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雾津纪行》的双声性与复调性
——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视角

2019-12-26 07:12徐娅玲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9年27期
关键词:巴赫金小说

徐娅玲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116044)

《雾津纪行》是韩国作家金承钰在1964年10月发表于《思想界》的短篇小说。关于这部小说有从时间空间特征或者诗学文艺学美学角度分析其语言特色,还有从精神学的视角研究小说人物扭曲的意识形态 。但少有人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出发对该小说对话中所体现的双声性与复调性进行解读。因此,本文尝试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的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理论对小说文本进行研究。巴赫金强调“一切言语体裁(言语交际的一切形式)具有普通对话性,以及对话与独白之间的相对差别”。这说明一切表述都具有对话性质,这种对话一方面是小说内部的对话,即微型对话,重点体现在小说主人公的独白以及对话之中。而独白和对话具有双声性,能够有效地揭示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展现主人公自身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分裂过程。另一方面是小说外部的属于主人公与自我与作者之间以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即大型对话。这种对话像是音乐中不同旋律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调和了小说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使小说呈现出复调性的艺术特征。

1 微型对话与多声性

巴赫金的语言思想是建立在交际、对话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在巴赫金看来,人的自我构建必须以他人为参照物,而语言总是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对话关系中,不可能有孤立的,脱离与他人话语相联系的语言。《雾津纪行》中“我”的形象和内心情感的变化也是通过雾津遇到的人并与之建立对话产生的思考。去雾津前 “我”是即将上任制药公司的理事,有一个协助“我”的妻子和有能力的岳父,他们希望“我”接任前去乡下好好好休息。起初雾津之行于“我”而言是对首尔的短暂逃避,但接下来见的人让“我”看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艺术分为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微型对话是与双声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微型对话的表现形式包括“独白中的对话和对话中的对话”二者相互作用使主人公原有的意识形态被颠覆。

到雾津的当晚“我”首先见到后辈“朴”。当朴问“我”怎么回来了的时候“我”虽然看出他是真心欢迎“我”,但“我”的回答却是“我怎么就不能回雾津呢?”并且“我”为自己脱口而出的方言感到反感。面对没结婚事业没自己好的后辈说的“前辈您是解放以后,雾津中学走出去的人当中混得最有出息的人。” “我”笑着反问“我吗?”。“我”内心虽然骄傲“我”混得比其他人好至少比后辈好,但“我”需要表现出谦虚。当朴提到与“我”同期且与“我”很亲密的“赵”现在已经是税务局署长时,“我”的一句“啊,那样啊”蕴含的是一种失望。

朋友赵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与白白高高的“我”相比较产生了劣等感。从小看手相说他命不好,为了掌握好的命运,他不懈努力,终于是成功过上了好日子。

“我”之所以回想赵以前,一方面是想弥补内心攀比后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赵发展至今靠的是自己的奋斗而自己靠的是妻子和丈人。“我”内心有些惭愧但又无法摆脱这份优越感。见到赵“我”首先问他“难道现在还没结婚吗?”也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的一种方式,毕竟三个人中就“我”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况且“我”是第一个被介绍给客人们的,“我”的身份和地位为“我”带来了满足感。所以一开始自豪和骄傲占据着“我”内心全部。但随后“我”遇到了何仁淑,一个让“我”内心世界发生分裂女人。个性不可避免地要同外界发生冲突,首先是同各种习俗成规发生外在的冲突。由此出现“荒唐事”(这是个性的激情最先又最外露的表现)。小说中这种所谓“荒唐事”便是有妇之夫的“我”爱上了音乐大学毕业的何仁淑并之发生关系,还想带她私奔。

小说中的双声现象可分为人物话语和非人物声音两类。人物话语又可以分为对话和独白。这三种不同声音推动着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同时也让主人公意识到赵和朴是现在的“我”的一个缩影,而何仁淑是曾经追求理想,不屈服现实的“我”的一个反映。首先人物话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朴抱怨唱古典乐的何仁淑不该在一群俗人中唱流行歌时“我”安慰他说“有唱古典乐的地方也有唱流行歌的地方,不用非说到可怜的地步。”其实“我”撒谎了,因为“在雾津谁都这样想,都认为别人是俗物。我也这样认为的。”“我”嘴上说都一样心里却鄙视这些俗物,可行为又不自主朝向俗物。于是“我”变得虚伪。通过与何仁淑的对话“我”了解到她讨厌雾津,渴望“我”带她去首尔。而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告诉她首尔只意味着责任,本想劝她打消念头但她明朗又天真的声音让“我”动摇。并且从赵那了解了何仁淑的情况后“我”更加心疼她,渴望见到她,这种冲动将“我”包围,于是“我”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出轨了。

我打算回忆一下不久前和她的谈话,分明谈了很多内容,但是现在留在耳边的却没有几句了。或许再过一会,当这些话从耳边移到脑中的时候,从脑中移到心中的时候,还会再消失一些吧。不,谁知道最后会不会全部忘记呢。……一旦离开雾津的话恐怕连这些也会从我的心头抹去的。

从上面这段独白可以看出“我”并不是真爱何仁淑,只是想从她那里获得心理上的慰藉来弥补内心的疲惫和压力。与何仁淑接触的越深“我”越发变得不安,“我”意识到自己背叛了妻子的同时又无法放弃安逸和享受,这种矛盾心理持续折磨着“我”使“我”痛苦。关于《雾津纪行》中的非人物声音,首先要说的就是警笛声。

我在钻进被子里时宵禁警笛拉响。那是一种突来的吵闹声。那声音很长。所有声音所有思考都被警笛声吸收了。最终,这世界变得一无所有。只剩这警笛声……

同样的描述小说中出现过两次,都是在深夜“我”因思考与何仁淑的关系而无法入眠时出现的。除此之外还有“十二点之后的青蛙叫声”和“不知哪里响起的一点报时的手表声音”和多次被提及的“信”。这些都是对“我”在雾津所作所为的警告。值得一提的是信一开始是无声的,上面凄凉的话承载着“我”的情绪,它让“我”感知到自己的孤独和无助。后来妻子发来电报,于是信由无声到有声。“我”开始与信“谈判”。小说中这段自言自语式的谈判可以分成主人公与信的对话。

妻子的电报:“这一切都是因为偏见。” 我摇头说:“不是。”

妻子的电报:“这一切都是因为给予了旅行者自由。”我摇头说:“不是。”

妻子的电报:“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失都将会被遗忘。”我摇头说:“但是会留下伤口。”

“我”不断哀求妻子的电报,希望能再最后一次肯定自己在雾津遇到的一切,“为此我们斗争了好长时间,最终我和电报拟订子一份妥协方案。”这种在人物的自述中插入其他言语是典型的双声语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不同声音出现,造成主人公思想矛盾达到高潮,意识形态变得更加丰富。

2 大型对话与复调性

当内部的思想矛盾突破双声语阶段而分裂为两个人的意识时,思想矛盾便成为作品的结构形式,而且自始至终贯穿于整部作品中,这时的内部对话就成为“大型对话”。所谓大型对话是突破语言层面进一步表现为主人公与自身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但有个条件,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要真正描绘出来,而不是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主人公不能与作者融合,不能成为作者声音的传声筒。因此还要有个条件,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种种内容要真正地客体化,而作品中主人公与作者之间要确有一定距离。如果不剪断联结主人公和他的作者的脐带,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个人的材料。这就是所谓的复调性。《雾津纪行》中,主人公伊熙俊是一个生活在产业化时期且有家庭有妻子有很好事业的鲜活人物。他去雾津不是为了讲述他是谁而是为了弄明白他是谁。所以主人公的一切特征既是作者赋予主人公的也是主人公自己探索出的。但不可否认小说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它一定程度上是融合了作家的经历和思想。例如雾津就是以作家的故乡顺天为背景,其中的“我”在结婚前深爱的女子“姬”也是作家以自己初恋为原型刻画的人物。并且,金承钰在写这部小说时正值光州民主化运动爆发,由于部分原稿丢失及其他原因,作家只连载了十五载便停笔了。那时候作者的生活相当艰辛,没有收入来源产生的压力痛苦和无助在小说中也深有体现。

在这个社会的世界中,多元的领域不是不同的阶段,而是不同的营垒;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不表现为个人走过的道路(不管是升还是沉),而表现为社会的状态。社会现实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在这里是以一个时代的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雾津纪行》亦是如此,它所呈现的正是韩国60年代城市化加速后人们在巨大生活压力下产生的彷徨和不安。正如作家本人所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歌颂首尔战争般的生存状态还不如说是来往于雾津首尔后对自身的客观认识和寻找。”由此可见,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是小说颠覆性的根源。小说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展开,深入挖掘出了人类内心世界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并且由小说结尾“我”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离开了雾津这样一个未完成式的结局可知主人公对自我的认知亦是未完成。因为作家给予的思想是有限的,但主人公的思想是无限的。

3 结论

《雾津纪行》利用语言的多声性来颠覆小说主人公原有的意识形态。从首尔到雾津,主人公由压抑、失意、挫败逐渐转向骄傲虚伪。接触了何仁淑后主人公又变得自私、懦弱、无责任心。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前者取代后者的颠覆性。并且主人公在自我矛盾达到高潮时本该做出改变,也差一点做出改变,但结局却是他将给何仁淑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撕碎,默默离开了雾津。这样的结局是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因为主人公知道自己无论多么想打破大都市的束缚和内心的压抑却始终无法对抗残酷的现实,无法放弃所拥有的一切。所以最终在经历长时间的挣扎和痛苦思考后选择了无为而治,顺应现实,这是主人公面做出的个人与社会的妥协。

与此同时,《雾津纪行》也是一部复调性小说。作者结合自身经历想要向读者传达韩国60年代年轻人所承担的压力和痛苦。让读者更加明白主人公一切行为背后都有一定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小说主人公自己也在向读者展现寻找自我的过程,这种展现不像作者那样局限在某个时代,而是有时代感染力,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感受和理解主人公所处那种环境下的纠结和无助。最后,笔者希望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的《雾津纪行》能让更多人对此小说以及对作家金承钰的其他作品有一个新的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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