是因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共通性，在波兰拥有“舞台皇后”桂冠的玛琳娜是舞台上的翘楚。但不得不承认，表演艺术一定是一门语言艺术。离开了祖国的玛琳娜，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语言自然成为她生活和事业上最大的障碍。经过刻苦努力，玛琳娜顺利通过了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剧院的英语饰演，最终站上了美国剧院的舞台。拥有表演天赋和艺术张力的玛琳娜很快就征服了美国观众，她再一次被掌声、鲜花、观众、戏剧评论者包围。至此，玛琳娜在这个新的国度好像已华丽完美地完成了自我重塑的蜕变过程。

为了让玛琳娜的异域背景更凸显，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戏院老板和经纪人把玛琳娜拗口的波兰名字改造成了“玛菱娜·扎温斯卡”，还在名字后边加了贵族头衔。从此，玛琳娜在美国剧院海报上的名字就变成了“扎温斯卡伯爵夫人”，这个包含着她第一任丈夫的姓氏和第二任丈夫的贵族头衔的奇特组合。改名事件象征着玛琳娜被“异化”的过程。新名字使想在新世界重塑自我的女主人公好像永远被隔离在美国社会之外，无时无刻不被剧院、观众、剧评人刻意强调她“外国人”的身份。好像她在美国舞台上的艺术成就不是她自身艺术功底、表演天赋的胜出，而完全得益于她那神秘的异域背景。被强行冠之的新名字使玛琳娜感觉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荡然无存，既失去旧有的自我，又被搁置在新世界之外。“她漂流的本意原是为了寻找一个‘自我——一个稳定、完整、统一的‘自我，结果却发现找到的是一张面具”⑨。在新世界的玛琳娜时刻戴着这张面具，掩盖着没有归属感、没有自我的慌张和沮丧。

注释：

①选自2012年版上海译林出版社《在美国》一书“译者的话”部分，著者为廖七一，题为“人性与艺术的不懈探索——评桑塔格的《在美国》”。

②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

③苏珊·桑塔格，著.陈耀成，编.苏珊·桑塔格文选[M].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6：63-64.

④⑤⑧苏珊·桑塔格，著.廖七一，李小均，译.在美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4，1-2，141.

⑥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8.

⑦张和龙.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24-25.

⑨李小均.漂泊的心灵失落的个人——评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在美国》[J].四川外国语学报，2003（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