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贪电影：法治文化与类型创作的双重凝视

肖 军

香港反贪廉政电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繁荣于本世纪头20年，尤其是近10年发展势头喜人。该类型电影的问世、发展与香港的法治环境互为观照。电影叙事是一方面，而从叙事中反映出当下反贪廉政主旋律是另一方面。如何在法治环境下将该类型电影做大做强，弘扬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传播法治文化，是摆在包括创作者在内的电影人以及影评人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香港反贪廉政系列电影历史发展与典型特征

（一）历史发展

在香港电影史上，关于反贪廉政系列的电影出现的时间较早，并占有一席之地。这受到1974年葛柏案以及随之成立的廉政公署之双重影响。在1975年，由吴思远执导的影片《廉政风暴》（Anti-Corruption）在香港上映，当时票房超过250万港币，可见其影响力。上个世纪90年代的几部影片更加全面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近年来，香港反腐廉政系列电影更如雨后春笋，从2014年的反贪系列第一部《反贪风暴：Z风暴》（Z Storm）开始，仅6年的时间，就已经拍到第四部，陆续有《反贪风暴：S风暴》（S Storm，2016）、《反贪风暴：L风暴》（L Storm，2018）、《反贪风暴：P风暴》（P Storm，2019）。而2019年上映的廉政系列第一部《廉政风云：烟幕》（Integrity）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如表1)。

表1 近年来香港反贪廉政系列电影有关情况一览表 （票房单位：人民币）

从票房上看，反贪系列电影呈递增趋势，从第一部到第四部，票房几乎都在翻倍，这也直接导致排名逐渐上升。而廉政系列电影开局并不顺利，仅收获1.13亿票房。至于评分，除了《P风暴》，其他的几部均未超过6分。究其原因，与该类型的特征密切相关。

（二）典型特征

1.多个主体，关系复杂

在香港反贪廉政系列电影中，主角当然是廉政公署。一方面，在廉政公署内部，有一个L组，专门负责调查廉政公署人员自身是否有贪污受贿行为，同时区分了防止贪污处、执行处、社区关系处。L组在《Z风暴》中已经体现，而在《L风暴》戏份更多，主要是调查身为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陆志廉是否有受贿行为，这恐怕也是第三部称为“L风暴”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与廉政公署相对应，还存在警察部门甚至其他部门，尤其是重案组、刑事情报科、O记、商业罪案调查科等部门，在《L风暴》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主体——联合财富情报组，由警察和海关人员组成，负责调查洗黑钱；在《P风暴》中主要是监狱，这也是第四部命名为“P（rison）风暴”的原因。

2.极少推理，重视证据

在反贪廉政系列电影中，主要讲述廉政公署侦破案件或还原了廉政公署成立的那个时代，而主体决定了该类型并非以推理著称，而是以证据为主。廉政公署办理的是贪污贿赂案件，这些案件嫌疑人很容易找到，并不需要复杂推理。正因为如此，此类影片可能无法时刻吸引观众，因为观众不必担心错过某些细节——破案的关键，而导致不能找出凶手是谁。

3.打斗场面，不够刺激

反贪廉政系列影片毕竟不是警匪枪战片，所以在打斗上多是近身搏斗，只是在《L风暴》中出现了街头枪战场景、《P风暴》中出现了在安全屋枪战情景。但总体而言不够刺激，没有引发观众的共鸣，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动作大片相比显得捉襟见肘，这恐怕亦是评分不高的原因之一。有评论认为，在某些场面的执行上，甚至暴露出了不够精致的电视剧感。

二、香港反贪廉政系列电影类型法治效用

越来越多的反贪廉政系列电影上映，确实与内地积极倡导的反腐倡廉大环境休戚相关。带有港味的反贪系列、廉政系列的电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与此同时，香港本身就具有反贪廉政的优秀传统。如果说20世纪影片还只是在历史性地还原廉政公署成立前后以及当时警察贪腐的事实的话，那么近几年来的这几部将重心放在了廉政公署成功破获多起典型案件（也有部分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叙述上的电影，是时代变迁引发的题材变革与创新。正是因为廉政公署具有值得学习之处，所以该类电影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类型片，还兼具法治传播和法治文化意义。

（一）时刻警醒，宣扬法治

香港廉政系列电影兼具宣扬香港法治文化的功效。香港法治程度较高，在一些做法上值得学习，而反映在电影中就是时刻警醒执法人员，需要遵循法治。在《L风暴》中指明，香港廉政公署为香港法治守最后一道门，L组则是守最后一道门的最后一道门。[1]由于该片是合拍片，也是该系列为数不多的涉及内地的影片，所以也同时宣扬了内地反腐的决心，是一种题材上的创新。在影片的最后，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处长洪亮说,任何人，无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有什么样的后台，一旦触犯了法律，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我们反贪局就是要向这些腐败分子亮剑。如果连我们都感到害怕，不但会让人民失望，还会让这些腐败分子更加猖獗，我们要相信法律。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当下内地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而且在诸多影片中，无时无刻都反映出了这样的理念，成为了该类型电影的一大风格。至于《烟幕》中刘青云饰演的廉政公署高级调查主任陈敬慈一直强调的“打大老虎”，《Z风暴》中说要将“权力关进笼子”更是契合了两地反腐倡廉的一致性——四部反贪风暴主题都是重拳“打老虎”，第一部在警界内部（受贿）、第二部和第三部在企业（赌假球、洗黑钱）、第四部在监狱（受贿）。廉政公署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卫者，这一份信念一定要坚持。《廉政风暴》同样传递出这样的理念：玩弄法律的人，最终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

（二）执法过程，科学有效

在《S风暴》《L风暴》中，都体现了执法人员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是一个提醒，当然也是提醒现实中的调查人员要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避免出现纰漏，也算是影片对现实的一个回应。《S风暴》中执法人员冒充石总，对方故意将关系人说成是“易超安”进行试探，还好在接触的过程中，有了后援支撑，及时查到关系人是“易超宏”，挽回了信任。只是在后续进行时，对方采取干扰措施发现了现场在窃听，进而取消了下一步会面。这提醒现实中的执法需要改进技术——防窃听装置在影片中已经很普及了，必须有所应对。而在《L风暴》中执法人员为了打入内部，冒充菲律宾走粉人员，而在对方用菲律宾语言和事件试探过程中，也能从容应对，看来是早有准备。即在接头过程中，要做好充分估计，不仅是语言方面，还在于随机应变的综合素质等方面。

（三）法律程序，不容违反

法治社会的执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不能违反。这是影片宣传的一大理念，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在《L风暴》中，L组怀疑陆志廉私下骚扰证人，于是向上级请示，是请回来问话还是直接采取措施？得到的答复是，直接依照程序，发布通缉令并监听、监控，不徇私情。查案不能考虑其他因素，否则执法者会沦为政治工具。

而在《烟幕》中，方中信饰演的马旭文（陈敬慈上级）则强调，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是在进行卧底情报搜集之前一定要有一份正式的档案做记录，用来确认授权和申报支出，否则相关的犯罪证据法庭是不会受理的。言下之意,之前证人许植尧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没有证据能力。不仅如此，还让陈敬慈自己辞职。由此可见，在香港程序控制非常严格，一旦违反不仅证据无效，执法人员还需要负上责任。这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警戒。

三、香港反贪廉政系列电影类型创作改进

（一）内地程序，查清问明

香港电影在讲述香港法律时，事无巨细，条条有据。但在涉及内地法律时，错误连连，漏洞百出，这尤其表现在该系列的合拍片《L风暴》《P风暴》中。我们细数一下错误，多达10余条。《L风暴》一开始将镜头对准了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张鹏，54岁，汉族，副部级干部，涉嫌巨额贪污受贿。据初步调查，很有可疑，金额可能有几十个亿，赃款下落不明。但他本人和亲属名下所有账户一切正常，是否通知纪委对他进行“双规”？不行，张鹏属于副部级领导干部，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能轻举妄动。简单的对话，错误不少：首先，内地早已取消“双规”，已用“留置”取代“双规”措施。其次，依其所言，如果不是国家干部，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可以采取行动？显然也不对。

在《L风暴》的最后场景，叙事又回到了内地。在抓捕张鹏前，问“拘捕令”下来没有。正在紧张氛围蔓延时，终于等到并出示“拘捕令”（在手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拘捕令，粤（检）字第一号，发文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受文者：张鹏，等等信息。首先，内地并没有“拘捕令”一说，而是“逮捕证”。其次，既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文书，文号怎么可能是“粤（检）”。最后，整体形式错误。究其原因，创作者在叙述涉及内地法律环节上，并没有仔细研究，而是仿照香港或熟悉的法律进行，导致错误频出，极大拉低了影片的整体效果。建议今后在创作涉及内地的影片，尤其是反贪廉政系列影片时，一定要仔细查阅或向专门人士咨询内地法律。

（二）细节漏洞，尽量避免

除了法律程序错误外，该类影片中还存在一些细小漏洞，不仔细观察难以发现。不过一旦发现，却是影片的致命伤。在《烟幕》中，廉政公署调查人员找到优步司机，调取了行车记录仪中的影像，显示2018年6月11日早上06：59：22左右，送的两位乘客下车。当调查人员请其中一个回来调查时，同步录音录像显示时间却为2018-4-30。显然不对。一方面，行车记录仪的时间肯定是正确的，否则调查人员不会提出来；另一方面，调查其中一个乘客并录音录像的时间应该也没有问题，否则就是程序错误。那么解释只有一个，影片拍摄过程中的疏忽导致并未注意两者的差别。由此可见，在影片后期制作、剪辑等过程中，需要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帧一帧看，注重每一个细节，避免出现错误。

（三）增加推理，复杂结构

此类影片还存在重证据轻推理问题，如在《Z风暴》中，妻子举报丈夫收贿款，合伙人举报另一人洗黑钱，现在举报人或受到威胁，或意外死亡，很明显有问题。直接查丈夫和合伙人之间有无金钱往来，这种简单的推理似乎并不构成智商考验。同样，在《L风暴》中，调查张鹏涉嫌巨额贪污受贿，接下来的手段也只是对张鹏进行24小时监控以及对张鹏私生活进行调查因为很有可能涉及钱权交易，即下一步的侦查方向过于简单，普通人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P风暴》中更是直接卧底到监狱收集管理人员受贿的证据和嫌疑人行贿的证据，略显简单。而在《烟幕》中稍微复杂一点，开庭完后廉政公署调查案件分为五个组：A组负责协调和组织其他小组、B组负责证人、C组负责行动（向法庭申请搜查令搜查年代投资公司）、D组和E组在C组行动完后负责查看、整理文件。后续通过分头行动来调查这起贪污案，但整体而言也不算复杂。这些具体情节证实了上述结论。

纵然该类影片特色决定了推理的薄弱，但是，如果适当增加推理使得叙事架构多元化势必能够提升影片档次。其中，叙事架构可以是多重视角，也可以是多线剧情，涉及到不同视角、剧情同时推进，加上创作者架构起自己的叙事体系和层次聚合[3]，并在弄清戏剧性需求（dramatic need）的基础上将整个故事都安置在戏剧性结构的情境之内。如此一来，创作者势必能呈献出极具吸引力的故事。从法律工作者角度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件往往比影片中表现得还要复杂、曲折甚至离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扩大素材来源至实务部门，感受实实在在的案件，而不是创作者空想，势必能更好地将人物、情节、事件以亦真亦假的方式串联起来，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实践经历+故事戏剧化就等于戏剧化真实，是创造性研究的必经之路。

（四）情节设计，悬疑烧脑

在情节上，香港反贪廉政系列影片似乎缺少系统化的设计。《Z风暴》前面剧情铺设很充分，而在最后就一两句话说人已经抓到，草草结案，显示出布局有余而严密不足的力不从心感。这同样发生在《烟幕》中，前面为了让证人出庭作证费尽心思，最后因为程序违规导致证人的证言无效，于是直接交代找到了华南烟草公司大太子，相信他就是幕后老板，戛然而止。在悉德·菲尔德（Syd Field）剧作法中，“特别精彩意外的结局”是好剧本的标准之一，这点香港警匪片《无双》已经证明。

虽然反贪廉政类型片不像警匪/悬疑推理类型片那样烧脑，最引人入胜的设置之一就是在真正的犯罪人之外安排一些用来混淆视听的迷惑项，即所谓的“红鲱鱼”。这些“红鲱鱼”是误导观众思路的诱饵，观众“误入圈套”后以为混淆视听的人是凶手或者很明显的事件是破案的线索。但作为该类型片，还是可以适当安排一到两个迷惑项作为情节设计，即从当事人身边的人入手，设计出与之相关的情节，将观众引入“歧途”。即便是这种安排迷惑项的运用较为适合以本格派推理为主的影片，只要可以学为所用，并不削弱反贪廉政系列影片的内核。设计多情节围绕一个关键案件展开。不断延续故事、发展人物模式，关键案件是轴心和发动机，情节将案件向前推进并主动让观众去推测最终的结局。

结语

习近平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香港作用明显，并应当有所担当。从包括法治文化在内的事项来讲，香港可以作为一个“超级传播人”，不仅通过反贪廉政片传播香港本土法治文化，而且要传播中华法治文化，多创作一些以人民为中心的精品，表现出高尚的职业素养和先进的法治理念。毋庸置疑，这对香港与内地反贪廉政片的创作与艺术表达相互借鉴、主旋律的把握、正确价值观的弘扬乃至整个法治社会的构建都有积极作用。

“守正创新”是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为占有一席之地的反贪廉政片，尤其是在法治社会下的创作，按照上述的建议并守住主流价值观进行，使之具备电影艺术的基本要求。相信在电影技巧、电影语言、电影题材上进一步创新，并加上建设法治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等因素，中国电影的未来同样是一场“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